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蒙古分行曝出的不良貸款處置、虛增費用、人員任免等問題或只是農行宏大遠景藍圖上的一小塊瑕疵。

　　尹鋒/文

　　畢3年之力，農行于2008年10月至2009年1月僅用時3個月，就完成了國家注資、剝離不良資產等重大財務重組事項，并正式成立股份公司，完成了由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向股份有限公司的跨越，向現代化全能型銀行的目標邁進。

　　然而，作為四大國有銀行中情況最為復雜、包袱最重的一家，農行的現代化銀行之路任重而道遠。內蒙古分行作為農行股份制改革的一個微觀樣本，曝出了多剝不良貸款、虛增費用、人事任免混亂等諸多內部治理問題。

　　農行內蒙古分行的上述問題或許只是農行系統內的個案，但其仍應成為農行“新征途”上的警示標，使農行在實現現代化全能型銀行的宏大戰略藍圖上邁出的每一步都是堅實的。

　　作為中國四大國有銀行股改的收官之戰，2009年1月15日，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農行”)正式成立，注冊資本為2600億元，中央匯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和財政部代表國家各持有50%股權。

　　此前，工商銀行、建設銀行和中國銀行均已以“A+H”股方式在中國內地和香港兩地上市，農行完成股份制改革是其步其他三大行后塵，實現上市的揭幕戰。

　　作為股份制改革的重要環節，農行按照有關法律法規，制定了新的公司章程，形成了由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和高級管理層構建的現代股份公司治理架構，完成了由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向股份有限公司的跨越。

　　此時，據2008年10月國務院正式批準農行股份制改革實施總體方案僅3個月的時間。期間，農行相繼完成了國家注資、剝離不良資產等重大財務重組事項。

　　“股份公司的成立絕不是改革的終點，而是邁入了藍圖更加宏大、任務更加艱巨的現代化商業銀行建設的新征程。”農行董事長項俊波在2008年年報董事長致辭中表示。

　　從經營指標看，農行成立股份公司后第一份經國際會計師事務所審計的年度報告表現相當不錯。2008年，農行實現營業收入2111.9億元，同比增長17.8%，凈利潤達到514.53億元，同比增長17.51%；平均總資產回報率和全面攤薄凈資產收益率分別達到0.84%和17.72%。

　　至2008年末，農行資產總額、貸款凈額分別為70143.5億元、30149.84億元，同比分別增長32.2%、11.29%；核心資本充足率、資本充足率分別達到8.04%、9.41%;不良貸款率為4.3%，較上年末下降19.3個百分點，撥備覆蓋率達到63.5%。

　　靚麗的財務數據為農行成立股份公司后的開局之年開了個好頭，但按照農行提出的建設現代化全能型銀行的戰略遠景目標，未來的“征程”仍很漫長。

　　在項俊波看來，農行的“新征程”包括了“構建現代公司治理機制”、“加強精細化管理”、“提升風險管理水平”、“強化員工隊伍建設”等諸多方面。

　　這對于四大國有銀行中“包袱最重”的農行而言，任務并不輕松。特別是，農行總行確立的戰略遠景目標的最終實現，需要各分行、支行，甚至于每位員工的不懈努力，但由于歷史原因，沉疴不可能在短時期內盡去。

　　以農行內蒙古分行為例，股份制改革尚未從根本上觸動和扭轉農行基層分支行領導和員工的工作態度和習慣。

　　“股份制掛牌之后，農行內蒙古分行系統內什么都沒有變，還是按原來的工作方式在做。”農行內蒙古分行原海拉爾支行行長李國鏡對《證券市場周刊》表示。

　　也許，只是農行內蒙古分行部分基層分支行存在的個別問題，無礙于農行整體的股份制改革成果，但對致力于建設現代化全能型銀行的農行而言，在對未來遠景藍圖濃墨重彩勾勒的同時也需對微瑕之處著力修補。

　　不良貸款剝離中的私利

　　2008年11月21日，經財政部批準，農行以2007年12月31日為基準日，按賬面值剝離處置不良資產8156.95億元，其中可疑類貸款2173.23億元、損失類貸款5494.45億元、非信貸資產489.27億元。

