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齡化浪潮的“危中之機”

　　“銀元”(The silver dollar)是《經濟學人》針對銀發經濟發明的一個詞匯。在老齡化這個危機重重的陰影下，我們換個思路：中國“銀元”在哪？有多大？

　　本刊研究部專門啟動了一項老齡化“危中之機”的調研，我們的調研發現：

　　未來5年是重中之重。一方面，這5年是人口機會窗口中最好的時段，也是人口紅利耗盡前最后的機會；另一方面，這5年是中國全面進入老齡化的關鍵時期。

　　“危機亦良機”。中國要補的第一課是在意識上，必須從現在開始，在全社會建立起應對老齡化的意識。

　　從“人口紅利”到“長壽紅利”。單純把老年人口看成經濟發展“成本”的做法早已過時，老齡化也可能創造“長壽紅利”。

　　“銀發經濟”現在是銅礦，5年后會慢慢變成金礦。隨著建國后第二個生育高峰出生的人逐漸步入老年，中國老年產業將發生質的改變。

　　中國老年產業正處于“尿布時代”。政府要承擔起父母的職責，推動老年產業走向產業化、民營化和市場化。

　　文｜本刊研究員  王勇  本刊記者  胥曉鶯

　　從“灰色中國”到“銀色中國”

　　不能把老年人口看成經濟發展的“成本”，“灰色社會”向一個“銀色社會”轉變時也將帶來前所未有的機遇

　　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嘯、緩慢且不可逆的老齡化浪潮，哪一個更可怕？

　　來看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下簡稱IMF)的統計數字。2009年6月，IMF計算了金融危機對20國集團經濟的沖擊，最終得出結論：G20在2008-2009年度的國民生產總值(GDP)會因此出現8%左右的下滑。這是巨大的損失，但卻僅僅是未來與老齡化浪潮相關支出的一個零頭(不足10%)。IMF預測，到2050年，G20花費在養老金、健康和長期護理上的額外支出將是這場金融危機所造成的損失的9倍以上。

　　某種程度上，中國是全世界受老齡化沖擊最為嚴重的國家。其他國家是“靜悄悄的革命”，中國則是“飛流直下三千尺”，轉變的速度和劇烈程度前無古人。

　　早在1999年，中國就已步入了老齡化社會，但十年來所采取的應對措施與老齡化發展速度相比幾可忽略不計。盡管近年來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驚人，依然難以消化如此迅速的老齡化對經濟、社會、政治、文化以及制度等諸多方面所形成的重大沖擊。

　　“中國經濟發展快速進程和隨之而來的深入的社會變革，可以類比為一輛高速行駛的自行車，必須向前走，否則就會倒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下簡稱CSIS)高級副研究員尼爾·豪表示。老齡化很可能成為壓垮中國經濟的最后一根稻草，如果中國不能在大規模老齡化浪潮涌來前建好基本保障體系的話。

　　當然，老齡化帶來的并非全是壞消息。根據經濟學家弗郎克·莫迪格里安尼(Franco Modigliani)和理查德·布倫伯格(Richard Brumberg)關于儲蓄的生命周期假說，國民經濟運行中的儲蓄比例下降、出售資產的比例上升會伴隨人口老齡化而至，消費則得到大幅提振。這在美國“嬰兒潮”一代、日本“團塊世代”一代進入老齡化后已得到驗證，現在開始輪到中國。

　　單純把老年人口看成經濟發展的“成本”，早就已經不合時宜。人口老齡化是社會進步的最根本體現，“灰色社會”向一個“銀色社會”轉變時也將帶來前所未有的機遇。如果引導和利用得當，老年人將健康、有活力且受人尊重，企業則可通過迎合當前和未來老齡人群的需要而獲得利益，政府也能在克服公共養老和醫療體系面臨壓力的同時為公民提供老齡安全。

　　“長壽”將會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全新增長引擎，并與健康、財富形成現代老齡社會新的鐵三角。

