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地結盟“項目幫”

　　本刊記者 邢少文 發自廣州

　　30年河東，30年河西。曾經一度大面積虧損的央企，在蓄能積量之后如同捕獵者般四處出擊，圈地成王，在經濟危機的大潮中，更是“攀附”者眾，風光無限。

　　近期以來，地方政府邀請央企投資地方項目的熱情愈來愈高漲，與此同時，紛紛推動地方國有企業與央企進行合并重組，此類“央地結盟”的現象在2009年已蔚然成風。

　　是什么原因，導致這一股央地結盟的浪潮？在雙手的握手言歡之中，隱藏著什么樣的利益格局？

　　向央企靠攏

　　地方政府“招商引資”的主邀對象從過去的民資、外資，變成了流行邀請“央企”。

　　“市里前一段時間也專門開大會，討論與央企對接合作的問題，由發改委負責，國資委協助�！�9月25日，廣州市國資委主任張連廣對本刊記者說。

　　不僅僅是廣州這樣相對發達的東部地區掀起與央企對接合作的熱情，今年至今，尋求與央企合作的省市呈現“全面開花”的現象，河北、江西、江蘇、甘肅、湖南、河南、安徽、浙江、重慶等十多個省市，甚至紛紛組團赴京，專門召開針對央企的項目對接會。

　　安徽是一個典型。9月19日，安徽合肥市政府在北京舉辦“合肥市老城區改造項目與央企及全國知名房地產企業對接會”。此次推介會，該市共推介68個項目，涉及土地約1.6萬畝，計劃總投資150億元。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書記孫金龍表示：“只要你愿意來，我們會以最快速度凈地交付，最快時間為企業辦理好各種程序，讓企業在最短的時間內真正開工建設。”

　　據悉，安徽省政府下達了與央企對接合作的項目任務，一共3000億元，其中省屬國企的任務是450億。剩下的部分，按照各地的實際能力和情況進行分解。比如，安徽的工業重鎮安慶，任務是200億。安慶再次按照各個領域分解到各部門和下屬縣市，其中工業和農業、服務業項目140億元，能源和基礎設施項目60億元。

　　安徽省省長王三運在與央企的對接座談會上表示，安徽與央企的合作將“不設條件、不限領域、不拘形式、只講內容”。

　　在重慶，6月13日吸引央企超過1000億元資金；在江蘇，2月20日與央企的合約金額高達2220億。在一些省份，與央企的對接工作甚至被當成“政治任務”。即使在民營經濟發達的浙江，亦把吸引央企作為工作的重點，寧波、紹興、嘉興都舉辦了和央企對接會。

　　在新投資項目尋求央企合作的同時，地方政府也在紛紛將本地國企推出謀求央企的兼并與重組。這與國資委的需求也不謀而合，今年以來，李榮融帶隊的央企“國家隊”頻頻前往各地，與地方政府探討重組地方國企事宜。武鋼、寶鋼、東航、中航、華僑城、國投電力、中金黃金、東航、中房、中核集團、中石油、中國兵器裝備集團、中國通用集團、中國船舶、重工集團都在進行并購地方企業的活動。

　　在寧夏和甘肅這樣相對落后的地區，更是毫不保留地歡迎央企兼并重組本地國企�！爸灰�注冊在寧夏，稅收在寧夏，就業在寧夏，能使企業迅速做大做強，怎么重組都行�！睂幭膰�資委主任黃宗信說。

　　如此一來，除了“國進民退”蔚然成風之外，“央進地退”也成為新浪潮。

　　計算下的共謀

　　地方政府與央企之間，各有各的算盤。

　　安徽省發改委一位官員在接受記者采訪時直接表示，現在去爭取央企，主要是為了保證投資增長的后勁�！皩嵤虑笫堑刂v，經過四批中央投資之后，后續投資已經有點跟不上。跟不上的原因，既與國家對項目審批較嚴有關，也與地方配套資金跟不上有關。與央企搭上關系，由他們來投資，地方的資金壓力基本就解決了�！�

　　河南省發改委一位官員則表示，一些投資規模大的項目，只有納入國家總體規劃才可能獲批開工建設，而謀求與央企合作，明顯有利于這樣的項目獲批。因此，抓住了央企就抓住了調整和振興各項產業規劃的產業政策資源。

　　在已經或即將出臺的各項產業振興規劃之中，央企都占據了主導地位，如鋼鐵行業，鼓勵寶鋼、鞍本、武鋼等三大央企在國內的聯合重組中發揮先鋒作用。有色金屬振興規劃草案，中鋁、中國有色、五礦集團和中冶集團等將扮演兼并重組主角。汽車產業兼并重組目標也將出爐，鼓勵上汽、一汽、東風在全國范圍內實行兼并重組。