　　對于上述不良資產，以2007年12月31日中國人民銀行對農行1506.02億元免息再貸款等額置換不良資產；其余6650.93億元形成應收財政部款項，并自2008年1月1日起按3.3%的年利率對未支付款項余額計息。

　　農行與財政部建立“共管基金”，用以在15年內償還農行應收財政部款項的本金，并支付相應利息。共管基金的資金來源包括存續期內農行向財政部分配現金股利、上繳中央財政的企業所得稅、不良資產處置回收資金扣除回收費用后的部分，以及財政部減少農行股份收入等。轉讓資產相關的全部權利由財政部享有，全部風險由財政部承擔。財政部委托農行成立專門的資產處置機構進行清收。

　　然而，農行內蒙古分行的部分下級分支行卻在不良貸款剝離操作中出現了一些違規現象，這恐怕是農行總行所不曾預料到的。

　　李國鏡稱，這背后是利益的驅動。

　　“財政部對農行承諾，收回來的不良貸款，國家、農行各拿50%。因此，將好的貸款剝離出去，一方面可獲得國家等額注資，補充資本金，又可獲得50%的收益，這部分錢變成了農行的收益。”

　　“一筆不良貸款如果能夠收回，歸農行的50%部分中將提取5%作為個人獎勵。對負責處置不良貸款相關人士來說，多剝離一些資產出去，收回的可能性大，個人賺錢的機會也就越多。農行將一些好貸款剝離出去，是一種多贏的結果，不過需要為此買單的是國家財政。”李國鏡稱。

　　包括李國鏡在內農行內蒙古分行系統內的三位支行行長和副行長根據內蒙古農行處置不良貸款的情況，評估多剝離出去的貸款占內蒙古農行系統不良貸款剝離總額的10%左右。

　　李國鏡稱，農行呼倫貝爾市分行風險資產管理部主要負責不良貸款的剝離工作。2005年，李國鏡曾被暫時安排在該部工作。

　　在剝離過程中，還存在另外一些違規操作方法。如，原放貸責任人變身不良貸款處置責任人，將其放貸出去造成損失的貸款劃入不良貸款行列，剝離出去，以逃避責任。

　　為降低不良貸款率，農行內蒙古分行系統內的另一位支行行長對《證券市場周刊》表示，“方法包括：用新增貸款沖不良貸款，上年額度是5000萬元，讓你下降10%，新增的量上來可以稀釋不良率，但必須是本年度的，不能跨年沖賬，可以找幾個相熟的企業過下賬；新放貸款，再收回來。”

　　成本高企背后的微觀標本

　　農行的經營成本遠高于其他三大國有銀行。

　　年報顯示，2008年農行收入成本比為75%左右，而工商銀行、建設銀行、中國銀行分別為53%、55%、62%；2008年農行營業外支出為25.35億元，工商銀行、建設銀行、中國銀行分別為10.64億元、12.87億元、11.45億元。

　　2008年，農行的業務及管理費為944.17億元，亦高于其他三大國有商業銀行，同比增長達到57.16%。

　　2008年年報中，農行對業務及管理費用同比大幅增長解釋稱，主要是因為補充退休人員及內退人員福利、為實施有競爭力的薪酬計劃而增加的工資及獎金、加大經營戰略轉型和“三農”業務投入而導致的業務費用增加。

　　年報同時稱，自2009年開始，補充離退休人員福利支出在報表中將終止確認，剔除該因素影響，2008年業務及管理費增加236.91億元，增長36.80%。

　　雖然農行經營成本高有一定的歷史原因，但與其下屬分支行的費用開支大也有較大關系。

　　李國鏡表示，農行呼倫貝爾分行除了正常的業務費用需要列支外，還有一些灰色費用存在。農行曾集中清查過“小金庫”和虛列成本等問題，但該現象在農行呼倫貝爾分行仍然存在。

　　李國鏡提供的材料顯示，農行呼倫貝爾分行賬外收入款主要列支上級行審計人員招待費、員工福利費和其它雜項支出等用途。

　　2005年4月19日，農行總行簽發農銀發【2005】104號文，其中第一條規定“凡2004年1月1日以來設立‘小金庫’的，一經查實，對主要責任人、經辦人(未舉報、未抵制)，一律開除；對2003年12月31日前形成的問題，必須在2005年6月30日前清理結束，并入大賬，并對相關責任人依據有關規定嚴肅處理；逾期未清理或未并入大賬的，視同新設立的‘小金庫’進行處理。”

