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承長三角,南接珠三角,與臺灣一水相隔的海峽西岸,在改革開放的30年中起起伏伏。地緣人文優勢可以引來資本卻留不住資本,福建人常擔憂海西被邊緣化了。2009年的5月,一切看上去都改變了,臺灣海峽西岸的這塊土地承載了中華民族的核心利益和兩岸和平發展的主題,同時它還要在經濟上與臺灣島全面對接、深度對接。沒人否認這是一次歷史性的變革,在如此重大的變革面前,福建正在如何準備著?
□記者 吳金勇 王強
今年的端午節,臺灣海峽的天氣不大好,廈門、金門都籠罩在蒙蒙細雨中,但廈金客運碼頭附近的一處沙灘,還是有很多人在此駐足。20天前,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曾在這里以海中的金門島為背景留影紀念。此刻盡管天空低沉,但海上仍清晰可見輪船往來。一位剛走出碼頭的臺灣同胞對《商務周刊》說:“10天前,有近萬名臺灣人來福建參加海峽論壇,我們覺得西岸這邊經濟發展會越來越好,所以也過來看看。”
5月14日,中國政府網全文刊登《國務院關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的若干意見》,兩天后,由海峽兩岸54個機構聯合舉辦,臺灣25個縣市和上萬民眾共同參與的海峽論壇在廈門會展中心開幕。
伴隨著論壇的,是國務院各部委的一批惠臺和先行先試政策的出臺。5月16日,國家交通運輸部公布了9項進一步促進兩岸海上直航的政策措施。17日,國臺辦主任王毅在海峽論壇大會上宣布了推動大陸企業赴臺投資、擴大對臺產品采購、支持臺資企業參與大陸擴大內需的基礎設施和重大工程建設等八項具體方案。同日,商務部、國臺辦發布了《關于大陸企業赴臺灣地區投資或設立非企業法人有關事項的通知》共10項政策措施。18日,國家質檢總局在福州發布了涉及20條措施的《關于進一步支持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的意見》。
“論壇的召開和這些政策的集中發布,增進了臺灣同胞對海峽西岸經濟區發展戰略的認同和參與感。”福建省臺灣研究會會長嚴正對《商務周刊》說,“也為具有地緣相近、血緣相親、文緣相承、商緣相連、法緣相循的‘五緣’的閩臺之間產業進一步融合與提升創造了條件。”
相對滯后的20年
事實上,一直強調閩臺“五緣”相通的福建省,在改革開放的30年中,特別是早期,相較珠三角和長三角地區而言,并未能從經濟和產業結構上得到太多收獲。
福建是臺資最早登陸的內地省份。1980年代初,福建一些沿海地區開始與臺灣漁民開展“灘頭貿易”,這種不途經海關的易貨貿易交易主體是直接從臺灣駛船過來的漁民和大陸這邊的對臺小額貿易公司。廈門附近的交易地點集中在“英雄三島”中的大嶝、小嶝,主要交易海產品,每筆交易金額在10萬美元以下。
經過這種小額貿易的接觸,一些臺灣居民對大陸逐漸了解。另一方面,蔣經國執政后期開放臺灣赴大陸探親,許多老兵及其親屬紛紛回到福建。
正是由于這種地緣和人文優勢,福建也得到了在對臺經貿合作領域中的多項 “先試先行”政策,比如臺商投資區、免稅區、閩臺農業合作試驗區等。
1980年代中期,臺灣經濟賴以騰飛的“三角貿易”衰落,這在一程度上促使臺商轉向投資大陸及東南亞。所謂“三角貿易”,指的是資金與技術來自日本,加工在臺灣,產品銷售到美國,臺灣對美國的貿易順差一時占到該地區全部順差額的80%。美國認定亞洲一些地區過于低估本地貨幣,并出臺《新綜合貿易法》,其中的301條款旨在對匯率操縱地區進行報復。在美國的壓力下,臺幣被迫升值。
“這直接導致臺灣的出口下降,勞動成本提高,因此臺灣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開始向外投資,又恰逢大陸改革開放初見成效,于是島內勞動密集型廠商第一波大規模產業西進開始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所經濟研究室副主任王建民分析道。
第一波投資大陸的臺資企業主要目的在于利用內地廉價的勞動力和土地等資源進行簡單加工,因為原料與市場“兩頭在外”,在區位選擇上自然偏好具有對臺地緣優勢的福建與港澳地緣緊密的廣東。“這一階段,福建與臺灣是形近實遠,物流主要靠香港轉口。”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經濟所所長石正方解釋到。盡管如此,承接的第一波臺商投資,還是成就了閩臺經貿的初期繁榮。這一時期,閩臺貿易和臺商對閩投資在兩岸貿易、投資總額中所占權重曾分別高達23.8%(1985年)、32.1%(1992年)。
這一波產業轉移,福建承接的主要是傳統的紡織、制鞋、食品等行業,而區位條件更好的廣東則還吸引來了電子產品的散件和模組。“從分工角度來看,屬于產業間的垂直分工,內地承接的只是勞動密集型產業。”石正方向《商務周刊》分析。1990年代之后的第二波臺資進軍大陸,主要是資金密集型產業,如石化和帶有研發環節的電子整機,這些產業需要相關配套能力強、市場腹地廣闊地帶,長三角成為最大的獲利者。
在廈門火炬高新區管委會副主任孫大海看來,當時福建的投資環境有兩點不足:一,兩岸仍未直航,物流成本很高,與臺灣形近實遠的福建只能眼睜睜看著在世界眾多港口中小到可以忽略不計的日本石垣港,因為轉口大陸和臺灣貨物而迅速繁榮起來;二,福建的基礎設施落后、產業配套能力差、市場規模小等問題導致綜合競爭力不強。
1990年代之后,長三角地區成為以半導體等高新科技產業為主體的臺商投資基地,逐步確立了其在大陸臺商投資地域分布格局中的核心地位。“這兩波投資后,形成了日本-臺灣-中國大陸-美國的‘四角貿易’。原來臺灣對美國的貿易順差演變為中國對美國的順差增加。”王建民說。
此一階段,不但臺商對閩投資占全部對大陸投資的份額銳減,由1991年的32.1%下降到2001年的4.3%,10年間下降 27.8 個百分點,而且由于后續成長有限,福建的臺商投資在質量和結構上也較熱點地區遜色。“2001年是福建在吸引臺資上最低潮的一年。當年臺資在大陸投資的份額,福建降到了最低的水平。”石正方說,“福建的投資環境與臺商投資規模大型化趨向和投資產業層次不相適應,這也造成福建空有對臺地緣人文優勢而無力作為的尷尬局面。”
醞釀的5年
早在1990年代,福建的經濟界和學術界為解決這種尷尬局面,也為福建尋找一個更準確的經濟發展定位,就有人提出“海西”的概念。“這個定位是非常重要的,無論是按人口還是按經濟總量在全國的排序,福建都只能算中等,從哪個角度講,國家考慮我們的時候都少,因此,福建只有打臺灣牌,才能在全國的盤子里有一席之地。”福建省臺灣研究會會長嚴正這樣分析到。
2003年底,福建省省委、省政府經過廣泛聽取各方意見,正式決定提出福建發展戰略的新定位——構建海峽西岸經濟區。嚴正回憶說:“2004年1月的省十屆人大二次會議上,省長盧展工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出‘建設對外開放、協調發展、全面繁榮的海峽西岸經濟區’的戰略構想。”
這一構想提出后,各方面的不同聲音也是有的。國家某部委就認為,如果福建可以搞海西經濟區,那么江西也可以搞鄱陽湖經濟區,湖南也可以搞湘江經濟區,這樣的構想特色并不突出。“針對質疑,我們又在海西概念中加入了區域的想法,也就是說海西經濟區不單是福建,而是以臺灣海峽中部為圓心,劃一個半圓,這個半圓內還包括廣東東北、江西東部和浙江南部,另一個半圓就包括臺灣了。”嚴正說。
此后的2004年5月,全國政協副主席羅豪才率全國政協常委視察團赴閩考察,并在7 月召開的十屆全國政協常委會第六次會議提交了海峽西岸考察報告。同月,胡錦濤總書記對報告作出批示,要求有關同志對建議“予以認真的閱處”。
不久,胡錦濤總書記主持會議,審定將“海峽西岸”寫入《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2005年10月,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了該《建議》,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明確表述支持海峽西岸經濟發展。2006年3月5日,溫家寶在作十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支持海峽西岸和其他臺商投資相對集中地區經濟發展。海西戰略從地方決策上升為中央決策,從區域戰略上升為全國戰略。
實際上,早在2004年11月,福建省委就頒發《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綱要(試行)》以及《關于發展壯大中心城市的若干意見》、《關于加快產業集聚培育產業集群的若干意見》兩個相關配套文件。
福建省的綱要一出臺,國家發改委首先表態:支持福建建設海峽西岸綜合交通運輸網絡,盡可能將海西的公路、鐵路、港口等建設規劃納入全國交通發展規劃,并與原交通部聯合批準福建港口“十一五”建設規劃,第一次將東南沿海港口群納入國家五大港口群布局;原信息產業部也將海西納入其“十一五”規劃,認定福廈沿海地區為國家電子信息產業9個生產基地之一;原建設部在《全國城鎮體系規劃 2005—2020年》中,把海峽西岸城鎮群列入全國優先支持發展的八大城鎮群之一;國家林業局將海峽西岸列為全國林業生態體系建設重點區域、國家林業改革與發展試驗區,在三明市開展全國唯一的集體林區林業產權制度改革試點;國家旅游局也將海峽兩岸旅游區列為全國12個重點旅游區之首,支持海峽西岸聯合東岸,打造“海峽旅游”品牌。
5年來,福建的基礎設施和投資環境有了巨大改善,2008年福建的經濟總量首次突破萬億元大關。對于這些變化,福建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鄭柵潔深有感觸:“早年我去臺灣時,他們說,‘你們基礎設施那么差,我們怎么去投資,等福建有了一公里高速公路的時候,我們就去。當時這話給了我很大刺激呀!”
