新浪財經訊 博鰲亞洲論壇2010年年會于4月9日至11日在海南省瓊海市博鰲舉行，以下是“全球金融監管的新格局” 的全部文字實錄：

　　21 世紀的金融，20世紀的監管。金融市場的全球化，彰顯了跨境監管的缺位。在類似于WTO的世界金融組織(WFO)還遙不可及的今天，如何充分發揮金融穩定委員會與IMF的作用？需要進行哪些迫切的改革？全球金融監管最終將形成什么樣的格局？金融系統還潛藏著哪些風險？當下一次危機來臨時，我們的預警、防范、應對機制能夠到位嗎？

　　主持人： 彭博電視臺記者安允文

　　討論嘉賓： 中國銀行業監督委員會主席劉明康

　　博茂資產管理公司(Permal)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Isaac Souede

　　臺灣金融研訓院董事長許嘉棟

　　美國先驅資本伙伴基金首席執行官范成飛(Philip FALCONE)

　　胡祖六

　　安允文：各位朋友，早上好！我的名字叫安允文，是彭博電視臺記者。非常感謝各位參與我們這一節的討論，我相信我們會有非常精彩的討論。我們談的話題是關于金融、監管和改革。既會談到西方的情況，也會談到中國的情況，因為現在是全球化的經濟，資本的流動是全球性的。在美國，我們現在也在探討他自己的金融改革，包括參議院、眾議院都談在談，很快就會有自己的決議。美國這個國會想等到醫療改革提案之后來去做他自己的改革決議，我們在這75分鐘當中，包括政府、企業、監管部門一起探討這個話題應該講也是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我在這邊有7年時間，也看到有非常大的變化，我們也都知道中國有非常多的變化，而且全球事務中中國也發揮越來越大的聲音。我們要談的是中國應該發揮多大的聲音，是不是應該發揮更大的聲音。加拿大有一個政策決策者說進入監管的這些規則當然非常重要，但是裁判是會要來控制整個比賽的規則和節奏，我在這里首先介紹一下我們的幾位嘉賓，然后聽聽他們的見解。

　　我左邊這位是中國銀行業監督委員會主席劉明康，我們知道中國過去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現在我們要談的是可持續的復蘇。您也一直是談到中國怎么能夠使用西方的模式進行自己的改革，您是怎么看待整個全球或者西方金融監管體制重新的改革以及中國怎么樣發揮更大作用？

　　劉明康：我們從這一次危機當中所吸取到的教訓，美國、英國和其他國家是不是需要減少他們相互之間的聯系，這些其實都是非常重要的話題，我們都要記住。從管理、監管角度來講，我們必須要去減少自由市場，不能完全相信是能夠完全自己進行監管，有的時候需要外部的一些幫助，我們的監管必須要非常有效，而且是要符合整個市場的活動。如果我們受到有些問題的話，要能夠及時拉到正確的軌道上來，我月的這恐怕是這次經濟危機當吸取的教訓。中國金融銀行體系還能保持健康的原因，大家看到我們沒有出現銀行擠兌的現象，也沒有通過政府在這次金融危機當中進行注資。整個銀行體系去年新發貸款達到十萬億，今年可能會達到七點五萬億從而支持經濟復蘇。我們對風險管理、風險控制也設定了范圍，我想在這樣一個風險管理的框架之內，我們就知道怎么能夠對新發的貸款進行更好的風險管理。 

　　其實在中國從監管這個角度而言，我們可以看到的是我們是堅定這樣一個原則，就是要回歸基本面，我覺得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國我們一直是認為傳統的那些基本的、最簡單的，但是非常基本的這些要素還是不應該忘記，不應該被忽視。而且不能因為我們所說的金融行業的創新或者調整就完全忽視了基本面。很多時候我也會經常告訴我們那些監管的部門：第一，要回歸基本面，要去減少我們的杠桿，而且要減少相互的聯系，我指的是結構上以及包括我們的開發業務模式。第二，如果你沒有經驗、沒有相應的技能，而且也沒有一個長期承諾的話，不能夠去關注和打擊市場運作的風險的話，那么最好還是給自己設定監管的保障。第三，預防總是被治療來得更加有效。因為現在大家都非常側重于要去設計這個、設計那個，要加很多附加的緩沖工具等等，但是其實這些是非常昂貴的，預防要比治療來得更加有效。最后一點，我們也堅信團隊合作是非常關鍵的，因為現在我們的資本是流動的，但是監管總是似乎以國家為單位的，所以我們所需要做的是跨境合作，我們需要跨境的或者說國際的這樣的標準，而且我們必須遵守這些國際標準，要加強信息的溝通和交流。對我來講這是非常重要。 