　　照此規定，農行系統內所有的“小金庫”應在2005年6月30日前并入大賬，計列營業外收入。

　　2006年，在農行股份制改革啟動前夕，時任國家審計署署長李金華在全國審計工作會議中表示，審計署在對農行2004年資產負債損益審計中發現，農行存在總額超過500億元違規資金。此外，審計還發現農行違反財務會計制度問題金額12.67億元，其中會計核算不實11.82億元，私設“小金庫”8492.8萬元。

　　“財務制度這么嚴、這么緊，但上面來人還是照樣出去吃飯，你在賬上哪里能看到煙和酒等名義？”農行內蒙古分行系統另一位支行行長說。

　　“這主要表現在應對農行內部各級管理，逐級檢查要接待;還有外部檢查，國家審計署、當地政府的檢查，都要應付。”李國鏡表示。

　　李國鏡在擔任農行海拉爾支行行長前，曾任農行呼倫貝爾分行招待所所長。據其反映，他對于農行系統此套做法比較了解。

　　李國鏡稱，農行總行雖然對下屬分支行的“小金庫”集中清理過，但農行內蒙古分行部分基層分支行的“小金庫”問題一直到現在都沒有徹底解決。基層分支行變通了設小金庫的方式，但總體上還是都可歸結為“變票”。即，通過虛開財政部和審計署允許的票，如汽油票、房屋裝修費來虛列支出。

　　“比如，找一個有資質的裝修企業，對農行的房頂進行裝修，做出10多萬元的費用，給對方幾千元的管理費，開票入賬，然后將錢從銀行大賬拿出來。”

　　一位農行海拉爾支行員工表示，按照慣例，每年年底，農行都會集中“變票”來充抵費用。

　　李國鏡稱，比如農行2008年的費用指標上報額度是100億元，但在上報前只花了80億元，還有20億元沒有花出去，農總行通過系統內各級分行、支行集中“變票”。支行變完票，將錢匯到分行，分行截留一部分，剩下的錢匯入總行。

　　在對李國鏡問題的處理中(詳見附文《內蒙農行人事糾葛》)，這種變票虛列成本的情況有跡可循。農行呼倫貝爾分行處理李國鏡等6人時，對其中一人孫志江的處分意見[農銀呼發(2006)475號]中認定：“2003年4月7日，在海拉爾區支行儲蓄專柜，以10萬元金額開戶，戶名為張建林，賬號為05—1011011000088297，2003年4月17日從扎蘭屯支行城關分理處向該存折存現10萬元，資金來源不詳。”

　　李國鏡稱，扎蘭屯支行是呼倫貝爾分行的下級支行，資金來源一查便知，但呼倫貝爾分行以“資金來源不詳”的理由開除孫志江，是因為這筆資金正是農行內蒙古分行、呼倫貝爾分行年底沖費用而形成的。當上級行要使用這筆資金時，就會要求下級行按規定轉移。如果徹查這筆資金，就可能牽扯內蒙古農行系統虛列成本的事情。

　　李國鏡向《證券市場周刊》講述了10萬元具體來源：農行呼倫貝爾分行每年都列出一定的費用指標，然后分配到下面各支行，各支行分到的指標不等。呼倫貝爾分行要求各支行按照指標用變票的方式將費用在賬上做出來，然后將錢從大賬上拿出來，存入各支行的存折，由呼倫貝爾分行統一支配使用。

　　他表示，農行系統每年1月1日會發動員工搞“迎新春開門紅活動”，目的是為了增儲(拉存款)，根據完成的業績指標，上級行會給下級行一定的獎勵，10萬元就是海拉爾支行在完成開門紅活動指定的指標后，由上級行呼倫貝爾分行獎勵的。呼倫貝爾分行將上一年度下級行扎蘭屯支行“變票”拿出的錢轉到海拉爾支行，當作獎勵資金。

　　李國鏡稱，2007年后，“迎新春開門紅活動”已經停止，但以其它的方式出現。基層分支行會給員工下存款任務，如果完成存款就會給獎勵，這些獎勵資金都是通過“變票”或其它途徑虛列出來的。