　　然而，中國的政府、企業和公眾迄今仍未做好應對老齡化浪潮的準備。中國并沒有從戰略層面建立一個應對老齡化浪潮的總體部署，也缺乏相應的中長期規劃；企業基本沒有考慮過伴隨老齡化而來的用工、薪酬、福利和企業文化等一系列挑戰，也并未對目前尚屬稚嫩的老年產業投以必要的關注；公眾老齡意識的缺位則更為嚴重，全國老齡工作委員會政策研究部副主任黨俊武甚至將其稱為“要補的第一課”，因為任何行動都必須建立在共識的基礎上。

　　在2007年的“中國企業領袖年會”上，《中國企業家》曾就即將到來的經濟危機向與會企業發出過預警。在10月1日國際老人節到來之時，面對緩慢、不可逆且嚴重程度遠超過這場經濟危機的老齡化浪潮，如何重新發現“危中之機”？如何尋找中國“銀元”(The silver dollar)？

　　國家戰略：與時間賽跑

　　這5年趕上了，中國應對老齡化的時機就并不算晚。不過，這要取決于中國養老制度改革能否取得成功

　　未來看起來很“灰色”。中國將在30年內進入重度老齡化，而英國、法國和美國等西方工業化國家用了100多年。

　　雖然中國擁有一個時間機會窗口(1990年-2032年)，該段時間內整個社會年齡結構的人口撫養比最低，是一個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戰略機遇期，也是中國構建老年社會福利體系不容錯過的最佳時間點。但這個黃金期只有短短42年，其中19年已然浪費，中國只剩下23年的機會，時間緊迫、壓力空前。

　　嚴峻的現實，讓老齡化問題已經被提升至國家戰略層面加以考慮。“我們正在起草應對老齡化的國家發展戰略，這是大概的路線圖，是宏觀思路。此外，具體落實該戰略的《中國老年事業中長期發展規劃》也正在制訂中。”全國老齡工作委員會政策研究部副主任黨俊武告訴《中國企業家》。

　　“應對老齡化，中國在與時間賽跑！”黨俊武表示。

　　決戰關鍵五年

　　2015年、2020年和2050年，是中國老齡化進程中的三個關鍵時間點。

　　中國的人口紅利將在2015年耗盡，此后中國適齡勞動力人口將開始出現負增長。2020年則是中國進入重型老齡化的臨界點，此后中國將開始長達30年的飛速老齡化，總人口也逐漸開始負增長。2050年之后，中國將進入穩定的重度老齡化階段，屆時中國老年人口規模將達到峰值4.37億，約為少兒人口數量的2倍。

　　如此龐大的老齡人口，決定了未來90%以上的人都得選擇居家養老，機構養老只能是補充。“在2015年之前，中國必須要建成基本的居家養老支撐體系。即使不能形成一個很繁榮的產業，也要從制度上實現最基本的保障。”中國老年學學會(GSC)理事、青松樂齡創始人王燕妮告訴《中國企業家》。

　　未來5年則是重中之重。一方面，這5年是人口機會窗口中最好的時段，也是人口紅利耗盡前最后的機會；另一方面，這5年是中國各省市全面進入老齡化的關鍵時期。

　　不僅如此，未來5年還是中國養老事業由福利時代向商業時代轉型的關鍵時期。商業時代的到來必須建立在完善的福利保障基礎之上，中國國情決定了政府在應對老齡化時要承擔比西方國家更大的責任。“能否完成消費文化的全面變革，避免未來經濟陷入惡性循環，都取決于這關鍵的5年。”鶴童老年公益基金會常務副理事長方嘉珂表示。

　　“這5年趕上了，中國應對老齡化的時機就并不算晚。不過，這要取決于中國養老制度改革能否取得成功。”王燕妮說。

　　養老制度改革的長征

　　中國的養老制度確實千瘡百孔。2009年8月，海南省文昌市老人余亞英每月只能領取3元養老金的新聞震驚了全國，但這并非孤例。這是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尷尬時刻的一個縮影，并將隨著大規模老齡化浪潮的席卷而來進一步惡化。

　　中國人口老齡化一個不同于發達國家的重要特征，是農村人口老齡化水平高于城市，而且這種城鄉倒置的狀況將一直持續到2040年。但在廣大農村地區，正規的退休保護幾乎不存。