　　安允文：美國的監管改革您是怎么來看的？奧巴馬的一個金融顧問談到在過去25年銀行的一個創新可能就是ATM。他也是說投行、商業銀行應該分割開，你是怎么看待美國的情況，還有加強美國金融監管會帶來什么結果？ 

　　劉明康：我想我是不應該去管其他國家的事務，整個美國的監管機制，我支持它的改革。至于說到保險方面的監管機制，也需要重新調整和改革，因為我們看到現在對于美國的保險行業有超過50個不同的機構都是可以發揮監管的作用，這是不具可持續性的，我們需要這樣一個監管機制是能夠進行更加有效。對那些大型商業銀行，你必須考慮它的融資來源和資本市場之間必須有一個防火墻，我們一直說貸款、存款比例，這些傳統的財務指標其實還是非常有效幫助我們設立風險管理、防火墻的作用。就是說讓我們資本市場和傳統大型商業銀行之間有一個很好的防火墻，你不能總是靠自己的融資渠道或者說資本市場這些工具，你可以用一些，但是不能夠泰國的依賴這些資本工具，因為這些資本的工具都是比傳統的那些零售的融資、籌資的渠道更加的有波動性，所以你必須要記住傳統大的商業銀行，他們必須要去滿足或者說去照顧到存款人的利益，而且你去拯救他們的成本非常高，我們也不能夠容忍他們的失敗。另外，對于一級交易，如果你想保留這一點，你也必須要有相應法律法規，要有內部的機制和標準去檢測和監控。否則就有可能需要靠零售銀行支持。

　　另外在商業銀行一級交易或者自營的交易，必須要確保能夠有內部的公司治理和審計機制，而且要足夠的強大。而且你必須確保能夠對資本善加使用，而且要有相應的準備金來應對市場風險，就算對于所謂的代人交易的話，它必須要有一個非常強健的風險監控機制來防范交易對手風險。對于自營，要有一個儲備金處置，并且有一個有效的防火墻體系，來進行內部的風險管理。從根本來說，我堅信美國的格拉斯帝爾格爾法案是穩健的、是合理的，我們雖然不能照抄，但是我們還是不能忘掉它的本質。 

　　安允文：非常感謝劉主席跟我們談了中國的挑戰。我想問一下來自Isaac Souede的看法，您覺得是不是以前的監管體制是過時了，我們需要多少的監管才合適，如何有一個正確的界限？有一些方案對對沖基金監管好像不太歡迎。

　　艾薩克。蘇埃德：我們現行體制已經不能充分對我們現實情況進行監管，大部分監管是在美國30年代制定的，但是現在世界已經發生巨大變化，現在廢除了格拉斯格法案，這個做法加劇了我們一些問題，我們因此需要一個全面的監管框架以便適應我們全球化的世界。有危機、有痛苦，也有機會，現在我們世界就面臨這樣一個機遇。我們建立了一個金融穩定區以及IMF，我覺得這都是非常重要的，他們必須5月份提出報告，在6月份G20會議中審議具體報告。剛才劉主席講的非常好，就是我們需要一個簡單的、全面的，而且是全球統一的一個基礎線。在20國集團，你如果沒有統一的基本線的話，肯定會出現監管套利的情況，那么就是非常遺憾了。各個國家在基本線之上，他認為增加哪些措施，當然這是各個國家自由決定的。但是我們有一個基本的全國統一的框架，至少在20國之間形成這個統一是很有必要的。否則歐洲搞一套、美國另搞一套，這就會損害資本流動，積聚很多壓力，最終導致金融海嘯。我們需要在全球化當中尋找全球化監管。監管要制定統一的基本線，然后各國再根據本地需要，這個當然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

　　安允文：蓋特納曾經把金融穩定作為第四個支柱。WTO其實已經很有問題了，現在又出了FSB，你覺得他會有效馬？

　　我覺得應該努力試一試，20國集團表現的意愿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他不能做，別的也不能做了。20國發揮的領袖作用就相當于一個G2的形式。就算他不是一個完美體系，但是至少有一個改進的基礎，我們必須設定一些基本原則，這對所有人都是有益的。調整、改進這個在之后都可以進行，但是劉主席已經說了，不管怎么說，都是簡潔的、全面。 

