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長遠看，社會主義本身就應該是福利社會，是沒有后顧之憂的社會，是每一個人都應當且能夠享有安全、平等、自由、尊嚴的社會 　

　　文/《財經國家周刊》記者 范若虹 孫雷

　　從長遠看，社會主義本身就應該是福利社會，是沒有后顧之憂的社會，是每一個人都應當且能夠享有安全、平等、自由、尊嚴的社會

　　“2009年可以被看作是國民收入分配改革具有轉折性意義的一年，國民收入分配的調整實際上已經在有力度、大規模地開始。”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期從事社會保障與收入分配專業研究的中國人民大學鄭功成教授在接受《財經國家周刊》專訪時如是說。

　　在他看來，金融危機正成為中國國民收入分配改革的重要助推器，財富的合理分配趨勢已不可逆轉，提高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和提高勞動報酬占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勢在必行。

　　鄭功成著重指出，要真正實現全體國民合理分享國家發展的成果，必須多管齊下，從初次分配、再分配與第三次分配同時發力，但初次分配格局的調整更屬于戰略問題，將是一個漸進的過程，第三次分配要見效也需要相當的時日，因此，再分配環節的改革就應當成為突破收入分配困局的優先選擇，而從財政體制與公共資源支出結構改革入手，從增量改革轉變到增量與存量改革同時推進，盡管將面臨重重阻力，卻可能是兼具戰術與戰略措施的必須舉措。

　　2009：收入分配轉折年

　　《財經國家周刊》：全球金融危機對中國的國民收入分配調整改革來說，意味著什么？

　　鄭功成：金融危機正成為中國國民收入分配改革的一個重要推動力，財富的合理分配趨勢已不可逆轉。

　　雖然全球金融危機使我們的經濟遇到較大困難，但同時，這也使舉國上下形成了一種共識，即必須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要從外貿依存型轉向內需驅動型，而內需主要應當依靠居民消費的拉動。這樣我們就形成了第二個共識，即通過增加勞動者的工資收入和提升勞動者穩定的安全預期，促進居民消費的增長。

　　2009年可以被看作是國民收入分配改革具有轉折性意義的一年。這一年，政府推進了很多惠及民生的政策和實踐，它表明國民收入分配的調整實際上已經在有力度、大規模地開始了。

　　《財經國家周刊》：這種轉折意義體現在哪些方面？

　　鄭功成：對整個收入分配改革而言，提高兩個比重是戰略目標，其中提高勞動者的工資收入屬于初次分配環節，因為涉及到勞資關系及政府三方，只能是一個持續漸進的過程。但是提高城鄉居民的安全預期屬于再分配領域，動用的是公共資源，所以是可快速見效的。

　　2009年政府在這方面的投入是前所未有的。這一年相對于GDP8.7%的增速和財政收入9.5%的增速，政府用于民生的投入增長了32%以上，其中用于社會保障方面的資金增長了16.6%。政府還承諾三年內投入醫療改革與醫療保障體系建設的資金是8500億元人民幣，同時投入9000億元建設保障性住房。還包括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農民養老保險試點，它標志著農民退休制度正在建立之中，試點地區的農民只要達到退休年齡，便可以按月領到由中央政府(東部發達地區由地方政府負擔50%)提供的55元基礎養老金和個人賬戶養老金。

　　之所以說2009年是一個轉折性的年份，因為政府的真金白銀拿出來了，并且正在沿著制度化的方向邁進，這是一條不可逆轉之路。比如農民的養老保險，未來只能升，不可能再降下來，變成了剛性的政策。這個制度形成了以后，會對政府形成強有力的約束，將來要把公共資源越來越多地用到民生上。這方面中央政府開了好頭，會對地方政府形成一種強勢牽引。

　　《財經國家周刊》：政府2009年在社會保障方面投入力度很大。這是否意味著國民收入分配改革大部分涉及到的只是再分配領域，而在初次分配領域力度還不夠？

　　鄭功成：在前面已經談到了，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改革需要謹慎，它要兼顧到政府、資本、勞工各方的利益，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它的調整需要一個漸進的過程。同時還應當看到，社會保障制度中的社會保險，既是再分配，也直接影響著初次分配格局，實際上是一種交叉的分配手段。

　　相比而言，如果初次分配改革只考慮工資增長的話，結果可能是勞動者即期收入增長而后顧之憂還是沒有解決，穩定的安全預期還是無法建立，而顯性的工資增加又會給投資者帶來極大的壓力。因此，我近幾年來一直主張建立工資、社會保險、職業福利三位一體的薪酬體系，這個結構既能夠保證勞動者的即期收入，滿足當前的消費需求，同時又能解除他們的后顧之憂，提供穩定的安全預期，這比單純地強調工資所得更加合理。

　　再分配領域的改革，實質上就是針對政府公共資源的再分配，這是可以很快見效的，也是可以迅速加大力度的。2009年國家財政對社會保障方面加大了投入，當年下半年到今年年初的消費就開始上升了。

