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中立(社科院金融專家)

　　股票市場的投資者一般認為：五糧液具有獨特的核心競爭力，不僅有品牌優勢、市場優勢，而且有行業資源優勢，五糧液公司生產的白酒無需專有的技術，不存在復雜的工藝，而是靠特殊的水土，靠專屬五糧液的特殊的微生物環境，這種優勢比任何技術優勢及人才優勢都可靠。因此，誰來經營該公司都可以賺錢。自該公司上市之時就一直被股票市場的投資者看好，也正是因為如此，筆者在當證券分析師時曾經推薦過該公司的股票。

　　但是，認真觀察白酒市場這20年的風云變幻和五糧液的所作所為，我對五糧液的品牌優勢產生了很大的懷疑。

　　早在2000年前后筆者調研五糧液時，不經意間看到一篇批評五糧液的文章，主要觀點是“五糧液大量搞貼牌銷售，是自己打自己的擦邊球，將來會毀掉五糧液品牌”。近10年時間過去了，筆者早已不再做白酒行業的證券分析師，但此觀點一直沒有被淡忘。如今五糧液公司白酒的銷售規模已經到了40萬噸之巨，屬于貼牌銷售的比例有多大不得而知。

　　五糧液的貼牌銷售可能會給五糧液品牌帶來較大的沖擊。商品的價格是由供求關系決定的，名牌白酒的價格之所以高昂，主要因為品質優良而供給數量有限，大量的貼牌銷售不僅會降低五糧液系列白酒的品質，而且會大大增加市場的供應數量，市場的價格不可能一直堅挺。2001年茅臺上市時，每瓶普通裝五糧液的價格比茅臺貴20%左右，當時的茅臺價格是176元，五糧液的價格是210元。而如今，五糧液的零售價格已經低于茅臺的價格，其中的問題不言而喻(當然，茅臺也有貼牌銷售的問題，只是問題沒有這么大)。如果銷售商預期五糧液系列酒的價格會出現下跌，出現“去庫存化”，則后果不堪設想。

　　從法律的角度講，白酒的貼牌銷售行為是否屬于商業欺詐值得研究。白酒與家用電器及服裝、衣帽是不一樣，不同產地的白酒品質是有差異的，這是消費者對名酒消費產生信任的基礎。如果五糧液的消費者得知自己買的注明“五糧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或“五糧液集團有限公司出品”的白酒，不是五糧液公司生產的會作何想法？會不會出現大量的法律糾紛？同樣的問題也存在于貴州茅臺上市公司。

　　對于生產白酒企業來說，酒的品質固然重要，但市場銷售更重要。20年前的五糧液，作為白酒品牌并不比瀘州老窖的知名度高，上世紀80年代的一瓶五糧液價格比瀘州老窖要便宜20%以上，而且瀘州老窖比五糧液上市還早，但后來瀘州老窖幾經折騰(主要是管理層的更換)，最后在90年代輸給了五糧液。五糧液公司之所以有今天的龐大規模，不僅是酒的品質好，更重要的是五糧液人善于賣酒，市場營銷做得好。

　　市場銷售取決于人，取決于管理團隊，不同的管理團隊的銷售能力是有差異的。白酒行業的另外一家上市公司“湘酒鬼”的故事，值得五糧液的股票投資者借鑒。酒鬼酒曾經是中國最貴的白酒，2000年在市場上一瓶500毫升的酒鬼酒，比同樣容量的五糧液要貴一倍，結果是湘酒鬼在轉眼之間就退出了白酒行業的第一梯隊。筆者不清楚湘酒鬼衰落的詳細過程，但應該與公司高管的更有密切關系。人變了，銷售渠道就會發生變化，品牌也會隨之發生變化。與此類似的還有當年的云南紅塔集團，紅塔集團曾是香煙業的老大，但該公司的領軍人物褚時健被捕后一直處在下滑的軌道上。

　　有分析師將當前的五糧液被調查與兩年前的茅臺總經理喬洪被查相提并論。兩年前，喬洪被抓后并沒有對茅臺公司及股價產生明顯影響，因此，不少人認為這次的五糧液被查對公司的經營也不會產生什么影響。但筆者認為這兩件事可能性質不同：第一，茅臺是國酒，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就是國宴用酒，茅臺的品牌是唯一的，而五糧液只是名酒，其地位無法和茅臺相比；第二，喬洪對于茅臺來說是“外來人”，他是在茅臺上市前才由貴州省商業局調任茅臺總經理的，有沒有喬洪對于茅臺來說無關緊要，但是王國春對于五糧液來說則至關重要，他是五糧液的締造者，沒有王國春30年的經營就不可能有五糧液的今天。盡管從形式上看，兩年前王國春就不當五糧液股份公司董事長了，但他的影響不可能消失。假如因為此次事件而讓王國春徹底脫離五糧液股份公司的話，五糧液的上市公司不可能不受影響。

　　會不會出現湘酒鬼和紅塔集團的結局？一切只能讓時間來回答。只是10月13日又有不利于五糧液的消息——有報道稱，五糧液存在偷稅(刑法現稱逃稅)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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