　　安允文：您覺得我們在IMF框架中引入一個全球監管機構，您覺得這個想法怎么樣？而且20國集團當中，發展中國家應該發揮什么作用幫助形成規則？

　　許嘉棟：在設定金融管理新規則的時候，除了以前G8、G7主要國家之外，我個人是完全贊同，如果要設定一個金融監理新規則，最好設定一個全球通用的規則。要不然就會產生監管套利這方面的問題。所以最好能夠有一個全球共識，制定一個全球共同適用的監理規范。如果能夠擴大到G20國家，這個規則實行起來效果會比較好一點。 

　　我除了做這個回應之外，我個人對于目前所提出來的監理新的規劃說一些看法，大家也清楚了解所謂金融監理長期以來有一個鐘擺現象，鐘擺就是兩邊搖過來搖過去，一直持續擺蕩。鐘擺還有一個現象，左右這么擺的時候，左邊弄高一點，擺到右邊的時候也會高一點。我們現在金融監理大概也是這樣，所謂鐘擺，過去因為金融業特殊關系，你不能完全放任，政府也要管。自由放任的目的主要是要提高金融的效率。要鼓勵創新。但是政府又依據金融業的特性，政府不能不管。但是要管主要目的是顧慮金融安定，避免風險。基于這個目的，政府必須要管。但是這兩者，我們任何措施有利有弊，兩邊都要顧慮到，但是顧慮的時候能不能取得平衡這一直是困擾所在。現在面臨的一個狀況是，過去我們為了追求效率，在80、90年代追求所謂的自由化、效率化。所以金融放寬管制，放的非常松，太松的結果當然就產生了金融海嘯大的問題。現在要恢復管的時候，管又變得太嚴。就是我剛才講的鐘擺第二種現象，這邊擺的太高，回來的時候這邊又管的太嚴了。我個人認為要加強監管的時候，程度上、尺寸上好像個人覺得拿捏的太緊了一點。

　　太緊的話，就會產生問題。你要提高金融效率、鼓勵創新，這方面會不會受到影響過去一段時間我們都講到對消費者、投資者希望提供多元化服務。現在這么一管，比如剛才主持人提到的，要限制銀行規模、限制業務范圍。銀行業有大規模的經濟，如果你要享受大規模經濟，你的業務規模必須要大、范圍要廣。一限制的話，這方面效應就差了。銀行也不能跨入投資銀行業務，多元化客戶需求也沒有辦法照顧到。這個方面可能又有一個損害。

　　現在這樣管下來，一旦管太嚴，大概幾年后主管機關又會覺得金融體制有問題，又開始松綁。一松一緊，讓金融業在經營上經常要調整。這種調整來調整去，也不是一個好的現象，我可以預見未來大概是這樣的現象，又會放松回來。另外就是，監理要有效，必須全球一起適用。現在所提出來的改革構想要讓全球所有國家一致同意，大概很難。有些國家管的緊一點，有些管的松一點，無可避免就是監管這方面套利現象一定會發生。有些國家要照顧金融業者利益的時候，他可能松一點，業者跑到那邊去經營。他這邊有一個取巧的好處。全球一體做統一規范，這確實有難度。謝謝！ 

　　安允文：我覺得現在我們可以聽一下高盛胡祖六先生給我們講幾句了，他是中國交易方面最主要的一個大行，而且最近做了很多大單。另外一個發言人是譚博文，他是來自對沖基金。胡博士，你怎么回應剛才許先生的意見，鐘擺往右邊擺的過多，監管過緊會阻礙金融創新？

　　胡祖六：我們剛剛所經歷的是一個全球性、系統性的問題，這也確實需要我們有一個系統性、全球性的改革，不管從哪個方向來講，我們回首過去的話，這么大的廣度、這么大的深度、這么長時間的危機，確實是給了我們很多的經驗教訓，而且可能出錯的都出錯了。很多人談了過度舉債、資本不足，過于依賴批發銀行籌資這個渠道，或者過度依賴CDS這些產品等等，因此我們必須要加強監管框架。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我們要增加很多新的監管，我們需要更好的、更加聰明、更加有效的監管。 