　　與此同時，中國的私人養老制度剛剛起步。盡管雇主發起的“企業年金”，可能會逐步變成退休收入的重要來源，但它目前僅覆蓋少數職工。

　　此外，在分析人士看來，中國基本養老制度有嚴重的結構問題，致使未來的退休保障體系建立在一個不牢靠的基礎上。

　　如此脆弱的養老保障體系，不僅威脅著老年人，也增加了中國的社會甚至政治危機的風險。CSIS據此提出了一個“四步走”的方案：先構建一個普惠的保障底線，繼而將基本養老制度無資金承擔的成本社會化(即由中央政府承擔該成本)，然后把目前的基本養老制度轉變成一個全國性的個人賬戶制度，最后在中國企業年金制度的基礎上擴大補充養老金覆蓋率。

　　CSIS高級研究員理查德·杰克遜認為，做實的養老制度將成為經濟發展和老齡化挑戰這兩個未來中國最大挑戰交匯的原點。

　　“危機亦良機”

　　中國已經步入一個十字路口，能否成功應對老齡化帶來的挑戰，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中國未來的經濟、社會狀況和國際地位。一切都在動蕩變化之時，往往是變革更容易落實之日，正如美國總統奧巴馬所言：“Never waste a good crisis”(危機亦良機)，中國雖然壓力重重，但也機會多多。

　　中國經濟的穩步發展，為應對老齡化奠定了堅實的宏觀經濟基礎。中國國民生產總值舉世界第三、外匯儲備是世界第一，如此強大的中央財政能力既能為防貧底線籌資，也能讓養老保險中無資金準備的負債社會化。

　　中國在制度方面的長足進步，讓改革更加可行。中國政府已經承諾建立一個全民的養老金制度，還承認了做實的退休儲蓄的決定性優勢。它已經開始做實基本養老保險制度中的空賬戶，建立了全國養老金儲備基金，為雇主發起的企業年金的補充制度奠定了基礎。新醫改也開始啟動，產權及資本市場的監管也不斷在強化，許多阻攔做實養老金制度的障礙已經被清除。

　　老年人購買力水平的相對提高，則為中國老齡產業的興起和發展提供了現實可能。與此同時，中國老年人正在逐步拋棄“重積蓄、輕消費”、“重子女、輕自己”的傳統觀念，花錢買健康，花錢買瀟灑正成為一部分現代老人的時尚追求。此外，隨著家庭結構的嬗變，現代普通家庭的養老功能也在日益退化。老年人對社會化市場化的依賴性的逐步增強有可能成為老齡產業發展的內在驅動力。

　　在應對老齡化問題上，中國正面臨著千載難逢的黃金機遇，但正如黨俊武所說：“中國要補的第一課是在意識上，必須從現在開始，在全社會建立起應對老齡化的意識。”

　　正視“銀發文化”

　　一場“銀發文化”沖擊波正在醞釀，它將覆蓋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等諸多層面

　　盡管老齡化是一個長期、緩慢的過程，但由于中國老齡化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其在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等諸多層面帶來的沖擊空前強烈。有些改變完全顛覆了人們的傳統觀念，甚至可用匪夷所思來形容。

　　“銀發文化”1：從“人口紅利”到“長壽紅利”

　　一直以來，老齡化都被看作是與“人口紅利”相對的“人口負債”。但近年來學術界已逐步達成另一種共識：單純把老年人口看成經濟發展“成本”的做法早已過時，從另一種視角著眼，老齡化也可能創造“長壽紅利”。

　　世界衛生組織《探索老齡化的神話》的報告指出：當前流行的老年人對社會經濟無所貢獻的觀念，很大程度是因為只計算了有收入的顯性就業。在大量無收入的“崗位”上，如農業、家庭照料、志愿者等等，老年人做出的貢獻被無意識的忽略和低估了。

　　在美國，有300萬65歲以上的志愿者從事教育和社區服務等工作。除此之外，歐美等地還有專門的退休專家組織，動員退休專業技術人員參與社會服務。而中國非農職業每年大約有300萬人退休，組織或老年人自組織參與社會志愿服務，使其專業技能和人生智慧更好得到傳承，無疑將是社會的一筆巨大的財富。

