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中國經濟血脈暢通(共和國部長訪談錄)
——訪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
本報記者 田俊榮
【提要】
60年來,金融支持經濟發展取得重大成就,金融業實力大增,服務百姓能力全面提升,在國際金融事務中的話語權不斷提高
這似乎不是央行行長而是一位教授的辦公室。
桌上擺的是匈牙利經濟學家雅諾什·科爾奈的新著《思想的力量》,還有一篇待指導的博士學位論文。案頭的名片,沒有“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的頭銜,只有“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中國科技大學商學院、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部兼職教授”的字樣。
這就是周小川,一位專家型的央行行長。他出身清華博士,在學術研究上造詣頗深,曾兩次獲得國內經濟學界的最高榮譽——孫冶方經濟科學論文獎。“無論是制訂貨幣政策還是維護金融穩定,都要通過研究分析來提前作出判斷,這樣才有前瞻性、預見性。”周小川微笑著說。
“不能讓老百姓手里的錢毛了”
在今年的中國經濟舞臺上,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精彩登場,其一招一式都惹人關注。
“去年9月以來,央行先后五次降息,四次下調存款準備金率。今年以來,貨幣信貸增長較快,對促使經濟企穩回升發揮了重要作用。”周小川說。
周小川也毫不諱言,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正面臨挑戰:
——每種貨幣政策工具都有優點和不足,如何選擇適當的工具需要斟酌。
——貨幣政策有時滯。“有的政策3個月后才能看到效果,有的要6個月甚至一年,你只能用預測的結果來指導現在,為此需要許多歷史數據來作推算。然而,這次國際金融危機很難有歷史數據供你參考。”
——“制定和實施貨幣政策,要高度重視其傳導機制”,周小川解釋說,“貨幣政策在一個國家和另一個國家,在一個時期和另一個時期,傳導有效性是不一樣的。你看西方一些國家,它的貨幣政策力度并不小,但銀行惜貸,結果寬松的貨幣政策沒有傳導下去,或者是傳導下去卻打了很大折扣。”
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是金融支持經濟發展的一個縮影。60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30年來,金融充分發揮現代經濟的核心作用,努力讓中國經濟“血脈暢通”。
“不能讓老百姓手里的錢毛了!”周小川的這句名言,道出了央行的重要職責是保持幣值穩定。“幣值穩定不是說一點都不動。一般來說,發達國家往往將通貨膨脹目標定在2%左右,也就是每年物價上行不超過2%左右,那么利率也應該高于2%,發展中國家有其特殊國情,通脹目標一般會比發達國家定得稍微高一點。”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人民銀行出臺運用貨幣政策,成功治理多次通脹,力保幣值穩定,為助推經濟增長立下了汗馬功勞。
新中國成立初期,人民銀行大力抽緊銀根,舉辦折實存款、配合財政發行人民勝利折實公債,不到半年就有效抑制了此前長達12年之久的通貨膨脹。1955年3月,人民銀行發行新人民幣,規定舊幣1萬元兌換新幣1元,最后消除了過去遺留下來的通脹痕跡。
改革開放以來,央行先后四次執行了以反通脹為主要目標的宏觀調控,分別發生在1985年前后、1988—1989年、1993—1995年和2003—2008年,都取得了較好效果。
“金融業改革之路還很漫長,什么時候都不能自滿”
60年只是彈指一揮間,而中國金融業卻獲得了“幾何級數”的增長。
改革開放前,我國金融資產總量僅3000多億元;30年后,金融資產總量已達86.5萬億元,比20年前的1989年足足增長了53倍。
“巨變的根本原因是改革開放”,周小川說。他親身參與了國有銀行股份制改革和人民幣匯率改革。
“2002年,境外媒體對中國金融業有很多批評。有人說,中國的金融體系是個大定時炸彈,也有人說,中國的金融體系技術上已經破產。那時的銀行業不良貸款率高達25%,由于統計口徑的原因,實際可能25%都打不住”。周小川回憶道。
改革已是箭在弦上。亞洲金融危機之后,黨中央、國務院果斷決定,實施國有銀行股份制改革。2004年1月,國務院公布中行和建行實施股份制改造試點的決定,這項被溫家寶總理稱為“背水一戰”的改革正式拉開大幕。
“改革改善了國有銀行的治理結構,明顯提升了其實力和抗風險能力,使其在這次金融危機中經受了考驗”,周小川打比方說,“相當于在危機前就建好了‘緩沖墊’,這樣一來,好比一輛汽車遇到很大的顛簸,但由于緩沖設備還不錯,所以沒有把人給顛出去。”
時下,工行、建行、中行已成為全球市值最大的三家銀行。對此,周小川表現得很冷靜:“銀行排名有好多種標準,市值是一種,此外還有營業額、總資產、核心資本等,即使市值也是動態變化的。我的意思是,中國銀行業的改革之路還很漫長。中國金融業尤其要特別強調與時俱進,強調有風險意識,什么時候都不能自滿。”
由于推動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周小川被媒體尊稱為“人民幣先生”。
談起這次改革的背景,周小川說,我們的匯率體制改革實際上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就開始了,進入90年代以后有幾次重大改革: 1994年1月1日實現了官方匯率與調劑市場匯率并軌,4月成立了外匯市場,1996年實現經常項目可兌換。正在繼續往前走的時候,碰到了亞洲金融風暴,產生的一個問題就是如果匯率改革了,而機構還不健康,就會造成風險。于是,風暴過后,2003年10月,國務院確定了先進行國有銀行改革,同時逐步放寬外匯管制,推進外匯市場建設,然后再進行匯率改革的順序。“所以,這次改革不是迫于某種國際壓力,而是我國從自身改革發展的實際需要出發作出的重要決策”。
“推動金融服務‘飛入尋常百姓家’”
“60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央行推動金融服務‘飛入尋常百姓家’,金融與大眾聯系越來越緊密。”周小川說。
如今,人們的錢包里都會有幾張銀行卡。一張卡片,一個簽名就能輕松完成一筆消費。在央行和相關部門的共同努力下,銀行卡產業實現了跨越式發展。全國總發卡量達19億張,居全球第一位;剔除房地產、大宗批發等,銀行卡消費金額占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比重已達27.7%。
剛從歐洲旅游歸來的谷先生,回國第一件事,就是在自己的國際信用卡上存錢,還掉境外消費的1000歐元。“逾期不還會被記入‘信用檔案’,信用上有了污點,以后想貸款、辦卡什么的可就難啦!”
讓谷先生珍惜的“信用檔案”由央行組織建立。2006年1月,個人“信用檔案”——個人信用信息基礎數據庫正式運行,目前已收錄近6.54億人的信用信息。個人“信用檔案”好比“經濟身份證”,通過褒獎守信行為、懲戒失信做法,來激勵和約束個人重視保持良好的信用記錄,有利于提升全社會的誠信水平。
“不對的說法一定要頂回去”
今年3月,在G20倫敦峰會召開前一周,央行網站上連續刊載了周小川的三篇文章,引起了國內外的廣泛關注。
“今年年初曾有一種觀點,認為這次金融危機的一個主要原因是中國儲蓄太多導致全球不平衡。我們覺得這個說法完全不符合事實和邏輯,一定要頂回去!”周小川說。
隨著中國經濟在全球經濟中的比重不斷提高,以及中國在危機救助、恢復經濟增長、維護金融穩定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中國在國際金融事務中的話語權也不斷提高。中國的金融立場和政策主張正越來越為世界所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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