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就不可能單純借助于政策的推進而獲得貨幣持續國際化的成功。在推進貨幣國際化的進程中，首先應該認真權衡利弊、權衡當局對形勢的調控能力。要在確保經濟穩定的前提下，穩步推進貨幣國際化

　　魯政委

　　人民幣國際化的機遇與挑戰

　　貨幣國際化的促進因素與中國的條件

　　大量的歷史經驗研究顯示，一國貨幣的國際化主要受以下五個方面因素的影響：該國在全球經濟中的相對規模、該國貿易在全球貿易總量中的相對規模、該國的幣值穩定性、該國金融市場的穩定和完善程度、歷史偏向。

　　該國在全球經濟中的相對規模：中國已躋身前三甲。如果按照現價匯率核算，我國目前已超過德國，成為了全球第三大經濟體；而如果按照PPP計算，我國則已成為了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從PPP計算的占世界經濟的份額來看，2008年美國約為20.9%，中國11.4%，日本6.4%，德國4.2%。更為重要的是，有關研究顯示，預計至少在2020年之前，中國經濟仍可望以年均8%左右的高速度持續增長。

　　該國貿易在全球貿易總量中的相對規模：中國已躋身前列。根據WTO發布的最新數據，2007年我國商品出口占全球出口份額的8.7%，僅次于德國的9.5%，名列第二；商品進口占全球的份額為6.7%，僅次于美國的14.2%和德國的7.4%，名列第三。雖然在服務貿易方面的地位略遜于商品貿易，但仍位居前列：我國出口占全球的份額為3.7%，位居第七；進口占全球的份額為4.2%，位居第五。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中國當前已是所有主要東南亞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之一。這些國家大量依賴中國的加工貿易向西方國家間接輸出商品。而同一產業鏈上不同環節價格的相對穩定，對維持產業鏈的連續、穩定、順暢運作至關重要；同時，當前我國對東南亞總體還是貿易逆差，人民幣流出大陸也是自然的事情。因而，這為人民幣國際化特別是貿易中的人民幣結算首先從東南亞地區起航提供了一個重要初始條件。

　　目前仍然存在的問題是，雖然我國在國際貿易中所占份額巨大，但在許多商品上，目前尚不具備國際定價能力。這在一定程度上成為目前人民幣貿易結算的“軟肋”。

　　該國幣值的穩定性：人民幣幣值總體穩定性較好。從對內幣值穩定來看，根據IMF《世界經濟展望》(2008年10月)提供的以2000年為基準測算的定基CPI，從1980～2006年間的平均通脹率指數看，我國通脹水平的穩定程度甚至與主要發達國家大致相當。而隨著未來我國宏觀調控經驗的進一步豐富，調控理念、方法和手段的進一步成熟，我國國內通脹水平的穩定性可望進一步提高。從對外幣值的穩定性來看，根據BIS提供的以2005年為基期計算的1994年1月至2009年3月的有效匯率指數，與主要西方國家和其他“金磚國家”(巴西、印度、俄羅斯)相比，人民幣匯率相對于基期水平的變化比其他國家更小，總體穩定性較好。

　　該國金融市場的完善程度：我國已有巨大進步，但尚存巨大差距。從金融市場的建設來講，我國國內股票市場、債券市場、外匯市場、商品期貨市場、黃金交易市場等從無到有，發展迅速。但總體上，市場發展還處于初級階段，許多金融市場發展較為滯后。比如，雖然推出了QFII，但股票市場參與者主要局限于國內居民的局面沒有改變，而其他市場國外居民更是幾乎無法參與；債券市場結構發展還很不平衡，企業債所占比重過低；外匯市場極不發達，交易不夠活躍，交易量相對我國經濟和貿易總量依然顯得微不足道；等等。

　　在所有這些因素中，最為重要的是，人民幣匯率和利率定價基準尚未最終形成。由此制約了相關衍生產品的發展，使得許多基礎金融產品事實上成為難以避險的單邊交易，這反過來制約了交易活躍程度的提高。因而，總體上，我國當前國內金融市場的不完善，造成人民幣流動性總體仍然較差，由此構成了當前人民幣國際化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基礎性問題。

　　歷史偏向：存在后起者難以逾越的障礙。人民幣作為一種后起貨幣，在其他貨幣已成為區域貨幣或全球貨幣的情況下，要最終使自己躋身國際貨幣行列，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這對我國當前是一個巨大挑戰。在筆者看來，應對這一挑戰的基本原則是，降低當前使用其他國際貨幣國家的退出成本，同時提高其他國家使用人民幣的收益。

　　除此之外，一國金融機構和企業的國際化，也被認為在推動貨幣國際化方面具有積極作用。我國目前擁有全球第一的龐大外匯儲備，正在大力支持企業“走出去”。一段時期以后，走出國門的企業，必將會對人民幣的國際化發揮積極作用。