　　尤其我要突出強調一點，特別重要的，所謂的審慎性這個標準的要求，比如說對資金的要求，比例下降等方面，流動性重組方面，這都是一些要求。但是這還不夠，我們在金融危機學到一個最重要的要求，目前美國國會奧巴馬政府就是希望能夠建立起所謂的系統級監管的機制，我覺得這是正確的方向。盡管我可能也會說，對央行來講，其實像美國的美聯儲也應該要能夠發揮更好的作用，但是像格林斯潘時代，他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而且使得市場上一直是非常松散的監管，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教訓，我們所有人要吸取，我們要讓美聯儲有明確的責任，讓他們能夠維護或者監管系統性風險。這是我的觀點。

　　總的來講，我是非常同意剛才我們幾位嘉賓的觀點，我覺得目前全球的金融體制是跟我們在21世紀一流的金融體制兼容的，我們需要有根本性一個改革。但是并不是說我們需要有更多監管，而是我們需要聰明、簡單、有效的監管。

　　安允文：我們是不是要拋棄這樣一個觀點，銀行、金融機構太大了，就不能讓他們去破產，這種想法是不是也應該改變呢？或者是不是沒有哪一個企業是不可破產的？

　　胡祖六：我們也是的確可以在這方面吸取很多教訓。在自由市場經濟當中我們應該要允許金融機構的破產，不管是簡單還是復雜的機構。我們看一下這次的金融危機，而且你可以看一下我們的應對戰略，我覺得我們有的時候可能是看到有一些錯誤的方法和方向。富國以及JP摩根他們這些并購，金融機構本來是想把它變小、變得更精簡，結果是變得更加復雜、變得更大。前面劉主席以及其他嘉賓也都提到，包括艾薩克也提到這方面的話題，從經濟學家角度講，我是認為要克拉斯帝格法案 99年取消是一個很大的錯誤，我們需要保持不同金融機構業務核心的優勢。這樣會讓我們工作更加簡單。克拉斯帝格是1932年成立，也就是29年大簫條之后，然后在99年我們取消了原來的一些精神，鼓勵更多的創新，但是我覺得也應該有適當的監管。

　　安允文：現在美國參眾兩院正在探討關于美國監管機制的改革，衍生基金這些達到600萬億美元，你怎么看待美國奧巴馬政府監管改革情況？

　　譚博文：在這一節討論當中，大家要記住一點，說到監管機制的時候，我們并不是制定監管規定的，我們是執行者，就是要執行政策制定者所制定的這些政策。現在所經歷的過程并不是說這個過程的終點，而是我們朝某個方向所走的一步，未來可能有很多需要調整、改變。我認為要有靈活性，要有信息自由流動，這一點對我們監管機制非常重要，這樣才能讓我們監管者制定正確的法律法規。關于克拉斯帝格法規，現在全球有更多的全球聯系，不能光只是靠一個規定解決全球所有問題。我們也應該有一個對體制很靈活的應對性，這也是很重要的。我們是不是可以去處理這個信息，然后要能夠有這個信息的溝通和交流，這些對監管機構來講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要有靈活性，要讓這個市場能夠有資本的自由流動，我也非常同意邊上先生所說的有一些基本線，這一點是非常有效的。我們也是在不同國家運作，我們希望在不同國家有同樣的規定和規則。當然了，可以根據各個不同國家的實際情況有一些微調，我覺得這一點會給我們帶來很大的幫助。我想也在重申一點，信息從監管機構角度講非常重要，這也包括我們銀行監管體系、基金領域。鐘擺從左到右、從右到左，我們必須要有一個健康機制，要讓鐘擺能夠應對市場需求，而且要能夠對創新、對于資本流動以及對于各個不同國家的崛起有不同的金融機制的特點能夠做出反映。

　　安允文：劉主席，我們又要說回中國。我們看一下中國潛在的泡沫問題。我們現在有1.4萬億新增的貸款，很多人說可能會有一些潛在風險。今年兩會上，溫總理也說到樓市潛在的風險。今年新增貸款是比去年有減少，但是還是一筆很大的數量，有什么事情讓你晚上睡不著覺？