　　如果說中國老年志愿者還是有待開發的領域，那么老年人對家庭提供各種服務(如照顧孫子等等)，為子女解除了很多后顧之憂，也為社會提供了大量“隱性紅利”。而且中國當代的老年人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退休的，總體來說對社會看法積極正面，能吃苦耐勞，有強烈的貢獻社會和能力釋放的意愿，是促進社會和諧的重要力量。“有這么一批人邁入老齡化階段，是中國的福氣。”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楊團認為可以將這看成一種“精神紅利”。

　　在中國，老年勞動者似乎沒有太大的空間。農村老年人參與勞動的比率相對較高：在60-64歲的男性中比率為76%，在高于65歲的男性中比率為38%。但在城市老年人口中，該比率按發展中國家的標準來說還很低，60-64歲的男性中僅34%工作，超過65歲的男性中只有13%還在工作。

　　這種情形部分是由國企改制造成的。過去十年間，中國經歷了大規模的提前退休浪潮，國有企業男職工50歲下崗，女職工40歲下崗(所謂的40-50現象)。但長期經濟社會發展趨勢也在不斷削弱著老年人的賺錢能力。一方面，以往能經常雇傭老年人的低收入的農業和服務業在收縮；另一方面，勞動力技能老化的速度也在不斷加快，隨著老年勞動者的數量的不斷增加，就業的困難將更加明顯。

　　隨著“人口紅利”的消失，該局面將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科銳國際業務總監劉峰告訴《中國企業家》，老齡化會給企業管理、薪酬甚至企業文化帶來沖擊，特別是在用工習慣上。“中國企業目前的用工是一種揮霍性消費，隨著勞動力成本的提高，未來企業在用工方面會更切合實際，退休返聘也將蔚然成風。”劉峰說。

　　但“長壽紅利”真要落實，必須要建立在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基礎之上，而且還有賴于應對老齡化意識在公眾層面的進一步普及。目前，長壽紅利的夢想尚未照進老齡化的現實。

　　“銀發文化”2：“老”的新定義

　　老年人的定義已經發生變化，從人口統計學考慮，老年人是指60或65歲以上的老人。老年人口中增長最快的是最老的老人，據聯合國相關統計，預計在未來50年內，80歲或以上的老年人，將增加至五倍以上。此外，預計百歲或以上的老人數目將增加13倍。社會需要區別對待不同年齡段的老年人，60歲與100歲相提并論顯然荒唐。

　　老年人的家庭角色也隨之變化，在100歲爺爺家里，60歲老人就是孫子輩。再也無法只用祖父母來定義老年人的家庭身份。

　　老年隊伍的壯大也使老年人無法被簡單定義為離退休人員或體弱多病者。不同的社會環境和個體差異，使老年人的社會、經濟、文化角色千差萬別，以至于難以輕易加以分類或界定。

　　老齡化改變了代際關系。家庭內，雖然四世同堂的家庭今天并不鮮見，但核心家庭越來越取代傳統大家庭的居住習慣，越來越多人獨立生活于傳統的家庭網之外，生活不再像曾經那樣以輩分緊緊聯系在一起。在孝文化傳統悠久的中國，調查顯示老人的家庭權威性角色也正在弱化。

　　在社會上，老齡化可能帶來社會資源在各年齡組的重新分配。老齡化將導致全社會用于養老的資源總量的增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測，到2050年，發達國家養老財政支出將占到GDP的10%甚至更多。甚至有媒體提出“年齡戰爭”的概念，來描述老人與年輕人在社會再分配、工作機會、商業等方面的競爭。在中國，老年人該不該在上下班高峰時段出行，也一度成為熱議的話題。