　　當前的有利形勢

　　除具有上述常見有利于貨幣國際化的因素外，人民幣的國際化在當前還面臨著其他一些難得的歷史機遇。

　　首先，新興經濟體傳統貿易支付手段短缺，為鼓勵人民幣貿易結算提供了機遇。在本次全球金融危機中，大量美元從新興經濟體流出。這使得我國新興經濟體貿易伙伴在當前雖仍有貿易需求，但一時卻因缺乏傳統的美元支付手段而無法開展與我國的貿易。這給人民幣國際化的第一步——人民幣貿易結算——提供了良好機遇。

　　其次，本次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令美元信任危機大幅上升，為人民幣的國際化打開了歷史空間。近期出現的美元大幅無序波動，巨額貿易逆差和財政赤字，以及美元大量投放所誘發的未來大幅貶值預期，令其他國家特別是新興經濟體可能考慮進行儲備資產多元化，在儲備中加入其他更具有保值、升值潛力的幣種。基于對中國長期經濟增長前景的普遍樂觀預期，加上我國所保留的全球第一的外匯儲備，未來人民幣仍將總體保持升值大趨勢已成為國際市場的一致看法。這無疑鼓勵了更多國家選擇人民幣作為儲備資產的可能性。

　　貨幣國際化的歷史經驗與教訓

　　從歷史上的貨幣類型來看，由于“貨幣天然是金銀”，并且是一種自然的國際貨幣，因而，筆者認為，金幣本位時代一國所鑄造貨幣的國際化，其實并不能稱為真正的國際貨幣，“貨幣國際化”只有在金匯兌本位時代及其以后，才具有意義。而這樣的貨幣國際化經驗，應該從英鎊才真正開始。雖然此后全球已國際化的貨幣眾多，但基于資料的可得性和案例的代表性，從典型貨幣的國際化性質來看，筆者認為，總體上可以分為三大類型，即強權輔助下的國際化、區域一體化助成的國際化、金融市場改革推進的國際化，三種類型的代表貨幣分別以英鎊和美元、馬克(歐元)、日元為代表。

　　強權輔助下的國際化——英鎊與美元：無法復制的經驗。雖然英鎊和美元的國際化都與兩國經濟實力的提升并最終成為全球經濟霸主緊密相連，但同樣不容忽視的是，在兩者國際化的過程中，本國強權的大力支持和推進至關重要。英鎊的國際化與其海外大規模殖民相伴而生，并最終在“日不落帝國”建立之后確立了其世界貨幣的地位。美元則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美國憑借其全球霸主地位召開布雷頓森林會議，在拒絕了凱恩斯提出的超主權貨幣方案之后，通過懷特計劃奠定了此后美元的全球貨幣地位。

　　在和平與發展已成為全球主題的時代，英鎊和美元借助強權進行國際化的經驗，對于人民幣的國際化已不具有多少可復制性。

　　區域一體化助成的國際化——德國馬克：可以部分借鑒的經驗。與當年英鎊和美元強權下的國際化不同，德國馬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特別是上世紀80年代和平環境中的國際化，取得了長足進步，并最終上升為國際貨幣體系中僅次于美元的世界貨幣。德國馬克的這種成就，直接構成了此后歐元國際地位至關重要的歷史基礎。從德國馬克國際化的歷程來看，除自身經濟地位提升、在全球貿易份額上升之外，最為重要的是，戰后歐洲國家之間強烈的一體化愿望和切實行動。從某種意義上說，是歐洲經濟貨幣體系(EMS)成就了德國馬克的順利國際化。當然，在當時歐洲一體化的進程中，原本還存在英國和法國兩大可與之競爭的“火車頭”，只是因為德國央行對通脹的更成功控制維持了馬克幣值的穩定，從而令馬克成為歐洲國家不約而同選擇的“駐錨”貨幣，由此將其帶入了快速的國際化軌道。

　　因此，德國馬克的國際化的成功經驗，對當前人民幣的國際化至少有兩點經驗值得借鑒：

　　第一，積極面對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德國馬克的快速國際化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歐洲經濟一體化進程�？紤]到我國通過貿易聯系，已在我國與東南亞國家之間初步形成了同一產業鏈上的分工格局，相關貿易關系的穩定對各方都有利。正是基于此，2002年11月4日，中國和東盟10國領導人共同簽署了《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該協議提出，中國和東盟將于2010年建成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這種貿易聯系的日益強化，將有助于東南亞成為人民幣國際化的起航站。

　　第二，因地制宜選擇匯率制度，保持幣值穩定。上世紀50年代初，完成貨幣改革之后的原聯邦德國政府，將保持幣值穩定作為宏觀政策的優先目標。而正是因為在穩定國內通脹方面的良好績效，德國馬克成為了歐洲國家的“駐錨”貨幣，由此促進了德國馬克的順利國際化。作為成功穩定通脹背后不容忽視的操作因素，除了首要政策目標的明確宣示和確定之外，是在選擇目標達成手段的過程中，馬克匯率制度進行了因地制宜的正確選擇。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德國馬克保持盯住美元的匯率體制，分享了美聯儲當時保持價格穩定上的成功；60年代之后，美聯儲的政策導致通脹，一度堅持盯住匯率的原聯邦德國也經歷了通脹煎熬，但最終選擇了放棄美元進行馬克匯率浮動，維持了國內物價水平穩定的繼續成功。對于我國來說，雖然此前通過盯住美元分享了美聯儲控制通脹的成功，但面對當前美聯儲將利率降至歷史低位、并向市場大量注入流動性，未來如果繼續保持與美元匯率的緊密同向聯動，則可能面臨高通脹威脅，使得幣值穩定目標無法達成。由此，當前亟需增加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波動彈性，并盡快完成向盯住一籃子貨幣的過渡，為未來可能出現的外部沖擊做好應對準備。