　　劉明康：我要讓我的眼睛睜的很大，的確我們看到現在面臨很大挑戰。我們看到去年這些新增貸款之后，我們決定要去風險領域，一個是SPI領域的改革，我們需要銀行能夠很好地監督，而且要重新評估每一個需要接受貸款的項目。到今年6月底，所有銀行我們都要求他們提交一個非常全面、綜合的報告給銀監會，看他們在這些地方的風險敞口，如果我們發現本金、利息以及特別目的工具之間有差異的話，他們必須要做一些調整工作，比如說增加抵押物，而且要在有限時間內就把整改工作做好，我們就是給定在2年半時間內要能夠在不同領域做很多工作，如果做不好的話，到第三季度我們就會派出自己的檢查團隊，就是會去檢查一下這些銀行所提交的報告實際的情況，如果發現有差異的話，監管部門就會去到各個部門的審視，看他們能不能采取相應措施。到了今年第三季度末，我們也會根據銀行的整改情況，如果有必要的話，會對相應的加強監管，也會減少他們的資產級別。我們總是不能依靠明天，我們現在必須要采取措施。中國政府也非常支持。 

　　對中國來講，在應對經濟危機、拯救實體經濟過程中，中國政府頭腦非常清醒，我的工作也是得到溫家寶總理、王副總經理大力支持，就是我們要有非常嚴格的時間表，要讓所有銀行都去做這樣的整頓和重新評估的。我們所關注的第二個領域就是房地產行業，我們發現現在這方面的敞口還是相當龐大的，我們把這塊分成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土地這一塊，主要是各個地方政府的平臺上搞的土地的一些項目。我們要求銀行要對所有的土地進行逐塊跟蹤，以便確保所有的錢是符合拍賣的進程，而且拍賣結束后，這個錢要回到監管帳戶當中。第二，我們嚴格管理存貸比。第三，要求所有的銀行能夠有一個區別對待的做法，因為各個不同的地方政府他們的信用評級不一樣，情況也是不同，必須要看一下他們過往記錄，如果在歷史上都是一直帳務償還情況比較好的，那么可以稍微放心一點。我們要求各個銀行對于不同的貸款有不同的對待。對于第二塊房地產行業，我們針對的是開發商。中國共有5萬個房地產開發商，我們要求所有銀行都檢查這些房地產公司貸款的情況、信用的情況以及他們的一些財務情況。我們有一些高標準的房地產開發商也在做，我們必須支持他們。但是我們不是所有的房地產企業都支持，銀行到底支持哪些房地產開發商，必須有所選擇。而且在這方面我們也確實鼓勵所有的銀行要制定名單，每一個分行、每一個支行也必須要劃一個邊界。

　　比如說我們到底有哪些企業是支持的企業，要有這樣的一張名單，當然了，這種名單是動態的名單，它也會有所調整和變化，但是我們必須要有一個明確的邊界。存貸比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你絕對不能用土地作為抵押品，你只能使用你在建的樓宇作為抵押品。以前開發商是不是用同一塊地來反復抵押，倒不完全是這個，有的他們常常用邊遠的土地作為抵押品，然后說在建的樓房屬于我的，現金也是屬于我的，我們必須改革開發商的做法。我們必須支持，但是支持是有選擇的。

　　第三個方面就是住房抵押貸款，只要銀行做好審視評估以及相應的經驗，還是風險相對較小的。所有銀行必須和貸款人進行免談。也就是說要確保你知道這個借款人，而不是把住房抵押貸款轉包給一些開發商或者說代理，我們這個必須要有一個明確要求。此外，對于住房抵押貸款，我們從第一天就比較明確，我們必須告訴市場，我們對于一套房貸和二套房貸要嚴格區分，因為現在很多熱錢或者投機會進入房地產市場，比如在北京、上海買上幾十套住房。但是首套房一般都是比較安全的，因此我們必須要把一套房、二套房進行區分，并且在首付的要求、在利率議價方面都必須有所差別。現在在北京，銀行已經在執行我們的指令了，對于二套房以及之后的房要求60%的首付。因此這些銀行已經在進行調整了。通過仔細的監管和嚴密的監督，盡管我們資源有限，我們要確保我們的重點放在一些關鍵領域，如果我們能夠做到這些，我們未來是比較放心的。

　　安允文：我們知道常常政府制定規則是不能擅長的，可是在執行的時候卻有一點問題，我們知道在房地產市場上是有一些投機，而且房地產行業崩盤的系統性風險還是存在，您覺得這種風險有多大？我們都是在金融街上辦公，有一個樓市的咨詢顧問跟我說很多樓是那種僵尸大樓，就是并沒有入住，而且這些樓宇比例比較高。中國是不是擔心樓市出現很快會破滅的泡沫？ 