　　還有一種方式可以將錢從大賬上列支出來。通過分行的招待所虛列支出。“招待所是腐敗的根源。分行行長要請客送禮向上面‘表示’，錢從哪里來？來之于招待所。”李國鏡表示。

　　“各級分支行可以每年的會議費用填列費用。有些分支行根本沒有會議，但會通過內部的賓館和招待所來做假會議，然后將錢從大賬上倒出來。招待所這邊賬面上有兩套賬，對外的賬上一般會做虧損和盈利很少，然后各級分支行領導就可以將錢從招待所提出來。” 李國鏡說，“賓館和招待所的水電、運營和人工工資都是由農行呼倫貝爾分行承擔的，而盈利部分則都變成‘小金庫’。”

　　李國鏡表示，2006年，有關部門規定，不允許任何一家銀行基層行設立招待所和賓館。后來銀行招待所和賓館表面上社會化，但實質并沒有發生變化。原來各級分行都有自己的招待所和賓館，但只對內營業，在整治后，到工商局申領營業執照對外營業，但賓館的實際財產所有權還是屬于分行。

　　2009年4月27日，中共中央紀委、監察部、財政部、審計署聯合發布《關于在黨政機關和事業單位開展“小金庫”專項治理工作的實施辦法》。《辦法》明確小金庫資金為以下形式：包括違規收費、罰款及攤派設立“小金庫”;用資產處置、出租收入設立“小金庫”;以會議費、勞務費、培訓費和咨詢費等名義套取資金設立“小金庫”;經營收入未納入規定賬簿核算設立“小金庫”;虛列支出轉出資金設立“小金庫”;以假發票等非法票據套取資金設立“小金庫”;上下級單位之間相互轉移資金設立“小金庫”。  

　　農總行也試圖通過一些手段規范下級分支行的違規行為。2008年下半年，在股份公司掛牌前夕，農總行曾讓各省級分行進行互相審計，農行江蘇分行與內蒙古分行互相審計。

　　另外，審計出身的項俊波對企業內控相當嚴謹，農總行在全面開展內控和金庫安全檢查方面，曾組建了5支專業監督檢查隊，并聘請安永公司作為專業咨詢公司，推進內部評級建設工程。但問題在于，如何真正將這種監督制度落實到位。

　　內蒙農行人事糾葛

　　尹鋒/文

　　李國鏡認為，自己之所以遭到呼倫貝爾農行解職，是因為其當選支行行長之后，打破了當地農行積習已久的潛規則。

　　人事任免傾軋

　　《證券市場周刊》獲取的一份時間為2009年1月15日，由農行內蒙古分行出具的《關于對李國鏡所反映情況的復函》中稱，“農總行在李國鏡提拔期間，收到大量舉報李國鏡在任行長期間存在嚴重經濟問題的舉報材料，農總行將舉報材料轉回內蒙古分行要求核查，內蒙古分行派出的調查組，經調查發現，李國鏡等四人存在嚴重的違規違紀行為，涉案金額達到1000萬元，銷毀財務賬目、違規發放貸款等。”

　　但對李國鏡涉及1000萬元經濟問題的大案，農行內蒙古分行并沒有將該案轉移至司法機關。

　　據農銀發【2005】353號文件附件《中國農業銀行查辦案件工作指引》第四部分第二條，“對100萬以上案件追贓率不足70%和發生1000萬元以上案件的，要上追兩級領導責任。對造成重大損失，構成犯罪的，要及時移送司法機關查處。”

　　根據該規定，受李國鏡1000萬元的案件影響，他當時的上級領導都應被追究責任。但事實上，沒有一個上級領導受任何影響。

　　李國鏡提供的材料顯示，2006年11月，因其不服農行內蒙古分行的決定，遂向海拉爾市檢察院以匿名方式舉報自己。

　　2006年12月1日，海拉爾人民檢察院出具“海檢反貪調字【2006】第8號”報告，“經調查我院認為李國鏡等人將農行海拉爾支行賬上無記載的不明產權資產及其他賬外款項經黨委會研究變賣后用于列支各種企業費用支出屬企業行為無犯罪事實，不構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第382條規定的貪污罪，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86條規定我院決定不予立案。”