如今福建的高速公路里程達1767多公里;鐵道正線1630公里,在建的鐵路還有1145公里,僅去年一年,福建境內就同時開工了6條鐵路;福州和廈門港的吞吐量進入全國10大港口,廈門港還進入全球集裝箱港20強。“現在福建以港口為依托的海陸空配套的現代綜合交通體系已經形成,原先我們的基礎設施是落后,現在是基本適應,下一步,我們會適度超前。”鄭柵潔對《商務周刊》說。
海西概念醞釀的同時,2001年1月,“兩岸試點直航”開啟,廈門和金門馬尾和馬祖對開,實行貨物、人員直航。“臺灣人稱之為‘小三通’,它的先行先試為2008年12月開始的‘大三通’奠定了基礎。”嚴正指出,自2001年開通廈金“小三通”海上客運航線以來,客運量持續增長,截至今年4月底,進出旅客累計突破376萬人次,成為兩岸交流往來的海上黃金通道。
盡管當時的“小三通”還有很大局限性,但它給海峽東岸的資本帶來了充分的想像空間。“許多臺商已經看到了‘大三通’是必然趨勢。”廈門火炬高新區管委會副主任孫大海說。據他透露,臺灣的友達光電最早曾來過廈門作投資考察,那時廈門基礎設施及港口物流還不能滿足友達的需要,于是他們落腳蘇州了。“小三通”后,友達在2004年下半年再次來到廈門,2005年雙方簽定協議,2006年友達廈門工廠破土動工。
2006年,福建從本地實際出發,編制了《福建省“十一五”閩臺產業對接專項規劃(2006—2010)》,確立企業在產業對接中的主體地位。對接主體主要是福建臺灣兩地工業、服務業企業。該規劃鼓勵福建省內骨干企業赴臺洽談,并選擇臺灣鴻海精密工業、臺塑石化、廣達電腦、臺積電、光寶科技、中國鋼鐵、遠東紡織、奇美電子等100家制造業企業和臺灣電力、中華電信、中華航空、統一超商、豐群水產、陽明海運、長庚醫院、全臺物流等100家服務業企業,與福建省重點企業進行直接對接。
為保證信息、機械、石化和紡織等10大產業對接的順利實施,福建省還制定了相應的產業促進政策。至2008年,福建三大主導產業電子信息、機械裝備和石油化工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實現1460億元。
這一時期,閩臺經貿合作和文化交流不斷擴大,閩臺貿易額從2002年的33.5億美元增加到2007年67億美元,翻了一番;臺灣百大企業有40家在閩投資,累計批準臺商投資項目近萬個,實際利用臺資累計達140億美元,占全國的1/4強,其中農業利用臺資15億美元,居全國首位。
2008年12月15日,海峽兩岸大三通正式啟動。海上直航當天,滿載貨物的10艘貨輪分別從福州港、廈門港、泉州港直航臺灣高雄港、基隆港、臺北港、臺中港、安平港。兩岸海上和空中的直航大大提升了福建綜合樞紐的地位,輻射到的廣東、江西、湖南、浙江等省也積極響應。廣東省的汕頭、梅州等5個城市正式向國務院打報告,要求列入海峽西岸經濟區范圍,共同推進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浙江溫州主動提出融入海西,據說在溫州已經成立了海西辦,辦公地點設在市發改委;江西提出對接“長珠閩”,加強入閩通道聯接,把福建作為重要的出海口。
海西戰略不僅使得福建的對內連接通道打開了,而且還使它的市場腹地同樣前所未有的擴大。“除了一直強調的地緣和人文優勢外,福建終于有了在政策、基礎設施、產業配套、勞力技術和市場腹地等綜合經濟方面的競爭力大幅提升了。”石正方對《商務周刊》說。
新產業升級來臨
5月26日,記者來到鄭成功的故鄉——地處閩南金三角中心區域的泉州南安市。南安與臺灣隔海相望,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占地7.5平方公里的泉州(南安)光電信息產業基地就位于該市霞美鎮的山地丘陵間。巨大的挖掘機轟鳴聲中,工人們在剛剛開挖出來的地基上忙碌著。
“這是福建省打造的千億產業園區之一,發展目標高,產業選擇專業,目前正成為臺商投資新熱點。”園區辦公室主任蔡宗德告訴《商務周刊》,泉州(南安)光電信息產業園區是福建省的八大光電產業園之一,項目計劃分三期至2020年全部建成,屆時它將成為全國最具影響力的新能源產業基地之一,并爭取成為國家火炬計劃特色產業基地和國家級光電信息產業園區。
為對接臺灣發達的光電信息產業,園區專門將產業基地加掛了臺商投資創業園的牌子,并成立臺商遠東招商有限公司,先后有5個臺灣光電企業考察團到這里考察。目前,園區內的南安市三晶硅品精制有限公司是國內第一家也是目前唯一一家自主研發出物理法太陽能級硅材料提純技術的企業,并進入了產業化階段,據說物理法比傳統的西門子法有電耗低、建設周期短、三廢少等優點。按照規劃,該公司2009年生產太陽能級高純硅將達到3000噸,2010年可超萬噸,力爭到2012年以后達到產能2萬噸,完全可以供應2000MW規模光伏產業的原材料。
高技術起點的新建園區在緊張施工和招商之時,福建原有的高新技術園區也在為深度對接臺灣產業、提升區域創新能力而忙碌。“國務院關于支持海峽西岸經濟區的若干意見發布后,臺灣鴻海集團董事長郭臺銘就宣布在廈門投資300億元作模組,還有一家友達光電的關聯企業打算在廈門投資整機廠。”廈門火炬高新區管委會副主任孫大海對《商務周刊》說,“現在時機正好。早期臺資來的少,反而把大量土地節約下來了,現在我們有20多平方公里的空間來承接臺灣光電。”
廈門火炬高技術產業開發區成立于1991年,是全國三個以“火炬”冠名的國家高新區之一。目前園內有包括ABB、戴爾、松下、東芝、日立、富士通、阿海琺、施耐德等16家世界500強在內的1600多家企業,已形成以光電、電力電器、電子信息三大支柱產業和生物醫藥、新材料、精密制造等特色產業為主的產業集群。
據孫大海介紹,近期國家頒布多項惠臺政策,包括鼓勵大陸電視整機廠采購臺灣面板,這在很大程度上挽救了臺灣面板產業,而強大的市場需求及全面對接的產業政策,將使內地更深層次地承接臺灣平板產業成為可能。
最近國家擴大了家電下鄉彩電的尺寸,由此拉動了國內整機廠商對面板的需求。“巨大的市場面前,一些大陸的廠家也在推出高世代面板,5代、6代,甚至有人想作7代,這些也會促使臺灣技術向我們這里轉移。”孫大海說,“我們不僅希望高世代面板過來,更希望液晶玻璃環節也能來。”