　　劉明康：下行風險到底會達到什么幅度，這個確實還是有很多的意見。我是覺得市場就是有波動的，市場本身就是這樣。但是中國有13億人口，而且現在勞動力流動性比較大，因此有一些龐大的、實實在在的需求去購買第一套房或者第二套房，比如說這些孩子要到發達的城區接受教育，比如說買學區房等等。對于剛性需求，我覺得中國還是很龐大的。另外我們現在還積極推動消費主導型的經濟發展，因此我覺得市場上不會有太大的變化。盡管如此，作為一個銀行家、銀行監管者，我們必須要警惕，我們一定要關注首付。我們之所以還比較放心就是因為我們首套房首付30%，第二套房必須達到50%、60%，這是讓我們比較安心的一點。我們要求所有的銀行要必須也提供準備金，這個對于住房抵押貸款的準備金提取是166%的撥備，也就是說我們現在有足夠的彈藥可以抵御在房地產市場上的下行風險。但是一個關鍵的要點就是我們必須要實施審慎性監管，以便能夠確保銀行必須要有充分的資源，必須要審慎，并且具有相應的技能。 

　　安允文：我想再問一句話，你提到了住宅市場，我們也知道住宅市場有一些最終需求的用戶，比如大家成長為中產階級需要改善住房，但是很多人說商用住宅或者商業地產有很大風險，你同意嗎？

　　劉明康：在商業地產這塊我們要求銀行使用更加嚴格的存貸比，我們要求銀行能夠更加具有選擇性。要注重好的開發商、好的地點，同時要有一些安全保障措施，保證銀行有足夠的緩沖。

　　安允文：我們知道有這么好的演講嘉賓，是非常好的提問機會。我是記者出身，所以特別喜歡問問題，但是我要特別提醒大家，只問一個問題，而且是重點突出，明確的問題。

　　聽眾：我們堅決支持國際設立中央對手方清算機構這種機制，以便能夠處理全球的場外交易。會明年出臺吧？

　　劉明康：我們自己有一個時間表，金融穩定局他們相應的工作還是做得不錯，他們認真處理場外交易系統性風險，對中國我們也確實鼓勵場外交易，而且場外交易也存在。對于這種建立全球場外交易衍生品中央對手方體系，我們完全支持。而且我們要秉承一個原則，就是在場外交易不能允許大舉舉債，不能允許大力使用杠桿，我們必須有相應的資本和撥備要求。我不反對場外交易，因為這個東西就是存在的。CCP，中央對手方是一個挺好的計劃，但是完全實現需要花時間。這個結論是如果是在OTC交易當中有什么東西是在體系之外的，我們一定要有要求他是無杠桿的交易。并且要有相應的資本充足率和撥備的支撐，只要這樣的話，場外交易并不是那么有風險，并不像過去兩年當中那么擔心害怕的高風險。

　　聽眾：我是UPS公司代表，我是金融的外行，有一個基本的問題，昨天有一個討論，放松管制民營資本和民營企業的發展，我不是認同這個標題這么準確，但是確實現在大家在談中國民營金融恐怕是管制比較嚴格的領域。請問劉明康先生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中國在放松民間金融方面有什么樣的長遠發展計劃？第二個問題，目前對存款跟貸款利率政府實行嚴格管制規定的情況將來會有什么樣的前景？我也想聽一下其他嘉賓分享一下臺灣和世界的經驗。謝謝！