　　“銀發文化”3：古老哲學的微笑？

　　另一個好消息是，注重家庭價值和穩定的中國傳統文化，是中國應對老齡化得天獨厚的資源和依靠。

　　大量研究已經證明：機構養老不僅成本高昂，與其他養老方式相比，進入養老機構的老人健康水平和存活比例也均有下降。

　　在財政壓力和居住意愿的雙重壓力下，各國都在回歸以居家養老為主流的發展模式，提出了由政府引導、社會參與、家庭支持、保險系統補充的綜合應對策略，試圖通過發展專業的長期照料體系，盡可能延長老年人居家和健康生活的時間，從而緩解國家財政壓力，為創新解決方案營造空間。

　　2008年，中國政府頒布了《關于全面推進居家養老的意見》，指明了中國老齡社會建設的發展方向。黨俊武介紹說，老齡委的研究表明85%以上的老年人希望居家養老，選擇機構養老的只占6%-8%左右。“這與中國鼓勵孝道的傳統文化有關，贍養老人被視為家庭不可推卸的責任和義務，這將是我們應對老齡化的有力武器。”

　　但在老齡化浪潮席卷之前，中國傳統的家庭贍養網絡已開始大幅弱化。中國政府現在鼓勵農村家庭簽署的“家庭贍養協議”，明確規定老年家庭成員如何得到照顧。截至2005年底，中國各地已簽訂了超過1300萬份這樣的協議。同時，越來越多的父母訴諸法庭來維護他們的權益。2005年，北京市法庭接受了超過2000起由農村老人發起的訴訟，起訴他們到城市打工的孩子不履行孝道。

　　“孝文化的倫理觀，體現為老人在家庭中作為知識、財富、權威和祖宗的象征地位，子女對父母絕對順從，是一種報恩型價值觀。”中國人民大學人口學系教授姚遠告訴《中國企業家》。但計劃生育帶來的子女數目銳減，以及家庭小型化趨勢的蔚然成風，正在瓦解孝文化的社會基礎。零點調查公司2005年發布的《中國老年人生活質量指數報告》顯示：如今能夠征求老人意見并聽取意見的晚輩，僅四成左右，老人的家庭權威性角色正在弱化。

　　如何有效利用傳統文化資源應對老齡化，已引起政府的重視和思考。而且，“長遠來看，現行計劃生育政策未來必然會有大的調整，屆時也許會迎來一個傳統文化復興的高潮。”王燕妮說。

　　但這取決于是否有堅實的社會養老保障體系做基礎。如果這一前提條件得到滿足，中國傳統文化不但會在老齡化的環境下全面復興，甚至還會作為中國軟實力的一部分向全世界輸出。中國也將向全世界揭示出一條應對老齡化危機的全新思路，貢獻出自己獨特的寶貴經驗。

　　發現中國“銀元”

　　3億老年人能否成為中國最大的消費人群？我們能否迎來一個遍地“銀元”的商業黃金期？

　　“夕陽人群”也是“朝陽產業”？經濟學理論認為，社會中老年人所占比例較大時，社會的消費傾向較高。因此，逐步逼近中國的老齡化浪潮，同樣也意味著“不盡銀元滾滾來”的美妙前景。

　　許多發達國家已開始迎接“銀發經濟”的到來。在美國，“戰后嬰兒潮”期間出生的7700多萬名嬰兒正逐步步入花甲之年。這個世代占美國所有家庭的42%，控制美國50%的消費者開支，一年總額超過兩兆美元。他們可望比以前的任何世代更長壽，又樂于使用科技產品，引得無數廠家都紛紛制訂新計劃，推出新產品，以搶占這一市場。日本則走得更遠，1960年代中期推動日本經濟騰飛的主力“團塊世代”已然退休，有望為日本帶來15.3萬億日元的經濟效應，日本企業目前已積累了傲視全球的服務老年消費者的經驗。

　　類似局面一定會在中國出現，但并不是現在。“銀發經濟”在中國始終是“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春天遲遲沒有到來。原因很簡單，中國老年產業尚處在“尿布時代”。

　　從銅礦到金礦

　　“消費能力不足是中國老年產業發展不起來的最根本原因。”在調研中，成美營銷顧問公司總經理耿一誠告訴《中國企業家》，盡管中國目前已經有上億老年人口，但這批人主要出生在上世紀四五十年代，消費能力有限，消費習慣保守，而且觀念比較傳統，有錢還是想留給子女。“中國老年產業現在是銅礦，開采難、獲利少，而中國現在遍地是黃金，因此很少有企業有意愿、有動力去做。”