6月1日,中國電子視像行業協會組織聯想、海爾、康佳等46家大陸整機企業赴臺參加“兩岸平板顯示產業合作研討會”,并落實22億美元采購計劃。“兩岸合作上,臺灣如果遵循市場規律,把它的外銷市場轉向大陸的內銷市場。由中國內地來代替它原本面向的美國市場,這對臺灣的經濟振興有很大益處,同時也能促進大陸產業技術升級。”石正方補充說,“兩岸制造業優勢互補向縱深發展的同時,也促進了水平分工出現。”
這一點在廈門軟件園與臺灣軟件產業對接中就可以看出。廈門軟件園是福建省重點工程和廈門“十一五”規劃的重點項目,基地于2007年9月竣工。近兩年來,軟件園形成臺資軟件企業、動漫游戲企業和集成電路設計為特色的產業聚集。
臺灣的軟件和信息服務業與電子制造業不同。臺灣的硬件產品可以銷售到全世界,但中文使用環境的軟件市場卻非常小,中國大陸也很少使用臺灣的軟件或解決方案。“但臺灣軟件還是繼承了其硬件制造業中規范的企業管理和成熟的應用技術創意和創新,同時他們開拓國際市場的能力強,視野寬。”廈門軟件園管理委員會辦公室常務副主任李永福對記者分析說,基于此,廈門軟件園試圖推行一種“臺灣接單,廈門服務”的產業對接模式。以臺灣頂尖的3D電腦動畫制作企業西基公司為例,臺灣總部從美國好萊塢接單,然后在西基廈門公司制作。“這個過程貌似傳統垂直分工,其實不同,因為生產的每個環節都有創意和研發,然后再由發包方來整合成最終產品。”李永福說,“這與跨國分工不同,它是一個全球工廠的概念。”在這個動畫制作的全球產業鏈中,在美國或日本完成編導部分,在臺灣完成卡通形象和場景創意,而靜態的人物和場景變成動畫的過程則是在廈門完成。與硬件制造的核心環節不同,動畫的制作里沒有哪個環節更核心的說法,卡通形象在劇情中的動作和表情的創意,科技含量也是相當高的。
在石正方看來,“這種分工可以視為同一產業梯次上的水平分工,細分的產品,每一部分都有研發和創新,也就是我們可以與臺灣一樣同時發展技術密集型和資金密集型等產業”。
臺灣目前處于后工業時期,而福建大部分在工業化中期。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決定了主導產業的發展內容不同。因此全面的產業對接就可把資源配置得更有效率,促進閩臺經濟快速協同成長,實現雙贏。
“為了實現這一點,海西在承接臺灣產業中應關注到兩個方面:一是‘四角貿易’的弱化;二是復合分工的必然趨勢。”石正方說。
石正方指出,10年前的美國消費電子市場萎縮和今天的全球金融危機,都讓臺灣的經濟受到很大影響。這是由于其自身產業單一且升級不成功造成的,臺灣內部市場小,而無論是“雁行模式”、“三角貿易”還是“四角貿易”,不管如何轉移產業,美國都一直是臺灣的最終市場。如果廣闊且有梯度的大陸市場能夠被臺灣重視,海峽兩岸經濟進一步融合,這對于臺灣經濟轉型是非常有利的。這樣,現在的四角貿易將進一步演化為一個弱四角,日本和美國在其中的作用將大大削弱。
另一方面,以往臺資企業在大陸多是獨資經營,產業配套采取的方式是把島內配套企業整體移來。這種臺資給臺資配套的模式,一方面對大陸產業技術的提升有限,另一方面臺資企業自身的成本也高。如果臺資企業本土化程度進一步提高,對于雙方都有利,這應該成為海西產業與臺灣產業深度對接的重要內容和推進方向。“這樣10年20年的高增長期之后,海峽經濟體有望成為一個高效率的創新區域。”石正方展望說。
經濟加快發展是海西戰略的重要目標
——專訪福建省發展改革委副主任鄭柵潔
□ 記者 吳金勇 王強
《商務周刊》:日前,國務院出臺了《關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的若干意見》,對于《意見》提到的戰略定位,您怎么理解?
鄭柵潔:海峽西岸經濟區被賦予的戰略定位包括兩岸人民交流合作先行先試區域,服務周邊地區發展新的對外開放綜合通道,東部沿海地區先進制造業的重要基地,還有就是重要的自然和文化旅游中心。我覺得經濟發展是實現這些戰略的基礎,今后我們要發展得再快些。那么怎么做呢?5月8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福建考察時強調,從根本上講要靠改革,要靠開放,要靠創新,這樣才能把海峽西岸經濟區建成科學發展之區、改革開放之區、文明祥和之區和生態優美之區。
說實在的,《意見》對福建全省來說既是鼓勵鞭策,更是壓力。
《商務周刊》:許多福建人,都說海峽西岸經濟區戰略的確立,對福建來說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對此您怎么認識?
鄭柵潔:這對福建來說是確實是千載難逢的發展良機,我們必須扎實工作。因為《意見》本身內涵豐富、空間大、挑戰多。對于我們來說,首先就是如何學習、領會、理解《意見》,提高廣大干部的認識,這樣才能制定出科學有效的貫徹落實的舉措。比如,《意見》中強調建設兩岸經貿合作的緊密區域,這是兩岸經濟如何進一步融合的問題,這概念非常豐富。緊密區域如何做到緊密呢?這就是未來工作中的挑戰,我們就得想辦法開創性地開展工作。
《商務周刊》:據說福建省發展改革委正在編制《福建省主體功能區規劃》,這與海西經濟區有什么關聯?
鄭柵潔:兩者關系非常緊密。編制主體功能區規劃是在省委省政府領導下,在國家發展改革委指導下,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一項重要舉措。我委按照省政府部署,牽頭組織編制《福建省主體功能區規劃》,爭取海峽西岸經濟區在國家主體功能區布局中占有更重要的位置。為了與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的銜接,我們多次派人赴京加強與國家發改委的溝通、匯報。根據國務院的意見文件和福建的資源環境承載能力及現有開發密度及發展潛力,我們將爭取海峽西岸經濟區沿海具備條件的地區列入全國主體功能區的重點開發區域。
同時,福建省也在重大產業發展規劃布局上積極爭取國家支持。“十一五”重點產業發展專項規劃和十大產業調整振興規劃中,福建煉化一體化、石獅PTA、漳州古雷大型石化、戴姆勒輕客和泉州造船項目等重大工業項目被列入國家規劃并核準建設,這為海西經濟區建設提供了產業支撐。閩臺合資建設福建福欣特殊鋼有限公司不銹鋼項目也已獲國家有關部門批準開工建設。
《商務周刊》:海峽西岸經濟區概念提出后,國家各部委在重大基礎建設方面給了福建哪些支持?