　　劉明康：我回答第一個問題，關于民營辦金融的問題，我們是鼓勵的。第一，對大型銀行現在已經基本上沒有國有的商業銀行，最后一家是農行，農行也正在準備自己的股份制改造、上市。這個大家都知道。通過這個過程，大型銀行就能夠不再成為國家獨資的商業銀行，這個時代已經過去，我們可以把它劃上句號。通過上市以后，增加了透明度，增加了市場的監管，增加了公司治理良好性，是很好的。第二，對于中型的銀行，我們有12家股份制商業銀行。12家股份制商業銀行現在他們的民營成分已經超過40%以上。第三，我們有145家城市商業銀行，這些銀行民營資本超過了60%。現在我們在農村的村鎮銀行，民營的可以占大股，這里面只有一個發起人是銀行，這個銀行可以只有三成、四成，其他的統統都是民營的。而這個銀行本身不一定都是國有銀行，它可以是民營的銀行去做。所以我們是贊成民營的部分來參與銀行。但是這里有一條，就是作為銀行它是要保護存款人的利益，它要根據自己特殊的規律來運行。我們就要求銀行的股東，不管是國營的還是民營的，不管內資的還是外資的，你要有三個條件一定要符合，辦銀行，坐在董事會里你有兩個責任，一種叫做受托人的責任，一種是管理的責任。你要盡這個責任的話，你要有三個本事：第一，要有做銀行的基本技能。第二，要有一定的經驗，你才可以在董事會里判斷這件事情可以做還是不應該做。第三，一定要有一個長期的承諾。你沒有這三個東西，不管這個銀行股東是民營還是國營的，是國內的還國外的，都搞不好。這個一定要相信。魚都從頭臭起的，公司治理是最重要，不是說我今天頭上定一個民營就可以把銀行辦好，頂一個國營就可以把銀行辦好。一般的銀行你坐在董事會里的董事一定要懂事。你一定要有這些本事，才能把銀行辦好，所以我們是非常中立的，不反對民營，也不反對境外的投資者。我們就是希望董事會能夠把公司治理搞好，不要讓國際上來討論什么，不斷要加，資本要加，這個加完后想想杠桿率也要上、動態撥備也要上、流動性管理也要上，最后這個銀行變得負擔很重。最重要的我認為就跟人一樣的，你健康就是好，你要運動，你要有營養，加在一起有要享受。銀行一家百年銀行倒閉的時候，資本充足率有16%，不良貸款率低于2%，照樣倒。為什么？他在資本市場上去融資，然后一碰到流動性抽干了，就不能再融資了，成本突然高。所以這就是最重要的問題。

　　安允文：那農行有多健康呢？我只是出于好奇，我們知道農行也有很多歷史性問題，沒有跟其他銀行一起上市。

　　劉明康：中國農行現在也是取得的很大進步，我們其實對農行和其他銀行是完全一樣。所有標準、做法、制度都是一樣的。說到對農行的上市，他們應該有什么故事，應該先跟SEC、香港證監會溝通，而不是跟我們。我相信他們的募股書很快會出來，他們現在上市一切都順利，我也信心能夠通過改革把銀行拉入正確軌道來。這也是會通過上市馬上增加這些銀行透明性和市場對他們的監管。 

　　聽眾：請教一下劉主席，中國有很多很有錢的，一買樓可以買很多棟，這個時候貸款就不會在銀行系統看到，而且這些人才會把樓價炒的很高，從監管角度，這些人怎么樣被監管？

　　劉明康：現在我們有一個信息系統，人民銀行有一個征信系統，我們有一個負面的名單系統，這些都可以共享。遇到炒樓的情況，銀行有權不貸款，你有錢，你自己買去。就跟我剛才講的OTC一樣，你要做衍生產品沒有問題，就是柜臺交易，總有創新、總有需求。你有這個資源你就可以去買。但是你要用銀行的錢去買樓又不住，而是去為租而買、為賣而買，這個市場就會造成很大風險。我們對這個事情嚴格控制，現在正在降低這個問題。但是房地產市場風險絕不僅僅這個方面，土地的拍賣、招拍掛，開發商的資質審查，不是說我今天舉一個牌子，價錢一高，我就可以拿地。那哪行，所以整個領域里中國還需要改革進一步完善我們的制度。我們相信我們和其他國家加強溝通，共同可以把這個市場管的好一些。不是說我們不支持他，這是一個支柱產業，帶動很多行業，但是它不能不健康發展。賣地的和買地的勾在一起，這叫什么？這個市場必須要光明正大，所以這個是我們應該做的。 

　　安允文：胡先生，我不是要忽視我們其他的嘉賓，作為經濟學家，也作為高盛在大中華區負責人，您是怎么看待現在樓市最大風險，您覺得這個風險是不是像剛才劉主席所說的。剛才劉主席也提到土地招拍掛體制，然后我們看到在未來五年是不是也要有物業稅出臺。你覺得現在出臺這些政策是不是太倉促了或者是不是太過激烈了？

　　胡祖六：剛才我也提到價格的泡沫其實也是全球經濟危機的主要的導火索，這個給大家帶來非常慘痛的教訓。中國必須要吸取教訓來確保我們的宏觀經濟是能夠比較平衡的，就是說不會出現太大的不平衡，也不需要去調整我們的資產價格，不需要大幅度調整我們在樓市的資產價格。但是這個也是大家很擔心的問題，政府、監管機構以及包括對很多老百姓、投資者，都是大家關注的問題。歷史也顯示出，中國的樓市，包括日本、美國、歐洲的樓市，的確會帶來一些投資的泡沫，所以說我們必須要謹慎，我不是說我們不允許有任何的泡沫，但是我覺得一些跡象的出現要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要有警惕，而且我們要確保我們的貨幣政策是能夠合理的來調整，而且我們的銀監會劉主席以及包括我們整個銀行貸款機制能夠更加謹慎來關注樓市，我也是采取謹慎樂觀的態度。希望我們樓市的發展能夠促進宏觀經濟的發展。