　　只要政府投入力度再保持一段時期的繼續提升，社會保障的健全對國民收入分配改革的貢獻，以及對整個國民經濟發展帶來的好處一定會越來越顯性化。在我們國家特別需要這種手段，通過社會保險影響初次分配的格局，實現再分配的目標，由此再進一步通過工資的穩定增長機制，帶動整個初次分配格局的調整。沿著這個邏輯推進，國民收入分配改革可以減少很多阻力。

　　財政制度改革是關鍵點

　　《財經國家周刊》：國民收入分配調整改革廣泛而龐雜，準確找到改革的關鍵點顯得尤為重要。在您看來，國民收入分配改革的下一步中，最具戰略意義的改革關鍵點在哪里？

　　鄭功成：國民收入分配要達到讓全體國民合理地分享國家發展的成果，節制貧富差距的拉大，就需要通過政府控制的財政資源來合理調控，增加國家財政對各項民生事業的投入，尤其是對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的投入，改革完善現有與個人所得相關的稅制。因此，收入分配改革首先要從財政制度改革開始，也必須從這里開始。

　　目前中國財政性社會保障支出只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為12%左右，而當今世界上福利國家的投入比重是50%左右，新興工業化國家也在三分之一以上，它被看成是國家財政的公共性的關鍵性指標，因此，我們要進行財政制度改革，加大對社會保障及整個民生方面的投入力度。

　　財政體制改革必須在“增量”和“存量”上同時發力。在汶川大地震發生后，政府行政經費壓縮了5%，用于救災及其他民生方面的投入，這是首次對政府財政公共資源的存量結構進行調整。盡管這是在特殊的災情和國際金融的背景下發生的，但至少它證明了一點，存量是可以動的，其帶來的是好的效果。事實上，聯系到每屆年終一些部門、單位突擊花錢，2009年12月中旬國家財政居然還有三分之一未花出去，就客觀地表明了財政公共資源存量的調整還有著非常大的空間。

　　根本的思路是要多投向民生、追求公共資源的使用效益。第一，減少財政在經濟建設方面的投入，改由主要依靠市場融資；第二，緩建部分并不緊迫的公共設施，減少財政支出；第三，壓縮現有行政成本，并把它放在頭等重要的位置。

　　《財經國家周刊》：從增量改革到增量與存量同時發力，這意味著利益重新分配將向縱深推進，阻力可想而知。

　　鄭功成：的確如此。所有的系統、部門和地區都會維護它的既得利益，而且有一種強大的慣性。

　　比如，目前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確實過低，這種稅制有其不合理性，但如果提高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就會直接導致財政收入的減少，這是政府和公民個人之間的利益格局問題。老百姓的收入增長緩慢，而政府的財政收入增長很快，蛋糕就那么大，政府拿得多了，老百姓自然就拿得少了，十多年的慣性，決定了調整還需要一個過程。

　　中央和地方政府由分稅制而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這種格局也不是一下子能夠調整過來的，分稅制的改革，既要確保全國行政運行的良性化，同時又要確保各級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應有的控制力。

　　另外，就是政府部門與部門之間的利益，這是完全不應該出現的現象。目前，每個政府部門都有自己的利益，既有預算內財政分配的利益，也有預算外的利益。

　　如果國家、企業與個人之間，以及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的利益格局調整還需要權衡利弊，那么部門利益的存在就只能是有弊無利，應該徹底杜絕。

　　還應當強調的是，特別需要把國家財政提升為效益財政，讓每一筆財政支出真正發揮它應有的作用，財政審計不能只審計合不合規，還應當追溯源頭，檢查所有的支出規定是否符合公共利益、民生需求與最大效益的原則。

　　2049：中國進入福利社會

　　《財經國家周刊》：您主筆的《中國社會保障改革與發展戰略》，曾預期中國在本世紀中葉即2049年前后將進入福利社會，在實現這一目標中，遇到的最大的困難會是什么？

　　鄭功成：最大的困難還是理念的問題，就是我們到底要建立一個什么樣的社會。社會主義本身就應該是福利社會，是沒有后顧之憂的社會，是每一個人都應當且能夠享有安全、平等、自由、尊嚴的社會。因為經濟發展的最終目的就是為了惠及民生，讓老百姓過得更好，除此以外沒有別的意義。

　　從經濟條件來講，國家財政是沒有問題的。如農民的養老保險我們提了好幾年，現在一夜之間就變成了現實，而且沒有給國家帶來什么負擔。目前經濟落后作為延緩社會保障的理由已經完全不成立了。我們需要考慮的是財政支出的合理性問題。

　　從社會的需求和老百姓的需求來講更是沒有疑問的，誰不希望生活在一個安全、平等、自由并享有個人尊嚴的社會呢？這是大家的共識，大家共同的期望。政府有什么理由不去努力滿足和實現呢？

　　公共權力控制公共資源，一定要謀取公眾福利，這是決定政府合法性的問題。政府掌握的是公共權力，掌控的是公共資源，理所當然要為人民謀取最大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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