　　在地方政府眼中，手握重金的央企顯然是解決地方投資項目資金缺口和兼并重組本地企業的大好對象。在今年的信貸狂潮中，央企無疑擁有了其他企業無法比擬的信貸優勢，年初，僅華能一家就獲得了中國銀行一筆6.8億元的并購貸款，建行也向中石化、國家電網、中鋁等42家央企大規模地推銷并購貸款。

　　此外，央企還獲得了國家的大規模注資、銀行信貸巨額授信、低成本票據融資便利，央企還幾乎占據了公司債發行市場。

　　以東航為例，上半年就獲得國家90億元注資，非公開發行A股和定向增發H股募集資金總額約70億元，截至今年4月底，手上累積的銀行授信額度已超過千億元。作為一家資不抵債的企業，各方如此“輸血”，其能量只能讓民企甚至地方國企望洋興嘆。

　　而在央企這邊，根據國務院國資委的要求，到2010年中央企業將減少到80~100家，要努力培育30~50家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公司大企業集團。國資委主任李榮融一再表示央企如果做不到行業的前三，就有可能面臨著被重組。隨著大限的逼近，央企做大規模的沖動也昭然若揭。

　　除了外部的壓力，央企本身長期就有著擴張的欲望與沖動，規模越大，獲得的資產越多，凈資產回報率和利潤指標越好看，能撬動的資源也越多，薪酬亦會隨之上漲。更何況在如今寬松的信貸政策之下。

　　除此之外，自2009年起，擁有合并納稅資格的106家大型企業將停止合并繳納企業所得稅。這也使得此前地方政府與央企重組后擔心稅收被分走的擔憂去除，地方政府轉而追求“不求所有，只求所在”。

　　而至今尚未完成改制重組的地方大型國企，往往是歷史包袱重、改革難度大的企業。這類企業要想與民營企業或外資企業實現重組，往往會在政策、體制、國家戰略等方面遇到一系列棘手的難題，而“賣給央企”，則要簡單得多。

　　“經濟危機放大了中國經濟對央企的依賴性，在地方政府和地方企業的眼中，具有壟斷地位，規模龐大的央企由于在遇到風浪的時候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因此抗風浪能力比較強，尋求與央企的合作是‘背靠大樹好乘涼’。而在結構調整的過程中，中型企業在面對強大的央企面前，生存空間必然縮小，與其在夾縫中生存，不如向央企靠攏，為未來市場定位找到一席之地�！睂τ凇把氲亟Y盟”的原因，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國資法》起草工作小組專家成員李曙光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如此認為。

　　“計劃經濟”復歸？

　　央企掀起這輪兼并重組的浪潮，在不同利益主體看來，有著不同的解讀。

　　“這只是市場化重組的一種方式，是央企做大做強的一種途徑。”在國資委研究中心主任李保民看來，對央企壟斷和損害產業結構調整的指責是不對的。

　　李保民認為，目前在諸多行業中，產能過剩嚴重，行業結構的調整力度遠遠不夠，在鋼鐵、汽車、能源行業，行業的集中度過低，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不強是事實，而經濟結構的調整是不問身份的，不管是央企、地方國企還是民企，都處于不停地重組再重組的過程中，央企本身擁有規模效應，有技術有人才，在事關國民經濟命脈和國家安全的行業中，央企的地位應該得到加強。

　　“地方國企也在改革，而央企的進場是一種雙贏的結果，一方面央企延伸了產業鏈，加強了競爭力，另一方面也拉動地方經濟增長。”他對記者說。而在重組兼并的過程中，是陽光交易，“市場化的重組”，并不是行政主導的結果。

　　“盡管我們不能用金融危機的理由去否定市場化和全球化理論，但是國際之間的競爭是客觀的，國家之間的競爭是通過大企業進行競爭的，而大企業必須培育、發展、成長。而央企目前有能力、有責任來做這個成長的骨干力量�！敝袊�建材集團董事長宋平則認為。

　　但在李曙光看來，目前這種央企大規模并購地方企業的風潮值得警惕，一些央企是否具備市場并購主體的地位是值得懷疑的，“從央企在過去一系列海外并購的失敗中可見其真正的競爭力并不強，央企過去所獲得的利潤增長，與其壟斷地位，資產價格的上漲，以及國家資源的占有有關，在這其中到底有多少成分是屬于經營與管理機制的創新所取得的，值得大打問號�！倍�央企在資源行業獲得的利潤，是“靠透支子孫后代的資源來換取發展”。

　　在這樣的情況下，央企本身擴張的沖動，有著內部挖潛能力有限，為了向中央交出滿意的利潤答卷，開始向地方要資源的嫌疑。而地方政府考慮更多的可能是通過依靠央企向中央政府拿政策、資金資源的出發點。