　　艾薩克。蘇埃德：一般來講我發現在金融市場，其實說到癥狀的時候，已經在治療過程中了。現在對于宏觀和微觀經濟活動當中，已經是采取了很多的措施。

　　譚博文：其實美國的挑戰，這個系統他覺得是不會下滑的，認為樓市價格走勢會不斷上升。剛才劉主席也說到似乎彈藥也不夠來應對可能需要他們采取的這些做法。剛才劉主席以及包括監管機構，現在他們的立場就是要能夠走在這之前，對第二套住房要有更高的首付，這樣在市場上有足夠的緩沖，讓你能夠去在出現問題的時候能夠有所應對，而且不允許市場出現失控的狀態。我覺得我們的監管機構所做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然后讓他也有能力應對市場的情況。在美國，他的想法是樓市價格不會下降的，其實每一個市場都會漲跌，我們事先要做好充分準備。

　　許嘉棟：資產價格太高變成了泡沫，剛才重點都是在說房價高了要怎么處理，我認為問題癥結在于剛才胡博士所提的，中央銀行應該對資金管控不要太多，能夠避免刺激房價。中國大陸資金之所以多，可能又是跟人民幣扯在一起，國際收支太多，造成資金過剩，股票、房地產上升，問題的癥結可能還是在人民幣，不過我想這已經脫離今天的話題了。

　　聽眾：我想問一下劉主席，回應一下剛才許先生的問題，中國銀監會怎么處理監管與鼓勵銀行創新的關系，怎么把握監管藝術？謝謝！

　　劉明康：監管創新的問題很簡單，鼓勵創新的前提下是三句話，叫風險可控、成本可算、增加透明度。

　　聽眾：劉主席，我是路透的，就您剛才講的魚先從頭先臭的問題，我想問一下怎么解決交叉持股的問題，中國很多企業要再融資，這個趨勢要卷土重來之勢，比如浦發銀行與中移動互相參股，昨天茅臺也發表說跟交通銀行交叉持股。這樣越來越多的交叉持股，會不會增加整個銀行業、經濟風險？

　　劉明康：我們已經有了規則，如果一個銀行控股公司只能有兩個選擇，一個是你占大股。另外，你就是可以有財務投資者。如果你是戰略投資者的話，只能是一個銀行。你如果選擇財務投資者的話，他必須是份額少于5%，而且這一個同樣的公司不能持股兩家銀行，這也為了防范蔓延風險。

　　聽眾：早上好！我有一個問題請問一下許嘉棟先生，今年1月份，兩岸MOU的生效這個引起各界熱議，臺灣金管會組委會稱MOU的生效是一張門票，但是未必能取得好的位置，如果要取得好的位置要通過ECFA，如果看待大格局框架下，兩岸金融監管的問題？謝謝！

　　胡祖六：臺灣1980年代開始推動金融，一開始放開利率管制，90年代開始銀行的新設，存款利率往上、貸款利率往下，銀行服務關系也改善了很多，所以大家都開心了很多，只是銀行不開心，因為銀行開放太多了，存放款利差不到1%，銀行很辛苦，因此想市場擴大一點，往大陸這邊擴大我們的U，因此就跟我們ECFA 相關。過去兩岸政治上一些紛擾，所以一直沒有辦法有什么進展。MOU簽了主要是涉及跨國經營，主管機關、監管機關雙方要有一些協議，才能談到開放。臺灣金融機構要來這邊起步比較晚，要取得跟其他走進來的外資，跟中國本土銀行競爭比較公平，我們希望有一些優惠條件可以讓我們過來。這些都在ECFA清單里列入談判，我們也期待，這次博鰲有很多金融界朋友來，也是希望在這方面讓這邊主管機關跟劉主席提出一個呼吁，能夠早點給我們一個結果，讓我們順利展開兩岸金融交流。謝謝！

　　安允文：再次感謝各位嘉賓，再次感謝博鰲論壇，博鰲每年都請我來參加這個論壇，我也期待以后再來參加這個論壇。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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