鄭柵潔:2004年至今,已經有國家60多個部委和央屬企業與福建省簽署了支持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發展合作協議、會議紀要或專門出臺政策意見文件,從規劃布局、項目建設、通關口岸、金融服務、交通建設、財政稅收等方面支持和促進海西發展。如2004年12月福建省與鐵道部簽署《關于加快福建鐵路建設有關問題會議紀要》以來,海峽西岸經濟區先后掀起了四輪鐵路建設高潮。2008年10月《國家中長期鐵路網規劃(2008年調整)》將福建省鐵路中長期規劃的主要項目列入,按照規劃目標,福建省鐵路網總規模達到6000公里左右,進出省通道將從目前4個增加到12個,路網密度將從目前135.42公里/萬平方公里增加到500公里/萬平方公里,將處于全國領先水平,形成發達完善的福建鐵路網。
2005年交通部與福建省簽署部省領導座談會議紀要后,福建省發改委會同省交通廳、省高指等部門全面推進部省會談紀要的落實,加快形成“三縱八橫”高速公路主骨架和現代化海峽西岸港口群。高速公路方面,福建省“三縱四橫”高速公路網規劃項目大都被列入《國家高速公路網規劃》,龍長、浦南、泉三等一批高速公路相繼建成通車。截至今年3月,全省高速公路累計通車里程達到1895公里,9個設區市全部通高速公路。另外國家發改委、交通部共同支持福建省農村公路路面硬化工程,“十一五”期間每年安排2.5億—3億元補助資金支持福建省農村公路建設,標準為10萬元/公里,總補助規模計劃為18億元。港口方面,東南沿海港口群也被列入國家五大港口群布局建設。
泉州的新世界
一個龐大的石化產業群,一個綠色的科技谷,一個突破傳統天花板的產業模式,古老的泉州借海峽西岸經濟區的崛起,也正在變成一個美麗的新世界
□ 記者 王強
“過去10個月內,這里搬走了14個村莊。”肖成強指著福建聯合石化有限公司煉油乙烯一體化項目的廠區對《商務周刊》說。肖是泉州市泉港區委宣傳部的干部,他眼前的這片乙烯廠區占地面積高達478公頃。
福建聯合石化有限公司位于湄洲灣南岸,離海峽對面的臺灣基隆港只有不到100海里。肖成強的老家就位于湄洲灣畔,雖然那個小漁村還沒有搬遷,但村莊附近已經布滿石化廠區和石化保稅倉庫,附近的港口正在建設一座深水石化碼頭。
福建聯合石化廠區里煉塔高聳,巨大的儲油罐排列整齊。5月19日,福建聯合石化的800萬噸/年常減壓裝置正式投料試車。據稱公司全面投產后,不僅將使福建省現有煉油能力擴大至1200萬噸/年,還將建設一套80萬噸/年乙烯裂解裝置、一套80萬噸/年聚乙烯裝置、一套40萬噸/年聚丙烯裝置和一套70萬噸/年對二甲苯芳烴聯合裝置,將可年實現500億元以上產值,并帶動石化產業鏈下游約1500億元的工業產值。
福建省對于這個目前該省最大的石化項目格外重視,省委書記盧展工曾表示,一體化項目投產之日,就是福建經濟躍升之時。事實上,這個煉油乙烯一體化項目只是龐大的泉港石化工業區的一小部分,而泉港石化工業區,也僅僅是規劃中的湄洲灣大石化基地的一部分。
“泉港石化基地是未來湄洲灣石化基地的先導區。” 泉港區經濟貿易發展和改革局副局長林志軍告訴《商務周刊》,不久后,泉港區將崛起一座24.5平方公里的石化新城。
5月18日,一批臺灣客人的到來,給這座未來的石化新城帶來了新的利好。國務院原則通過《關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的若干意見》14天后,臺灣石化同業公會會員企業的代表來到泉港,他們此行的目的是來參加盛大的首屆海峽論壇經貿活動。
當天的重頭戲是泉港石化工業區臺灣石化專區籌建處掛牌。隨后,泉港區政府還與臺灣石化同業公會會員企業大連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李長榮化學股份有限公司、那桐化學股份有限公司、長春石油化學股份有限公司和國喬石油化學股份有限公司5家企業,簽訂了臺灣石化專區龍頭項目年產100萬噸輕油裂解乙烯項目框架性合作協議書,投資總額15億美元。
泉港石化工業區臺灣石化專區是2008年第二屆海峽兩岸石化產業發展論壇上簽約的意向性項目。該項目由臺灣石化同業公會牽頭旗下會員企業投資,選址在泉港石化工業區的南墾片區,全部建成后占地約4.6平方公里,項目規劃總投資60億美元,重點建設乙烯裂解及其下游的53個項目。
泉港區委書記游祖勇稱,臺灣石化專區將是海峽兩岸第一個完整產業鏈對接的專業園區。福建省內的專業人士也認為,隨著臺灣石化專區二期40套裝置跟進,臺灣石化行業將真正實現整體“西進”大陸。
關注海西經濟區的學者和官員們都注意到,海西經濟區戰略得到中央的明確支持,無疑刺激了福建省經濟發展的“胃口”,區域內不再滿足于過去的承接分散產業和部分產業鏈,也不再滿足于簡單的代工模式和單純的投資。記者在泉州市下面的幾個市縣采訪期間,也明顯感覺到,作為“閩南金三角”中重要的一員,泉州各個市縣雖然產業特點和產業發展階段各有不同,但都面臨著提升產業聚集能力或者提升服務產業占比的任務,而在海西戰略形成的過程中,區域內的產業發展和產業提升的神經早就被調動起來。
石化產業8年對接
作為海峽西岸經濟區石化產業的龍頭地帶,泉州市泉港區在對接臺灣石化產業方面走得更早。記者從泉港區宣傳部了解到,早在2001年,泉港區臺灣石化專區項目就被提出了。當年年初,泉港區政府組織了一個石化招商團上島。
與福建相比,臺灣石化產業屬于高度發展的成熟市場。中華信用評等公司(標準普爾臺灣)分析師范維康告訴《商務周刊》,與大陸相反,臺灣石化產業是自下游向上游整合,并形成了臺塑集團和中油兩大集團,此外還產生了一大批中小石化企業,形成了自下游產品加工、石化中間原料與基本原料生產,到上游原油煉制,環環相扣配套齊全的生產體系。
“由于島內人工成本昂貴、市場狹小等原因,過去8年里,臺灣很多石化中小企業陸續遷移到大陸、越南以及其他具有勞動力和土地比較優勢的地方。”范維康說。
數據顯示,臺灣石化企業在1991—2004年間對大陸總投資金額達63億美元,占整體石化業對外投資的80%,投資地點以江蘇、廣東、福建、浙江等地區為主。
2004年1月,海峽西岸經濟區在福建省十屆人大二次會議上首次被完整、公開地提出,并明確重點支持電子、石化、機械三大產業的發展,泉港與臺灣石化產業之間開始有了更密切的接觸。但由于受到當時島內民進黨的政治壓力,泉港臺灣石化專區的構想一直難以有所實質性進展。
2005年底,臺灣石化同業公會總干事謝俊雄率團參加了泉港區舉辦的首屆福建石油和化學工業展洽會暨海峽石化產業發展論壇。當時謝俊雄在接受大陸媒體采訪時稱,臺灣石化業60%已轉移到大陸。由于大陸中下游發展較遲,造成合成樹脂、合成橡膠、合成纖維以及合成纖維原料等石化產品的產量長期不能滿足需求,每年都需要大量進口。大陸市場未來的需求潛力巨大,多數臺灣石化企業還在持續加碼投資。
在論壇上,泉州市明確大力支持泉港區承接臺灣石化產業鏈轉移的設想。而在過去的幾年里,臺灣石化同業公會為了尋找合適的落點,其考察人員幾乎走遍了大陸。最終,他們還是確定把落點選擇在了泉港,因為這里有優良的港口,而且當地政府對項目投入了巨大的熱情,積極支持項目用地,在政策方面也給予了巨大支持。
2008年6月,時任臺灣石化同業公會董事長的周新懷率旗下18家會員企業到泉港區參加第二屆海峽兩岸石化產業論壇,雙方簽署了合作建設“臺灣石化專區”的意向書。
此后,臺灣石化專區項目全面提速。當年9月,福建省閩臺經濟合作促進委員會副主任鄒爾均率團赴臺,拜會了周懷新等臺灣石化同業公會的高層,并進一步商談合作事宜。
今年2月,福建省派出了一個更高級別的經貿交流考察團赴臺,團長為副省長葉雙瑜。在與臺灣石化同業公會深入溝通后,雙方簽署了《閩臺石化業交流合作備忘錄》,達成“明確項目選址、細化可研編制、設立辦事機構、爭取項目立項報批、加快基礎設施建設”的“五項共識”,臺灣石化專區進入實際操作階段。
為進一步推動項目進展,泉州市政府和泉港區政府分別成立了“臺灣石化專區項目前期工作協調小組”,負責向國家發改委、省政府有關部門了解報批程序,爭取立項。而臺灣石化同業公會在備忘錄簽訂后,也編制完成了《輕油裂解工場計劃與預可研報告書》,落實了首期業主投資和初步投資計劃。
泉港區經濟貿易發展和改革局副局長林志軍還告訴《商務周刊》,目前,該項目用地已經完成規劃調整,并確定了乙烯項目的中方合資企業。同時,泉港區石化工業區已經委托有關部門開展“臺灣石化專區”100萬噸/年輕油裂解項目的預可研編制,爭取在兩個月內完成。
以臺引臺的“綠谷”