　　金融市場改革推進的國際化——日元：更為類似的情形，經驗與教訓并存。與前面兩者都有所不同的貨幣國際化情形是日元。日本既無法借助于強權，也無法獲得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助力，只能依靠自身金融市場改革發展來推進日元的國際化。早在1984年，日本國內就提出了日元國際化的問題。作為首先提出日元國際化問題的政府機構，大藏省也在1999年明確提出要認真考慮日元國際化的各種建議。在所有這些建議中，日本政府認識到，日元的國際化需要日本金融市場的自由化和參與者的國際化，以便其可以自由選擇日元融資和金融投資工具。因此，主動采取的措施便主要集中在取消國內金融市場管制、鼓勵日本企業在貿易中以日元結算、建立日元歐洲市場(離岸市場)、加強東京金融市場國際化等方面。日本政府的上述一系列措施取得了明顯成效，最終使日元在國際貿易結算中的占比出現了顯著上升；在國際儲備中的比重也有所提高，特別是日元在亞洲官方儲備中的比重高于在全球儲備中的平均水平。但是，上世紀90年代日本泡沫經濟破滅，日本經濟墜入了“失去的十年”，金融機構的穩健性也備受重創，由此使國際市場對日元信心不足，最終制約了日元進一步國際化的進程。

　　日元國際化對我國的最主要經驗是：第一，貨幣的國際化進程有可能通過政府順應潮流的政策選擇而得以加快；第二，完善本幣金融市場，提高市場流動性、便利國外居民參與本幣金融市場、建立本幣國際金融中心等措施，是有價值的政策努力方向；第三，鼓勵貿易中的本幣結算，可以作為貨幣國際化初期的重要步驟。主要教訓則是：沒有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就不可能單純借助于政策的推進而獲得貨幣持續國際化的成功。在推進貨幣國際化的進程中，首先應該認真權衡利弊、權衡當局對形勢的調控能力。要在確保經濟穩定的前提下，穩步推進貨幣國際化。

　　人民幣國際化的政策建議

　　基于上述貨幣國際化的研究成果和典型國家貨幣國際化的經驗教訓，對于人民幣的國際化，筆者有如下建議：

　　第一，努力保持國內經濟在盡可能長時期內的平穩較快發展，這是最為重要的基本面決定因素。日元國際化后勁不足的教訓深刻地向我們揭示了一國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才是一國貨幣能夠持續國際化的原動力。

　　第二，提高宏觀調控能力，做好應對人民幣國際化挑戰的準備。應該說，在是否能夠持續保持經濟平穩快速發展上，宏觀調控政策的影響巨大。理論和經驗研究都表明，一國貨幣的國際化，可能面臨最嚴峻挑戰的是貨幣政策，因為國外貨幣需求的不確定性和金融市場波動的溢出，常常令總體貨幣需求變動更加劇烈，也更難預期，從而給宏觀當局的調控能力和政策目標的達成構成巨大挑戰。而根據德國馬克國際化的成功經驗，確定合適的“貨幣錨”，并根據形勢變化調整“錨定機制”，確保目標達成是極為重要的。筆者認為，當前需盡快規劃人民幣轉向盯住一籃子貨幣的市場化匯率形成方式。

　　第三，不斷完善多層次金融市場，提高市場流動性，便利非居民參與。最為重要的是，應搞活當前的人民幣基礎金融產品交易，盡快形成人民幣利率、匯率定價基準，提高商品期貨交易的國際影響力，并在此基礎上促進利率掉期、貨幣掉期、利率期貨等衍生品交易的發展。

　　第四，積極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我國已成為所有主要東南亞經濟體的最重要貿易伙伴之一，東盟國家則已成為我國第四大貿易伙伴。理論和歷史經驗顯示，彼此互為主要貿易伙伴，其中的大國貨幣更容易上升為區域內的貿易結算貨幣，而在當前我國對這些國家存在貿易逆差、人民幣存在自然流出可能的情況下就更是如此。因此，只要人民幣國際清算機制得以完善、投資機制能夠形成，未來貿易中的人民幣結算將在東南亞國家中具有廣闊發展空間。正是基于上述形勢，我國未來應積極推進與東南亞國家的貿易自由化進程，推進經貿聯系的密切和加深，這必將對人民幣國際化形成巨大的推動力。作者單位：興業銀行資金運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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