　　這得到了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陸杰華的肯定。由于老年產業并不是傳統意義上一個獨立的產業部門，而是由于老年消費市場需求增長帶動而形成了國民經濟中一個新興產業，基本覆蓋了第一、二、三產業，具有經濟和社會雙重性。即便在學術界，有關老年產業的性質究竟是盈利還是福利，抑或兼而有之，也是一個長期爭論的話題。(參見圖1)

　　“不過，5年后銅礦會慢慢變成金礦。”耿一誠認為，隨著建國后第二個生育高峰(1960年代-1970年代中期)出生的人逐漸步入老年，中國老年產業將發生質的改變。這群人是當前社會的中流砥柱，有錢也有話語權，消費觀念比起父輩也更為超前。屆時中國市場撿錢時代也差不多結束了，老年市場將發展成真正的黃金產業。“我估計，這個高潮將出現在2020年前后。”

　　老齡委提供的一組數據也說明了這一點。2005年中國老年人的消費需求總量約為6000億元，2010年將超過10000億元，而當前每年為老年人提供的產品總價值卻不足1000億元，老齡市場供需之間存在巨大的差距，也隱藏著巨大的商機。

　　很多跨國公司已經注意到中國老年產業中隱藏的某些商機，但較少上升到戰略層面。IBM中國研究院資深經理潘越坦言，很多跨國公司儲備了大量與老年產業相關的產品和技術，但多處于研究階段，離商業化本身還有一段距離。“現在還沒有到啟動的時候，企業都在等這個市場爆發。”潘越說。

　　聯想這樣的本土企業，甚至早在2000年就開始關注這一市場。2001年，聯想推出了專為中老年人設計的天樂系列老年電腦，具有全屏觸摸式、屏幕手寫板以及家電化設計三大特性。但由于市場發展不到位，產品本身的適老性也有問題，因此并沒有獲得成功。

　　歐洲老年科技平臺的模式，值得中國在考慮鼓勵和扶持老齡產業方面進行思考和借鑒。它由歐洲一些發達國家的政府和相關的老齡基金會支持，引入各種中小型高科技和服務企業進駐開發，對智能技術養老應用起到了“孵化器”的作用。

　　此外，老年用品商店也逐漸紅火起來。雖然早在1990年代，央視《夕陽紅》欄目就開始了老年連鎖用品商店的探索，一度遍布全國，最終折戟沉沙。但十年之后，專業的老年用品連鎖商店又開始在國內萌芽。

　　但中國“銀元”并不好掙，同是一頭銀發，老年生活的色彩卻各不相同。有些老人在70歲時可能身體很虛弱生活在養老院里，有些則可能還精力充沛的返聘入企業工作。五花八門的需求本就讓產品銷售成為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更何況產品的適老化遠遠不夠。

　　更重要的是，政府在投資引導上不夠成熟。輪椅是最典型的例子，一方面，輪椅是各種捐助的重要主角，另一方面，輪椅廠也是雨后春筍，以至于現在200元就可買到一個輪椅。這并不是因為在中國輪椅有巨大的需求量，畸形繁榮僅僅因為它免稅。

　　陸杰華認為，老年產業必須走向盈利時代，也必然走向企業化運作，但政府應當對其做出更具傾向性的政策扶持，否則銅礦向金礦轉化的速度將被大大延緩。同樣，這是發展老齡產業的一個最基本的條件。

　　養老產業的十字路口

　　最早看見商業曙光的，是中國的養老產業，這也是中國現在供需矛盾最為緊張的領域之一。黨俊武甚至認為，當前所講的“居家養老為主體，機構養老為補充”的提法存在問題，降低了中國發展機構養老的緊迫性和必要性。

　　“中國所需要的養老床位，如果一字排開的話，能繞赤道19圈半，等于三個印度的國土面積。這么大的需求量，怎能僅僅將其視為補充呢？”黨俊武稱，中國目前的養老服務設施總床位僅占老年人口的0.8%，大大低于經濟發達國家5%的水平，雖然近年來民辦養老設施有了相當大的發展，但供需矛盾仍然十分突出。