“現在我從臺灣到惠安只需要3個多小時。”在位于泉州市惠安縣綠谷臺商高科技產業基地的辦公大廳里,剛剛從臺灣回來的基地副總經理李武仁告訴記者說。
李武仁的家鄉是臺中市,現在他從泉州石井港坐船,用一個小時就可以到達對面的金門島,從金門搭乘去臺灣島的班機,一個小時左右到達臺中。2000年的時候他就來到福建做生意,當時他從臺中到福建,需要轉道香港或者澳門,至少需要一整天時間。
“最近幾年里,我能感覺到大陸的經濟如坐著高速直梯般發展。”李武仁頗多感慨, “隨著兩岸‘大三通’基本實現,臺灣產業加快向大陸梯度轉移,兩岸經貿合作交流將更趨密切。”
李武仁所在的綠谷臺商基地位于惠安縣西部的洛陽鎮和黃塘鎮境內,8400畝的規劃園區四周被植被豐富的低山丘陵環繞,洛陽河從旁邊流淌而過。“這里山清水秀,正適合對接臺灣的光電、精密機械和生物技術產業。”泉州綠谷建設有限公司、惠安綠谷臺商高科技產業基地總經理陳勇斌說,
綠谷臺商基地的構想最初產生于2006年,當時福建省提出海峽西岸經濟區戰略兩年有余,泉州市臺商協會會長鄭建良找到惠安縣政府,希望聯合泉州其他臺商投資建設一個臺商創業園,依靠臺商自己的人脈,吸引臺資來惠安。
“當時惠安縣也很希望能進一步參與兩岸的經濟交流和對接臺灣產業。雙方很快就達成了一致,并就深度合作簽署了一份協議書,最終確定了由臺商自行投資、自行建設、自行招商、自行管理的臺商專屬投資工業園區。”惠安縣經貿局副局長汪志鴻對《商務周刊》說,他被派駐綠谷基地已經兩年多了,從一開始就代表惠安縣政府參與綠谷基地的建設。
在園區開發上,雙方確定了一種“5+4”開發體制,即政府負責審批、項目審查、外部配套、征地拆遷、行政服務,綠谷公司負責設計、招商引資、內部配套、基地管理。
“泉州綠谷基地是泉州市乃至全福建、全中國第一個由臺商自行投資、自行建設、自行招商的臺資高科技產業基地。”汪志鴻介紹,這種模式后來被稱為“以臺引臺”。為進一步能吸引臺資,基地聘請了臺灣資深專家胡錦標博士作為技術和項目的首席策略顧問,負責對綠谷基地產業布局以及招商策略做短中長期策劃。胡錦標曾是臺灣科技部門的負責人之一,在臺灣政商兩界頗有影響,熟悉臺灣的產業政策和發展現狀。
胡錦標在為綠谷基地做的一份戰略分析報告里認為,泉州綠谷基地有十大理由足可以吸引臺商來投資:珠三角、長三角已漸飽和,海西是未來橋接及輻射的最佳板塊,因勢利導易于形成產業鏈;中國水電資源緊張,泉州得天獨厚,無水電供應之虞;泉州是海西門戶,與臺灣有最佳地理之便;由臺商自行開發,安全穩妥有保障;可自行購地,或選擇租借廠房,投資彈性靈活;重視生態,環境優美,具備升值空間;泉州為臺灣先祖之地,文化、氣候和生活差異少,臺商至此有如歸之感;臺商往返,交通最便宜便捷,無離鄉背井之苦;自行投資創建“明日之星產業”的創新模式,獨步全國;具備最堅強的經營顧問團隊,有最佳之資源整合優勢。
“經過一年多的建設,園區內水、電、路、通信、排污等基礎設施逐步到位,目前首批進入基地的項目有9個,計劃總投資2億美元,主要為太陽能電子、電子通訊、精密機械等高新技術產業。”陳勇斌說,“今年,隨著招商的進展,園區又增加了一個生物技術產業項目。”
記者在綠谷采訪時,胡錦標正帶領綠谷的團隊在臺灣招商。陳勇斌稱,他們從臺灣反饋回來的信息也表明,由于海峽西岸經濟區正式成為國家戰略,臺灣島內不少生物技術企業非常有意愿來綠谷投資。
“在目前全球經濟危機下,為進一步支持綠谷和吸引投資,縣政府以財政投入、銀行貸款以及向上爭取等融資渠道,投資5000萬元,在綠谷分期建設高新技術孵化基地。”汪志鴻說,孵化基地建成后,可同時孵化20家創新型科技企業,并可為企業提供光伏電子、生物制藥等高新技術中試研發及試驗等技術平臺。
這個占地55畝的孵化基地正在建設之中,汪志鴻估計,該基地在今年10月就可建成投入使用。
“園區建成后預計可引進高新企業150家以上,可利用外資20億美元以上,年產值200億元以上。未來,海西將崛起一個年產值超百億元的中型現代化工業基地和新的臺資聚集區。”陳勇斌對此頗為樂觀。
從產業分散到產業聚集
陳勇斌到綠谷擔任總經理的時間只有兩個多月,此前,他一直從事著工業園區的開發、建設和管理。憑借多年的園區管理經驗和對福建產業發展的認識,他認為,海西戰略為福建的產業提升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遇,要抓住這一機遇,泉州乃至福建都需要打造產業聚集的能力。
早在一個世紀前,韋伯在《工業區位論》中就開始使用產業聚集(industrial agglomeration)的概念,產業聚集是指產業在空間上的集中分布現象,產業聚集理論主要研究產業的空間分布形態,特別注重產業從分散到集中的空間轉變過程。
《商務周刊》在閩采訪過程中,當地的很多學者和園區管理者都承認,改革開放后很長一段時間,福建省乃至中國的產業發展都處于分散狀態,資金和企業的遷入也處于分散狀態,沒有設定進入的門檻和對產業鏈的思考,這就造成區域內的產業鏈是斷裂和不完整的,
“早期的產業發展和對接產業轉移雖然有其當時條件下的合理性,但當區域內產業發展到一定的階段后,產業分散狀態將極大阻礙區域內產業的進一步提升。”多年的招商引資經歷,陳勇斌接觸過很多臺商,因為當地的產業不配套,上下游產業鏈斷裂,很多臺商并不愿意到泉州來投資。
而從整個福建省來看,很長一段時間也存在這一問題,雖然福建與臺灣有著地緣、宗族和文化上的親密關系,但由于全省產業發展分散,很多臺商更愿意到產業集中度相對較高的珠三角和長三角去。原福建省社科院院長、現任福建臺灣研究會會長嚴正也認為,改革開放后福建經濟被邊緣化,除了歷史原因,還有著深刻的產業原因。
對福建來說,產業聚集已迫在眉睫,也是必然的趨勢。從經濟增長模式看,經濟學家通常把包含有技術進步的經濟增長稱為內生性的經濟增長,但站在廠商的角度看,技術進步可以源于自主創新,也可以來自于其他廠商的技術外溢,為了獲得技術溢出的好處,就必須在空間上加以聚集,因為由空間聚集所產生的“臨近效應”,可以降低獲得新技術與新知識的信息成本。
“空間聚集本身還可以大幅度降低分工與合作的交易與信息成本。”陳勇斌說。
也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綠谷臺商基地在招商過程中,都是與臺灣的行業公會進行接觸和溝通,希望由行業公會牽頭,組織行業內的龍頭企業以及產業鏈上的配套企業整體平移過來。
“這樣的產業整體平移,可以更利于打造完整的產業鏈,形成產業聚集區。”陳勇斌說:“也只有這樣,才能實現外來產業的落地生根,并能最終實現聚集效應的外溢,實現產業提升。”
福建省內的多位產業學者也認為,此次臺灣第一條石化完整產業鏈落戶泉州泉港區,也表明海西經濟區正在改變傳統的產業發展思路。泉港區經濟貿易發展和改革局副局長林志軍提供給記者的一份《泉港石化產業基地規劃建設情況》中,正在規劃建設中占地79.7平方公里的湄洲灣石化基地,未來的目標就是形成湄洲灣南北兩岸石化上中下游較為完整的產業鏈。
突破天花板的新晉江
5月26日上午,在位于晉江市青陽曾井小區農業銀行ABC大廈的晉江國家體育產業基地建設管理辦公室里,正在召開一個重要會議,會議主持人是晉江市委宣傳部部長張永寧,他同時擔任著晉江國家體育產業建設管理辦公室的負責人。
會議的主題是如何在海西經濟區的國家戰略下,利用體育產業這個大平臺,增加對臺的體育文化交流,加快晉江打造“體育之城”的步伐。
5月14日,國務院正式對外發布了《關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的若干意見》,當天上午晉江市委常委會就召開了第92次擴大會議,討論晉江如何貫徹落實國務院的文件。作為市委常委,張永寧參加了當天的會議。
“這是晉江產業升級和提升服務業占比的一個重要機遇,也是提升整個城市水平的契機。”在國家體育產業基地建設管理辦公室里,開了一上午會的張永寧仍然興致勃勃地接受記者的采訪。他指出,過去30年,晉江民營經濟和服裝、鞋業等產業迅速發展起來,形成了以體育制造產業為主要特色的產業聚集和產業集群化,但“晉江模式”的背后,城市發展始終滯后于經濟和產業要求,一段時期內,晉江的產業出現外遷苗頭。雖然晉江市針對性出臺了不少措施,但由于晉江腹地狹小,工業用地緊張,在行業協會及部分龍頭企業的帶動下,晉江企業對外考察頻率仍明顯加快。
外界也注意到,晉江的不少民營企業發展到一定規模后,就把總部遷往廈門等地。這不僅造成了稅源的流失,也讓人開始擔心晉江市產業空心化的問題。晉江市委書記楊益民也表示,目前晉江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已是現實。整個城市的品位檔次還不高,更關鍵在于城市的功能顯現不出來。