　　在檢查機關出具了無犯罪事實的調查報告后，農行呼倫貝爾分行于2006年12月21日對李國鏡等人做出處理，其中開除黨籍、開除公職2人，解除勞動合同1人，開除留用1人，記大過2人。

　　李國鏡將其與農行呼倫貝爾分行的爭議訴諸呼倫貝爾市勞動仲裁委員會(下稱“仲裁委員會”)。2007年5月8日，仲裁委員會出具“呼勞仲裁字【2007】1號文件”稱，農行呼倫貝爾分行給予當事人處分所依據的事實不清，使用規章制度錯誤，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79條規定，撤銷農行呼倫貝爾市分行《關于給予李國鏡開除公職的處分決定》(即農銀呼發【2006】476號)。

　　2007年9月29日，農行總行辦公室出具“農銀發【2007】1780號”文件稱，《關于從重處理幾種違規行為的暫行規定》對責任人進行處理是有依據的。對此，李國鏡稱，當時農總行出具這個意見只是聽取了內蒙古分行的匯報，并未對他進行情況核實。

　　農行呼倫貝爾分行不執行仲裁決議，并將李國鏡等人告上法庭。2007年12月18日，由海拉爾人民法院出具的“【2007】海民初字第732號民事裁決書”判決結果如下：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并撤銷中國農業銀行呼倫貝爾市分行作出的《關于給予李國鏡開除公職的處分決定》(即農銀呼發【2006】476號)。

　　但農行呼倫貝爾分行并不服上述判決，向呼倫貝爾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2008年3月12日，呼倫貝爾中院出具“(2008)呼民終字第149號”民事裁決書，并作出終審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農行呼倫貝爾分行繼續向內蒙古高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2009年2月27日，內蒙古高院出具“(2009)內民申字第21號”民事裁決書，在判決書中，高院提醒下屬兩級法院，“一、二審判決沒有認定被申請人的重大違法事實是錯誤的。”“本案由本院提審。”

　　程序違規？

　　李國鏡對《證券市場周刊》稱，之所以遭到如此下場是因為當選海拉爾支行行長之后，打破了農行呼倫貝爾分行積習已久的潛規則。

　　李國鏡稱，他多次拒絕了上級領導對一些企業的放貸要求，遭到打擊報復。

　　2006年1月1日，李國鏡通過農行深圳分行接待處處長殷傳慶幫助，到北京找到時任農總行人事部副主任劉樹林(后調任農行貴州分行副行長)反映情況，劉樹林當即打電話給農行內蒙古分行行長助理兼人事處處長賈登明，要求分行按規定妥善處理李國鏡的問題。

　　李國鏡對《證券市場周刊》稱，“當時賈登明在電話里直言不諱地說，‘這小子(李國鏡)反映太大，個性太強，行里領導不太愿意辦他這事’。”

　　2008年4月中旬，李國鏡再次通過殷傳慶將材料交給農行總行副行長、紀委書記韓仲琦。

　　李國鏡稱，韓仲琦看完一審、二審判決書后對李國鏡表示，這些人程序違法，內蒙古分行用推理的方式處理李國鏡是站不住腳的。

　　根據農行文件農銀發[2005]353號文件，關于印發《中國農業銀行查辦案件工作指引》的通知，其中第一部分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四規定，“查辦案件應堅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做到事實清楚、證據確鑿、定性準確、處理恰當、手續完備、程序合法。”案件審理移送須具備以下條件：1。必須經過立案調查并且調查終結；2。被調查人的違法違紀事實已查清，被調查人已在事實見面材料上簽署意見；3。需要追究黨紀、政紀責任。

　　第五條規定，“涉案人和責任人對紀律處分不服提出申訴的，應按照《中國農業銀行員工違反規則制度處理暫行辦法》規定的復議程序受理，在規定的時限內予以復審、復核，給予明確答復，防止形成法律糾紛。”按照農行規定，開除員工必須要經過機關工會委員會審議通過，在農行提交的文件上顯示，在開除李國鏡時，有6個人參加了工會委員會，但在最終的決議文件上只有農行呼倫貝爾分行分管紀檢工作的副行長張生簽字，其他人并沒有簽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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