　　存在巨大缺口的，還有與之相關的社會服務業。統計數據顯示：一名專業護理人員可以同時照顧30位70-75歲的老人，但只能照顧9位80-85歲的老人。至于85歲以上的老人，更是平均每4人就需要一位專業護理員。從現在前瞻性的看未來，中國將需要800萬-1000萬專業護理人員，而目前擁有正式的養老護理職業證書的人不過30多萬，差距相當驚人。這不但是一個誕生中的全新產業，也必將導致相應的教育培訓市場的火爆。

　　在調研中，不少公司認為，當前政策遠遠滯后于市場需求的發展，對養老產業的發展造成了越來越大的阻礙。

　　除了這些非營利性的機構，不少房地產開發企業也開始試水養老產業(參見圖2)。老年公寓、老年社區等理念開始在房地產界流行，“我們在調研中發現，開發類型越來越多樣化、運作的專業性越來越強，并且逐漸開始產業化，是進軍該產業的房地產開發商幾個最明顯的趨勢。”華高萊斯國際地產顧問有限公司策劃總監劉葳告訴《中國企業家》。

　　但做一個養老項目比商業地產投資回報期還長，劉葳甚至認為“不要期待十年內有什么特別高的回報”。較早進軍該領域的樂成集團也坦言，國內目前幾乎沒有真正意義上在該領域取得成功的房地產企業。

　　政府在養老產業的界定上的不明晰加劇了商業化和盈利的困難。調研中發現，中國政府雖然在鼓勵養老服務業的發展，但約束很多，比如必須要找到一個跟政府相關的上級單位主管等，這就很難吸引到資金和人才。而相應的稅收政策也自相矛盾，雖然養老產業享有一些稅收優惠，但非營利機構本身對稅收優惠并沒有什么很迫切的需要。

　　這不但導致了各種打著慈善旗號行房地產開發之實現象的出現，也傷害了有心做大養老產業的企業和機構。養老產業已經走在非營利時代向商業時代轉折的十字路口，政策導向已到了必須明確的時刻。

　　“政府應該給進入養老產業的機構一個明確的身份，同時要給出相應的可落實的鼓勵條件。”樂成老年事業投資有限公司副總經理詹泳說。

　　走出“尿布時代”

　　“中國老年產業正處于‘尿布時代’，”王燕妮打了一個很形象的比方，“就像一個剛出生的孩子，有長大的希望，但光靠自己是不行，沒有父母的照料就可能夭折，或者因為后天營養不良而發育緩慢。政府要承擔起父母的職責，推動傳統上認為是屬于社會福利的部分將走向產業化、民營化和市場化。”

　　方嘉珂贊同該觀點，認為中國國情決定了政府必須承擔比發達國家更大的責任。但他強調，在父母沒有多余時間照顧孩子的時候，找一個得力的保姆就是必須的事情了。

　　這個保姆就是非營利性質的各種NGO組織。它是獨立于企業和政府之外的第三方力量，既適應老年產業具有福利和盈利雙重性的特點，也是中國老年產業由非營利時代向商業時代轉型時不可或缺的力量。

　　換言之，時代呼喚中國社會企業家群體的崛起。

　　不少西方國家都經歷過從福利模式到商業模式的過程，以德國為例，在原有的社會保障基礎上，德國在2003年通過了一部新法律，明確規定各類型養老機構都要實行公司化登記。這值得中國借鑒，但一個前提是，企業以賺取利潤為天職，不能對其有太多苛求，而德國有強大NGO組織進行監督，遏制住了出現商業化搞亂養老體系的情況。