　　在深圳市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原深圳市國資委主任賈和亭看來，央企并購地方國企并不值得大力提倡，從以往的并購重組經驗來看，國企與國企之間的并購重組，效果并不比民營與國企、外資與國企重組的效果好。央企與地方國企之間，出資人代表雖然不一樣，但機制和體制卻相差不多，經營的理念和價值取向上是趨同化的，并不有利于重組后的創新。

　　“地方政府看好央企的可能更多是壟斷地位和中央政府的人脈關系，當遇到經營困難時，更容易得到政府的支持。而地方政府的領導人由于有任期的壓力，首要考慮的可能是如何在借央企之力壯大地方經濟，短期內增加財政收入，而不是考慮如何提高本地企業的競爭力和體制創新能力。”他對記者說。

　　賈以深圳為例，在過去的幾年中，深圳推出包括水務、能源、燃氣、公交等一系列能源、公用事業的國企整合重組，但引進的都是國際資本和有名的民營企業，“就是期望他們能帶來更先進的經營和管理體制，扭轉連年低效率虧損的局面”。

　　央企并購重組地方國企失敗的例子在過去也并不少見，如曾大舉收編地方企業的中鋁集團各地方煉廠紛紛減產停產，東航在并購地方航空公司后虧損嚴重等等。在此次的金融危機中，央企的表現也并不比其他企業好。2008年，央企利潤同比下滑30%。

　　而從縱向來看，多年來央企下放——上收搞了好幾個來回，但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以來，總的趨勢是中央企業下放地方管理。如今央企大規模并購重組地方國企，看上去則是一種反向，是在維護“舊體制”。

　　央企早已變異

　　1999年中共十五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提出，在調整和改組中要堅持“有進有退”。而按照國資委2006年明確的政策思路，央企最終會在七大涉及國計民生的行業保持絕對控制力，軍工、電網電力、石油石化、電信、煤炭、民航、航運，在另外九個行業保持較強控制力，此外的央企應逐步推向市場。

　　在國資委看來，央企所發動的這一輪并購，雖然是國資委推動，但也堅持從“企業行為”出發，符合“有退有進”、“主輔分離”的原則。

　　“我們也并不贊成央企的無限制擴張，設置了主輔分離的關口以及不符合控制性行業不審批的關口�！崩畋Ｃ裾f。但他同時表示，目前央企的發展仍然存在投資體制不明確，利益導向不明確，考核體系不夠完善的問題。“比如，在央企的利潤構成中，到底哪些是主業經營帶來的，哪些是輔業帶來的，目前沒有明晰。”

　　在這些機制不明確的情況下，央企便可能以利益導向加強自身的壟斷地位，依靠壟斷獲取高額利潤，并向競爭性行業擴張。在此番地方政府推廣對接的諸多項目中，就包括舊城改造、地產開發、電子信息產業等諸多誘惑，并有著強烈的政府主導色彩。

　　國資委提了好幾年的逐步退出競爭性領域，但總體仍然是緩慢的。比如房地產業，國資委的資料曾顯示，中央直屬企業當中，涉及房地產業務的達100家以上，盡管在國資委先后公布的央企主業名單中，房地產業務被列為主業的央企目前只有14家，但目前仍有80%的央企在從事房地產經營。這些央企在今年以來的各地的土地招標中，便憑借手中握有的巨額信貸，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的“地王”。

　　一位地產業界人士對此發表疑問：“這些央企的進場到底跟改善民生有什么關系？”

　　對于央企對利潤獲取和規模擴張的沖動，國資委的控制能力或是有限的，“說是管人、財、物，但在一些特大央企，人是管不著的，企業負責人直接由中組部任命，對于企業來說，人就是最大的問題�！崩钍锕庹J為。

　　一些央企蛻變成特殊的利益集團，為牟取自身的利益，不僅對其他資本進行打壓，而且侵蝕了國民福利。資本經營預算機制的推行困難便是一個例證，2007年國資委剛剛推行的紅利征收，在2008年便遭到了一些大型央企的抵制。

　　而在過去的十幾年中，央企的利潤一直留在企業，困難時要求國家巨額補貼，贏利時作為“全民所有制”企業卻并不分紅。一方面是央企利潤暴漲，另一方面是社保等賬戶的巨額虧空。而社保賬戶的虧空，很大部分就都是過去國企改制留下的社會欠賬。

　　“企業向大走是好事，但如果說大必須是央企，并不見得是一件好事，這些央企與中央政府捆綁在一起，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央企的風險，可能就是政府的風險。”李曙光說。

　　中國正在重新進入一個一元的體制——以權力為基礎來分配資源。顯然，它并不是我們原來想要的現代市場經濟。30多年來，中國經濟格局有一點始終未變，這就是政府對要素的壟斷性使用。記住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它是理解中國當今一系列經濟問題的邏輯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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