幾年前,晉江市委市政府就開始考慮如何提升整個城市的整體水平,提升服務業占比。張永寧曾擔任過晉江市的副市長,一直主管文化體育產業,他告訴《商務周刊》,經過多次討論以及聘請權威智庫機構的研究,晉江市最終確定以體育產業為突破口,進行城市轉型和提升。
“晉江己經發展成為中國體育用品制造業最發達的地區,擁有多個全國名牌產品,并有相對完整的產業鏈和很強的產業聚集能力。”張永寧說,不論從GDP占比還是從業人數的占比,晉江的體育產業都超過了四分之一,所以晉江決定打體育牌。
2007年,晉江市起草的一份《福建省人民政府關于申報建立晉江市國家體育產業基地的報告》被呈報到國家體育總局。當年12月18日,“國家體育產業基地”正式落戶晉江,這是繼深圳和成都之后全國第三個國家體育產業基地。
張永寧告訴《商務周刊》,根據規劃,晉江國家體育產業基地確定了“一帶二地一中心”的戰略布局。“一帶”就是在晉江沿海大通道兩側60多平方公里的地域,規劃和建設濱海運動休閑產業帶;“二地”是打造全球體育裝備制造業基地和國家級運動訓練基地;“一中心”是打造全國體育賽事中心城市。
“晉江濱海運動休閑產業帶位于沿海大通道晉南段兩側,總規劃面積67.7平方公里,將建設成集運動、休閑、旅游、娛樂、商業、商務于一體的濱海產業帶。”晉江國家體育產業基地建設管理辦公室官員姚遠志稱,濱海新區將是現代服務業的集成,也是晉江城市發展的新模式。
他透露,晉江市已委托美國國際管理集團(IMG)、仲量聯行(JLL)、易道(EDAW)和新加坡盛邦(SUPG)等國際知名機構就濱海運動休閑產業帶進行了前期策劃和規劃,目前都已經完成了各自的報告。今年4月19日,中體產業集團等8家企業與晉江簽訂意向性合同,計劃投資58.45億元人民幣用于建設濱海運動休閑產業帶。
“體育產業是個杠桿,要撬動未來的很多東西,而最終將創造一種‘晉江新模式’,突破‘晉江模式’的天花板。”張永寧說,隨著體育產業對于城市的整體提升,晉江的產業聚集能力將更強,也會留住越來越多的企業和資金。
無論是晉江還是泉港、惠安,以及廈門、漳州等臺灣海峽西岸的這些城市,都在努力從“海西”這個大命題中探索通向下一個30年的城市發展之路。他們已經摸索了30年,他們還將尋找下去,但這一次,海峽上空的陽光給了他們前所未有的方向感。
世界消費市場的重心正在轉向中國大陸市場,在研究大陸市場乃至亞洲的需求方面,臺灣企業有得天獨厚的優勢
對于開放石化上游產業到大陸投資,臺灣政府還沒有明確說可以或者不可以,留了較大的彈性
如果大陸業者要來臺灣,當然非常歡迎,但如果采取間接方式比如購買股權,臺灣會對持股比例進行限制,目前看可能限制在20%左右
□ 記者 張婭
臺灣島內經濟學者談海峽西岸經濟區
6月2日,臺灣《中央日報》網絡報發表評論文章稱,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的一句“兩岸經濟合作協議,最好下半年談起來”,隔天臺灣地區股市就以大漲207點報以掌聲。實際上,在全球金融危機沖擊下一度“哀鴻遍野”的臺灣股市,因為“陸資紅利”,最近幾個月堪稱全球表現最為搶眼的股票市場之一。5月22日,臺股指數以6737點收盤,穩穩站在十年線上。十年線不僅僅是技術上的重要指標,更是重要的“心理關口”。分析人士認為,隨著兩岸利多政策的不斷出臺和兌現,臺股將繼續走強,營造30年以來最大的多頭行情。
作為最新一則利好,海峽西岸經濟區有望成為繼長三角、珠三角、環渤海之后中國經濟發展新的增長帶。2009年5月初,“海峽西岸經濟區”上升為國家戰略。對與海西區一水相隔的臺灣來說,從1990年代向大陸大量投資以來,截至2008年10月,累積投資額高達738億美元,累積貿易額達到7524億美元。隨著海西戰略的深入以及兩岸經貿合作更為緊密,將給臺灣經濟和兩岸發展模式帶來哪些影響?為此,《商務周刊》專訪了三位臺灣經濟學者,以期從“海峽東岸”的視角解析相關問題。
臺灣的科技更適合亞洲市場
——訪臺灣經濟研究院副院長龔明鑫
《商務周刊》:作為臺灣經濟研究智庫的學者,您如何看待中國大陸提出的“海西戰略”?從1990年代臺灣大量向大陸市場投資以來,長三角和珠三角已經成為兩大臺商聚集區,目前兩地的臺資規模仍然大于福建。在未來的產業承接上,海西區的發展空間在哪里?
龔明鑫:“海西”的概念在2004年已經開始提了。在上個世紀臺資企業開始向大陸投資時,他們所建立的工廠大部分都是“兩頭在外”模式。長三角和珠三角是當時對外聯系比較發達的地區,交通也很便利,這些地方一般都設立了保稅區,為投資在當地的外商企業提供相關優惠政策。從地理位置來講,福建離珠江及長江大港較遠,而地形上,福建屬于丘陵地區,在對外聯系上也沒有那么緊密,但由于福建與臺灣的氣候比較類似,所以雙方以前的合作多以農業為主。
現在,臺灣企業該轉移出去的低端制造產能都已經轉移出去了,大陸的對外優惠政策也在逐漸取消。兩岸產業的競合已經不只是投資替代或是出口替代,而會演變成兩地間產業分工結構的模式與路徑。未來兩岸在經貿上如何合作?臺灣也提出了很多觀點。海西區首先要把發展思路確定下來。從臺灣方面的聲音來說,有人認為,海西區可以進行TFT(薄膜晶體管)、LCD (液晶顯示器)的一些模組加工;也有人認為,海西區可以作為臺資企業拓展大陸二、三級市場的試驗點;另外,海西區也可以在服務業上有所發展。
《商務周刊》:過去幾年臺灣失業率連續攀升,在您看來,這是否是產業過度轉移導致的?來自大陸海關的統計數據顯示,臺灣地區在大陸進口市場占有率升至1994年的12.5%后,除2002年短暫回升至12.9%外,此后的12年來一直都在11%以上。2008年,大陸從臺灣進口的金額同比增長僅2.3%。您如何評價這樣一個現象?
龔明鑫:過去,臺灣的產業還是在世界產業鏈條上附加值比較低的產業。一旦世界經濟不景氣,臺灣經濟就會受到影響,比如這次經濟危機就讓臺灣經濟受到嚴重沖擊。臺灣失業率是由很多原因造成的,產業轉移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隨著臺灣企業的技術更新和產業升級,很多老一代工人所掌握的技術已經不能適應新的需要,所以陸續遭到淘汰。因此,現在臺灣政府在努力打造終身學習體系。
雖然大陸海關貿易資料顯示臺灣在進口的市場占有率有所下降,我們還要關注一個重要數據,也就是大陸本身不同港口的貿易量占有比重,這是在上升的。經過幾十年的發展,臺資企業已經本地化了。當然,西方企業在大陸市場更注重品牌建設,這點也是臺商們需要反思的。目前,在大陸的一級市場,西方企業已經進行了強大的布局,但在二、三級市場,他們很難進入,這是臺灣的機會。
《商務周刊》: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指出,“亞洲四小龍”的發展與前蘇聯的發展沒有本質區別,也無非是由勞動和資本這些投入的驚人增長所驅動的,而不是通過提高效率實現。從“亞洲四小龍”時代至今,臺灣的經濟模式將向哪個方向發展?
龔明鑫:目前臺灣還是有很多產業優勢,比如創新技術。臺灣的優勢是,全世界科技的發展往往是適應西方發達國家的需求,而臺灣可以將這些科技轉化為適應亞洲市場。比如,正是由于臺灣聯發科提出的“Turn-key”解決方案,大大降低了手機生產的技術門檻,才使得山寨手機迅猛發展;在上網本市場,臺灣的威盛電子發布了VIA上網板,拉低了上網本的技術門檻。世界消費市場的重心正在向亞洲轉移,當然目前重心主要是發展迅速的大陸市場。在研究大陸市場乃至亞洲的需求方面,臺灣企業有得天獨厚的優勢。
《商務周刊》:由于金融危機,美國的消費額大幅萎縮。甚至有觀點認為,未來很多年美國消費增長都將落后于GDP增長,2008年將作為亞洲發展模式破產的標志性年份。中國大陸市場正在迅速崛起。隨著經濟一體化的逐步深入,這是否有利于兩岸未來占據世界產業鏈的制高點?
龔明鑫:有統計顯示,美國每年有10兆美元的消費需求。即使美國經濟不增長或者負增長,短期內世界其他國家或地區也很難再創造出一個如此大需求的市場。過去,所有的科技發展都是為西方發達市場服務的,只有等同樣量級的市場出現后,大家才會轉而為新的市場服務。這個趨勢剛剛開始。在原有基礎比較薄弱的情況下,要想自主創造還比較超前,也很難實現。但是,應該從現在起就開始做。
石化產業通常是圍繞上游群聚的
——訪中華信用評等公司分析師范維康
《商務周刊》:臺灣石化產業經歷了怎樣一個發展歷程?對外轉移的情況怎樣?