　　“政府應該把注意力轉到扶持第三方力量上面，同時要加強監管，避免掛羊頭賣狗肉的情況出現。”方嘉珂說。

　　中國老年產業走出“尿布時代”的另一個引爆點是商業模式的突破。比如，“以房養老”模式。

　　“以房養老”模式本質上是一種住房養老財務證券化的模式，又稱住房反抵押貸款或“倒按揭”，是指房屋產權擁有者，把自有產權的住房抵押給銀行、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后者在綜合評估借款人年齡、生命期望值以及預計房主去世時房產的價值等因素后，在一定的年限內，每月給房主一筆固定的現金，房主繼續獲得居住權。直到房主去世后，將房產進行出售，所得款項用來償還貸款本息，其升值部分亦歸抵押權人所有。

　　該模式起源于荷蘭，而發展最成熟、最具代表性的則是美國和新加坡。中國存在大量“住房富人，現金窮人”，如果該模式能在中國實現，將會極大的提升中國老年人群的消費能力，同時激活金融保險市場和房地產市場。

　　樂成老年事業投資有限公司認為，“保守估計，這將是一個十萬億的大市場。”盡管國內還沒有企業去做這種針對老年人的金融產品，但相應的研究已經展開多年，一些保險廠商已經與國外合作，正試探性的設計和推出相應的產品。這一模式一旦成功，所拉動的消費將是驚人的，并將產生一連串連鎖反應。

　　當然，“以房養老”的運行必然會面臨各種挑戰，比如政策監管問題、房屋的70年產權問題、升值問題，以及中國傳統文化中根深蒂固的買房傳子等。

　　3億老年人能否成為中國最大的消費人群？我們能否迎來一個遍地“銀元”的商業黃金期？

　　本次調研，除了文中具名機構及個人，還得到了如下機構和個人的支持，一并致謝：

　　中國老齡事業發展基金會會長李寶庫，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秘書長唐鈞，南開大學老齡發展戰略研究中心主任原新，

　　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Frost & Sullivan咨詢公司，信誠人壽，科銳國際，奧美公關等

　　馬三立老年公寓變形記

　　馬三立老年公寓，曾經是天津市河東區新開路的標志性建筑。它高達11層，緊鄰天津站，占地8000多平方米。但現在這個名字已然成為歷史，早在2006年，樓前就已懸掛起“如家快捷酒店”的招牌。

　　它源于相聲大師馬三立的一個想法，身為天津市政協委員的馬老在1995年提出一份議案，呼吁熱心公益的企業家為贍養老人出一份力，并公開宣稱：“誰愿意建一個老年公寓，可以無償使用我的名字，我支持。”

　　該提案得到了政府的高度關注，也引起了天津企業家高文光的注意。不久，他與馬三立達成協議，高文光投資4000萬建設一家老年公寓，馬老則無償捐獻出自己的名字。在政府政策、土地和手續方面一路綠燈的情況下，1997年，一棟11層的大樓拔地而起，馬三立老年公寓的牌子正式掛出，高文光擔任法人，馬三立之子馬志良則出任該老年公寓的總經理。

　　但隨后發生的一切，讓政府、企業和馬三立父子本人都尷尬不已。

　　“打從開業那天起，一直到停業也沒有收進多少老人，最多的時候住進了6個人，然后就停滯不前了。”某養老業資深人士告訴《中國企業家》，“那是1990年代，入住的價格每人每月超過3000元，還不包括護理。即使是現在，天津條件最好的養老院，收費也遠不到這個程度。”

　　這必然促使老年公寓的性質產生質變。大樓建成后不久，文光集團便整體遷入其中，占據了最高的兩層樓，緊接著，一層層的房間相繼被挪作他用，或用于商業出租。

　　兩年后，馬志良被迫離開。馬三立父子又投資在天津東麗區重又建了個馬三立老人園。但馬三立老年公寓的牌子此后仍掛了好幾年，直到2006年，文光集團把大廈底下九層全部租給了如家快捷酒店之后，馬三立老年公寓才正式壽終正寢。

　　對于馬三立老年公寓的失敗，馬志良認為，其運營不成功的主要原因是過于高端，遠遠脫離了當時人們的消費水平和養老意識。但在業內人士看來，最初的高價格在很大程度上是投資人有意為之，其實質是打著福利性的老年公寓之名行商業性的房地產開發之實。

　　這一事件也讓政府感到尷尬，作為前車之鑒，政府此后對該類審批極為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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