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琳樺

　　“Hello? This is M.Y. Huang。”

　　舊金山時間10月7日午12時25分，在經歷無數次忙音后，本報記者撥通了高錕家的電話。

　　接電話的，是與高錕相伴了50年的妻子、75歲的黃美蕓。

　　一天前的凌晨3時，也是在這個電話機前，睡夢中的黃美蕓被一陣鈴聲驚醒。瑞典皇家科學院的一位秘書在電話那頭告知她：“高錕先生獲得了本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

　　現年76歲的高錕(Charles Kuen Kao)是繼楊振寧、李政道、丁肇中、李遠哲、朱棣文和崔琦之后第七位獲諾貝爾獎的華人科學家，也是首位以應用物理研究獲諾貝爾物理學獎的人。此前，諾貝爾獎偏重于基礎研究領域的成果。

　　來自全球各地的電郵和電話頓時涌進高家。應接不暇之下，高氏夫婦一度試圖謝絕采訪。

　　最終，憑著“從高先生的故鄉中國上海來”的背景，本報記者的專訪要求被接受。

　　舊金山時間10月9日下午，當記者驅車來到位于灣區Mountain View的一幢Town House，一身紅色運動衫的高錕笑臉相迎。

　　雖已身患輕度阿茲海默癥，記憶力衰退，但高錕始終充滿笑容，找不到語句表達時，也沒有一絲沮喪。他向本報記者展示兩樣心愛的物件：一件是當年的“光纖模型”，另一件是自己晚年閑暇時手編的“毛絨裙”。現在，粉紅色的“毛絨裙”正罩著桌上一座花盆的底部，充滿溫暖之情。

　　43年前，在英國國際電話電報公司系統任職的高錕發表論文《光頻率介質纖維表面波導》，提出了“以玻璃取代銅線傳輸訊號”的大膽構想。之后，世界上第一條光纖誕生。光纖網絡使數據傳輸可在彈指間完成。如今的手機通訊、國際電話、有線電視以及互聯網傳輸運作，都拜光纖之賜。

　　“諾貝爾獎鮮有表彰應用科學的成就。我從沒想過會獲獎，感到非常驚喜。”此前，高已透過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對獲獎一事做出回應：“亦有賴于光纖出現，這個喜訊已于瞬間傳之千里。”

　　“癡人”一夢驚天下

　　高錕，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生于上海，求學于香港，深造于英國。

　　1960年，當高錕加入英國標準電話與電報公司旗下標準電訊研究實驗所時，各研究機構已注意到公眾對改善通訊設施的強烈需求。其時，高錕的工作重點是研究和發展一套利用毫米波長的微波傳送通訊系統，將通訊設備的資訊傳送能力提高50%。

　　3年后，相信自己已完全了解當時技術后的高開始對改善微波點到點傳送系統的緩慢步伐和所面對的各種限制感到不耐煩，他決定改變工作環境，并獲得密蘭斯一家學院的聘書。但他的辭職引起了標準電訊研究實驗所的強烈反應。

　　為了留住高錕，實驗所專門派了一名律師替高錕索回此前去看新房子時付下的定金并取消買賣合約，與高錕的新雇主安排其退職手續，并愿賠償他們在高錕身上所花費的所有開支，甚至表示可為黃美蕓安排一份工作。

　　盛情難卻下，高錕留了下來，開始研究如何利用玻璃纖維來傳送激光脈沖，希冀可取代用金屬電纜輸出電脈沖的傳統通訊技術。

　　1966年，高錕和他的團隊發表論文《光頻率介質纖維表面波導》，提出一條比發絲更纖幼的光纖代替體積龐大的千百萬條銅絲用以傳送容量幾近無限的訊息，傳輸量將比傳統技術高出一萬倍。

　　這一論點甫一公布，便曾被外界譏為“癡人說夢”，但高錕沒有放棄。

　　“(當時)在同類研究上，(我們的)同道似乎不多。我們論文題目并沒有在通訊業引起太大回響。”高錕后來在自傳中回憶自己當時孤軍奮戰的處境，“我想我們要將論文要點直接提交給有興趣這種革命性通訊方法的公司，才可能說服他們加入我們的行列。”

　　“光纖是世界上用之不竭的材料做成的，那就是——沙粒。”高錕向這些公司大力強調用沙做材料的各種好處——環保、成本低，具有輕盈和高度耐受力的特性，并且不會泄露光源。

　　研究如何實行“光通訊”基礎理論時，高錕遇到的主要難題是：怎樣除掉玻璃所含的鐵離子？因為鐵離子吸收和打散光線，使光通訊難以付諸實行。

　　后來，他發現一種叫“溶凝石英”的玻璃提煉過程，能提煉出“無雜質”玻璃。

　　當時，無人相信世上會存在無雜質玻璃，高錕像傳道士一樣到處推銷他的信念，為此遠赴日本、德國以及美國的貝爾實驗室。終于在1981年，美國康寧玻璃廠取得技術突破，高錕理論中提到的光纖得以誕生。