范維康:臺灣石化產業是從下游往上游發展的,即回頭式的整合。具體而言,就是從最下游的加工開始,為了掌握上游原料,以及在整個價值鏈中獲得更多的附加值,不斷往中上游整合。過去幾十年,石化產業在臺灣其他產業比如科技產業崛起之前,是最重要產業之一。現在,臺灣主要有兩個大的石化體系,一個是中油公司的國營體系,一個是臺塑集團的私人體系。最早期,臺灣政府為了發展石化產業,通過中油公司設立了很多石化裂解廠,建立起石化中上游作業流程,并且支援下游產業,通常比較多的是中小企業。后來,臺塑體系又發展起來了。
隨著客戶的轉移和對成本優勢的追求,一些臺灣的中小石化企業已經把中下游產能不斷往大陸或東南亞地區轉移。臺塑集團也一直希望在寧波復制之前在臺灣的經驗,但它絕大部分產能還保留在臺灣南部的麥寮。通常而言,越往中上游發展,所牽涉的資本和技術的復雜度越大,尤其是上游的石油煉制和輕油裂解,往往受到產業戰略和國家層面的影響,所以這方面的轉移更不容易。至少在過去幾年里,臺灣業者在大陸和其他地方還沒有往上游整合的案例。
《商務周刊》:石化產業是“海西戰略”重點推進的三大產業之一,據您觀察,臺灣業者對石化產業向大陸轉移有什么想法?
范維康:過去幾年,對于臺灣非臺塑體系的石化企業來說,碰到的較大的問題是臺灣環保越發高漲。換句話說,中油體系在進行產能擴展和更新上受到很大阻力。在臺灣大的石化投資必須經過臺灣環境評估委員會的核準,過去很多投資都卡在環境評估上。此前臺灣推出了一個“國光石化投資案”,目前雖然在進行中,但連環境評估都沒通過。在這種情況下,這些業者希望在大陸進行投資,福建政府也非常歡迎他們在當地建立一個上下游整合的石化專區,這部分目前處于初步階段。對于未來這些集團和公司有沒有財力和能力在中國大陸和臺灣同樣進行類似的產能擴建,還有待觀察。目前看起來,他們還是有所行動,因為中油系在臺塑的壓力下很難在島內高速成長。
此前,臺灣政府明令石化產業的上游如輕油裂解、石油煉制等核心部分不允許對大陸開放。隨著中下游產業往大陸的部分轉移,臺灣業界一直強烈呼吁政府開放上游投資。但“扁政府”執政的8年時間基本采取管制態度。“馬政府”上臺之后,對兩岸經濟合作采取比較開放的態度。實際上,臺灣對于企業到大陸的投資有一個機構叫“投審會”,對比較大的投資按照Case by Case的方式進行審批。對于開放石化上游產業到大陸投資,臺灣政府還沒有明確說可以或者不可以,留了較大的彈性。最近臺灣報紙頭條報道稱,石化上游在今年7月會有松綁動作,但政府還是加了一個背書,希望臺灣業者雖然去大陸投資,最好還是優先考慮在臺灣投資。
除了比較正面的政治氣氛外,這些投資還有其他的復雜因素。對于投資的時間點和金額,投資帶來的產能對于整個石化產業預期的影響,以及是否會導致市場供過于求的疑慮,這些業者都應慎重考量。
《商務周刊》:5月20日,由臺灣石化公會在泉州牽頭投資興建的“臺灣石化專區”籌備處揭牌。您認為在相關產業承接上,泉州的優勢在哪里?此前,臺灣石化產業的轉移以臺塑集團在寧波的投資最為典型,海西區如何理順其他區域的關系?
范維康:石化產業和高科技、電子等行業成本結構不一樣,原料成本尤其過去幾年石油價格高漲時代占到石化業總成本的70%以上,甚至可以達到80%—85%以上。因此,石化產業比較重要的競爭優勢還是在成本控制上,換句話說,建廠用地和原料的取得是很重要因素。另外由于中國大陸是石油進口國,很多原料通過海運方式進行,便利的港口也很關鍵。
石化產業很多上游原料和半成品都具有毒性和腐蝕性,因此很多中上游部分依靠管線連接,這就是說,一旦上游的原料產區建立起來,對于中下游方便運輸的產品的生產會有一個很明顯的群聚效應,而且也會產生規模經濟和比較大的成本優勢。從臺塑集團來講,要在大陸復制往上游的經驗首選還是寧波,因為它在當地已經建立了比較大的產能。但是另外一些臺灣石化公司做的是下游加工部分,這個比較容易遷移。
臺灣企業希望參與大陸中產階級的興起過程
——訪花旗(臺灣)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鄭貞茂
《商務周刊》:去年以來,臺灣與大陸的聯系日趨緊密。尤其是“海峽西岸經濟區”的建立和未來CECA的憧憬,加快了海峽經濟進一步緊密的趨勢。對此,臺灣產業界有何反應?
鄭貞茂:大陸對臺灣經濟的正面影響不容置疑,比如大陸“家電下鄉”對于臺灣電子產業銷售的幫助,以及每天超過3000人規模的大陸觀光客,這些都有利于臺灣經濟恢復。現在臺灣各方關注兩個重點,一是兩岸關于金融合作的協議,比如要不要簽MOU(金融監管備忘錄),二是兩岸的綜合性經濟合作協議(CECA)。
兩岸直接經濟合作的困難點在于個別產業的談判。臺灣過去一直是亞太地區電子產業中心,但在一些傳統制造業的競爭力上明顯不如大陸,一旦雙向市場開放,臺灣會面臨很多沖擊,所以目前臺灣這些產業比較反對CECA。當前正是由于全球經濟危機凸顯兩岸合作契機,如果兩岸合作后在全球GDP中維持一個相對強勢,可以給其他國家和地區帶來很好示范。未來如果整個大中華市場自己能夠維持穩定增長,而不再需要依賴對歐美市場的出口,對整個亞太市場也有非常積極的意義。
《商務周刊》:如您所說,大陸企業向臺灣投資以及兩岸金融合作是一個熱議話題。您如何看待這樣的趨勢?它將給兩岸金融產業帶來哪些影響?
鄭貞茂:目前看起來,6月份兩岸就會簽訂MOU。但即使簽了MOU也不代表大陸金融業者可以馬上到臺灣成立分行或子行,也不代表臺灣業者立刻可以到大陸發展,還有一些細節需要再討論。臺灣目前比較擔心的是,大陸的金融企業包括證券、銀行和保險公司,規模都比臺灣的同行大很多,如果對等開放,臺灣金融業的競爭優勢明顯不如大陸。所以,臺灣業者希望務必采取不對等的開放方式。換句話說,大陸方面對于臺灣金融業者的進入必須給予比較多優惠措施,相對大陸進入臺灣可能一開始會受到比較多限制。如果大陸業者要來臺灣,當然非常歡迎,但如果采取間接方式比如購買股權,臺灣會對持股比例進行限制,目前看可能限制在20%左右。臺灣業者到大陸,可能比較喜歡采取直接設立分行的方式,也不排除會設立子行。
在開放初期,臺灣金融業到大陸還是以支援臺商融資為主,未來勢必要融入中國大陸客戶中而不再是只服務臺商,這就必須要跟當地金融機構密切合作,學習怎樣才能服務本土客戶。大陸金融業者到臺灣也面臨同樣問題。
在大陸資金入臺方面,開放初期大陸資金也不能投資所有產業,臺灣政府目前還是比較偏重在一些比較不具敏感性的產業,比如基礎建設、仰賴大陸的生產基地等。兩岸開放會循序漸進,不能立即高度開放,畢竟雙方都要進一步了解當地市場生態和未來獲利機會,慢慢資金才會越來越多。最近這段時間,臺灣股市明顯受到兩岸進一步合作議題的影響。未來大陸QDII來到臺灣市場,更多大陸企業來臺灣投資,對振興臺灣經濟會有更好的效果。
《商務周刊》:臺灣政府提出未來將強調文化創意和節能減碳領域,這是否會導致臺灣的中低端制造業進一步轉移?