　　所有的生活從此被徹底改變。

　　偉大發現和秘密婚姻

　　諾貝爾物理學獎，也是高錕獻給太太的“金婚”禮物——世上，沒有幾個人能拿出這樣的禮物。

　　2008年高錕身患阿茲海默癥后，黃美蕓承擔了他所有的起居生活，并成為他事業上最為重要的伙伴之一。高錕每次講座的電腦程式及幻燈片，包括1966年那篇歷史性的論文的幻燈片，都由妻子幫他準備和設計，

　　高錕大學畢業進入標準電話電報公司后，就與黃美蕓相識。在幾乎清一色的白人同事中發現一副東方臉孔，讓高錕覺得很親切，他很想上前和黃打招呼，又一直猶豫不決。幾天后，才鼓足勇氣上去自我介紹。

　　“冰山破開，我們相遇了。”高錕在其自傳第一章《邂逅》中寫道。兩人的友情發展很快。當有一次高錕強烈反對她搭同事的摩托車時，他明白自己已墜入愛河。

　　“我說：‘你沒有戴頭盔，坐在摩托車后座，太危險了。’我相信我是看不過她摟著那小伙子，好像很親熱的樣子。”高錕寫道。

　　結婚前，黃美蕓提出要做一個試驗：大家分開半年，不見面，看彼此是否還互相掛念。高錕強烈反對：“實驗室應該做實驗，婚姻的實驗不能做，我不需要做。”

　　之后，兩人的結合又遭到黃母的反對。按中國習俗，兄長須先成家妹妹才能出嫁，但那時，黃美蕓哥哥仍獨身，甚至連女朋友的影兒也沒有。最后，高錕與黃美蕓選擇私奔——秘密結婚。

　　“踏遍天涯覓知音，杳然我獨踽踽行，青春結伴好還鄉。電影《八十日環游世界》主題曲，正道出了我們婚姻之路的歷程。”多年后，高錕在自傳中深情總結。

　　“光纖之父”不是巨富

　　1996年，為紀念和表揚高錕成就，中國科學院紫金山天文臺將一顆于1981年12月發現的“3463”號小行星命名為“高錕星”。

　　但因為光纖發明專利屬于英國公司，催生了現代信息產業的高錕并未獲得巨額財富。獲諾貝爾獎當日，高氏夫婦亦表示，計劃捐出部分獎金，資助香港圣雅各布福群會老人中心和美國阿茲海默癥研究協會。

　　高錕用偉大的發現壓縮了全人類的通訊時間，但卻未能縮短使這項發現的價值獲得驗證的漫長歲月——當殊榮在論文發表的43年后姍姍來遲時，時間已經將當年那位智慧、敏銳的青年才俊，變成了一位輕度阿茲海默癥纏身的七旬老人。

　　疾病使高錕的記憶力減退，在與本報記者交談時，有時思維還停留在與前面一家媒體記者的交談中；出門送客時，甚至沒有意識到自己沒有穿鞋子，“come back, Charles, come back”，后面，傳來高太太在門口焦急的呼喚。

　　因為兒女都在美國灣區生活工作，自今年夏天，高錕與黃美蕓搬至硅谷山景城居住。半個多月來，灣區一直有位拉丁裔小伙子Javier Hernandez陪伴他在家附近進行一小時的戶外散步。這幾天，來自上海的一家人認出了散步中的高錕，上前祝賀。

　　Hernandez看到眾人圍觀，甚為納悶，當得知他每周陪伴散步的就是本年度的諾貝爾獎得主，小伙子驚訝極了：“哇，太棒了！我現在感覺完全不同了。” “醉心研究，淡泊名利”，這是2000年高錕與鄧小平一起被《亞洲新聞周刊》選為“20世紀亞洲風云人物”時，該雜志對高錕的評語。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陳求強則難忘高錕身為知名學者的平易近人：“幾年前他得悉學校籌款擴建時，竟然親自來到學校把支票交給校長。”

　　高錕在1987年至1996年任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時，大力崇尚自由學習之風。當年的屬下都形容他是一個“從來不發脾氣”的人。即使其他人持有不同想法與他爭執，他還是稱贊別人提出不同意見是好事。

　　“在我成長過程中，爸爸從未給我和妹妹壓力，而是教我們做人，培養我們長大成人。”高錕之子高明漳這樣描述父親的教育之道。

　　對現在的高錕來說，他的貢獻和對世界的影響早已存在，諾貝爾獎或許已不重要。在短暫相處的時間中，記者看到的是個希望和大家一起分享得獎快樂的老人。名、利、權、色皆與他無關，一如既往，他是個普通的人，就像茫茫夜色中的高錕星，平凡而璀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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