鄭貞茂:海西戰略的好處是,開放一些重點地區鼓勵臺灣中小企業來投資,讓他們有具體區域的選擇。如果大陸政府只是宣布歡迎投資,而沒有說明是在哪些地區,會有一些失焦,中小企業也不知道應該投資在哪兒。
臺商在大陸投資有一個群聚效應,珠三角大多是玩具、鞋子、衣服等生產廠,長三角大多是電子產業。隨著兩岸往來更加密切,福建在開放初期吸引臺灣一些電子產業的可能性比較高。出于分散風險的考慮,臺灣電子業在全球產業供應鏈到處都有投資,包括印度、菲律賓。福建和臺灣有非常接近的地理位置,從臺灣到福建比到長三角時間更短,所以電子業可以從長三角慢慢往福建延伸。長三角過去幾年發展迅速,未來會是大陸非常關鍵的經濟脈動。珠三角的經濟層次會比較集中在制造業的發展。
《商務周刊》: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臺灣經濟起飛時是一個日本—臺灣—美國的三角貿易體系,現在隨著大陸經濟的發展和臺企對大陸投資而形成了四角貿易。未來,在這個新的貿易體系中,大陸是否會承擔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鄭貞茂:過去,臺灣和中國大陸都依賴出口,雙方沒有合作關系,在歐美市場的議價缺乏談判優勢。當國外大客戶要求降價時,就必須配合。由此導致臺商在生產上控制成本的能力非常強,但在提高加工附加值上沒有進步。兩岸如果能夠借助大陸內需市場,建立很好的發展模式,將與海外客戶有更高議價空間,進而提升兩岸出口附加價值。
我完全同意中國大陸未來擔任的角色將越來越重要。這有賴于大陸中產階級的興起,他們提供非常強盛的購買力支持。過去幾年,大陸是全世界吸引外來直接投資的最大基地,臺灣也希望參與大陸中產階級興起的過程,并且可以給大陸提供本身的發展經驗。對臺灣來說,日本過去主要是機器設備的提供者,市場本身不是那么重要。隨著臺灣和大陸的發展,日本的重要性會降低。
臺灣最大優勢在于地理位置,上有日本,下有東南亞,熟悉美國市場,靠近中國大陸,處于這些全世界重要市場的中間。有一個地理優勢,加上金融體系越來越開放,臺灣在區域貿易中不會缺席。臺灣企業的生產非常靈活,一旦有需求就可以立即提供產品,他們也在越來越走品牌發展的道路,想要提高在歐美市場的份額,生產具體由誰來做不是那么重要。你可以看到,山寨手機其實是大陸和臺灣廠商同時參與,而手機技術一開始也是歐美市場發展。臺灣要挑戰歐美品牌,如果沒有中國大陸在后面支撐,很難與之進行競爭。
海西戰略促進海峽 經濟區空間重組
□ 文 石正方(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經濟所所長)
海峽經濟區,是以臺灣海峽為紐帶,以海峽兩岸經濟互補性、地緣臨近性以及文化同源性為背景,以兩岸經濟一體化發展為基礎、兩岸經濟機制性一體化為共同愿景的經濟區域。
首先,“海峽經濟區”是分居海峽兩岸的大陸、臺灣兩個獨立關稅區之間經濟一體化所形成的整體區域經濟單元,其邊界隨跨海峽生產、貿易網絡的地域擴展而具有動態演進性,存在大(祖國大陸與臺灣)、中(長江以南沿海地區與臺灣)、小(福建與臺灣)“三層重迭”的空間結構。目前,國務院支持的海峽西岸經濟區是海峽經濟區的一部分。
其次,“海峽經濟區”基于兩岸經濟一體化的歷史基礎和現實發展,已不再是一種泛區域經濟整合的“構想”,而是業已形成海峽兩岸大規模貿易投資往來、垂直與水平混合型產業分工網絡,以及大陸臺商產業集群與本土化初步發育的區域經濟板塊實體。該區域經濟空間具有明顯的“結節化”特征——形成了“珠三角”、“長三角”、福建沿海地區等兩岸經濟交流致密地區。
第三,目前來看,海峽經濟區還是以海峽兩岸經貿的功能性整合為主要特征的,其未來演進的方向則是通過兩岸“三通”的深化發展,兩岸經濟制度性整合的推進,實現兩岸物流、資金流、信息流的便捷、高效溝通,同時藉由結節區功能的提升及其擴散與輻射作用的加強,進一步擴大兩岸經貿交流規模和范圍(包括產業范圍、地域范圍),推動兩岸經濟整合空間由“結節區域”向“網絡區域”的演進。
海峽經濟區是以兩岸經濟一體化為物質內容的,是兩岸不同屬性經濟空間借助經濟要素流動(“生產力流動”)實現交接、重組、整合而為一體的過程。海峽經濟區作為兩種不同經濟區域的鏈接空間,在區域經濟空間節點、信道、流、網絡和體系五大要素發育方面業已達成一定成果,隨著兩岸“三通”及海西經濟區戰略的實施,兩岸經濟要素的自由流動將加快,進而影響到海峽經濟區結構重組的效率。
已經開啟直航“三通”和目前正在實施的海西經濟區,意味著兩岸區域經濟交流“信道”將更加暢通,這將引發海峽經濟區的區域空間重組,促進海峽經濟區的成長發育。“信道”是經濟交流得以實現的溝通管道,包括物質的交通管道,也包括非物質的信息、資訊交流管道等。
之所以這樣講,是因為首先,以往兩岸大量貨物繞經第三地中轉,客觀上弱化了兩岸部分海、空港的物流中轉功能。直航后,兩岸主要港口(如廈門、高雄等)將具備物流成本和效率上的優勢,成為兩岸物流的新集散地,從而提升其所在區位的競爭力,使其有機會成為海峽經濟區的重要網絡節點。直航后,臺灣的高雄港、基隆港等分流部分大陸經香港等中轉的國際進出口貨運,加之兩岸貨物運輸的“裁彎取直”,無疑會刺激這些港口的營運績效。廈門、福州港具有對臺地緣優勢,直航和海西經濟區政策勢必會讓福建獲得空前的發展機會。
其次,直航和海西經濟區政策有利于促進兩岸更全面直接“三通”的實現,特別是雙向“三通”,包括陸資入島等方面內容。這對于海峽經濟區空間網絡的雙向成長具有重要意義,從而有效遏止臺灣經濟邊緣化,使臺灣經濟重振活力。臺灣地區經濟開發程度高,與大陸形成較大發展位差,無疑有條件成為海峽經濟區網絡結構中的高級“結節”,在海峽經濟區空間組織架構中充當領導者的角色。但由于臺灣前當局的限制性兩岸經貿政策,致使其不能善用大陸市場,限制了輻射擴散功能的發揮,也使自身經濟轉型受限,在國際經濟舞臺上日漸邊緣化。如在臺美國商會發表的白皮書中曾指出的那樣,臺灣與大陸之間經濟融合較差,一些外商甚至把臺灣視做“本地市場”,而不是區域市場。實際上,近年來,臺灣不但經歷了資金大量外流,而且有大批優秀的經理人才、技術人才離開臺灣,尋求更國際化的工作環境。直航和海西經濟區發展,無疑意味著臺灣能夠充分利用大陸市場降低經濟轉型升級成本,使其從海峽經濟區的成長演進中獲得經濟活力。
另外,直航和海西經濟區政策將會使兩岸“信道”通暢,而“信道”通暢作為區位優勢變遷的動因,將大大提升相關區位的競爭力。其中,受益最明顯的將是海峽西岸經濟區。根據臺灣學者的研究估算,兩岸直航情況下,高雄、臺中至廈門,基隆至福州的海運距離均不超過200海里,一艘輪船行駛一趟約10多小時,1個標準集裝箱的運費只要300美元左右。但如繞經香港或其他第三地(過境貿易), 航程則增至600—1000海里,時間增至3—4天以上,費用每集裝箱增至700—900美元;若經第三地港口中轉,花費時間更多,所需費用更高,每個集裝箱增至1000美元的運費以及7—10天的運輸時間。透過這一估算結果可知,此前赴閩投資臺商所需付出的運輸成本較之赴大陸其他地區投資所付運輸成本相對更高,從而大大削弱了福建對臺經貿的地緣優勢,對臺商赴閩投資造成一定負面影響,使福建在兩岸經貿合作大板塊中居于不利地位。
近5年來,“海西”建設初見成效,特別是高速公路、鐵路、港口等基礎設施建設蓬勃發展,使福建的腹地縱深得以擴展,另外在產業聚落方面也漸成氣候,產業配套能力大為改善,使福建對臺絕對區位優勢顯著提升,為閩臺經濟合作的深化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今后一段時期內,對于福建而言,無疑是在“地利”和“人和”基礎上恰逢“天時”——自身稟賦要素優化、對外聯系通道的建設以及外部環境(兩岸經貿交流環境)的改善,將進一步促使福建的絕對區位優勢提升,加之地緣優勢、政策優勢潛力的發掘,相對區位優勢和絕對區位優勢相輔相成,福建的綜合優勢將因而大為凸顯,使福建有能力抓住兩岸經貿開放的新契機,迎來飛躍發展的大好形勢,成為海峽經濟區的活躍板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