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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部法律 ●10篇著作 ●10位企業家
《憲法》 ——1954年9月頒布施行首部
《中外合資法》 ——1979年7月施行
《企業破產法》 ——1988年11月試行
《公司法》 ——1994年7月施行
《對外貿易法》 ——1994年7月施行
《證券法》 ——1999年7月施行
《個人獨資企業法》——2000年1月施行
《非公36條》 ——2005年2月施行
《物權法》 ——2007年10月施行
《反壟斷法》 ——2008年8月施行
馬克思:《資本論》
毛澤東:《論十大關系》
薛暮橋:《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
鄧小平:《鄧小平南巡講話》
馬立誠:《大突破———新中國私營經濟風云錄》
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費孝通:《江村經濟》
吳敬璉:《論競爭性市場體制》
張維迎:《產權、政府與信譽》
張五常:《中國的經濟制度》
榮毅仁
李嘉誠
年廣久
牟其中
張瑞敏
柳傳志
吳仁寶
魯冠球
任正非
馬 云
在共和國經歷迥然不同的兩個30年之后,我們從中找到了對中國企業影響最大的10部法規、10篇著作和10位企業家。那么,影響下一個30年的又將是什么?
文 本刊記者 阮加文
距離共和國的60華誕還有數月時間,火急火燎的為這個激動人心的日子舉行慶祝顯然不是推出本期“封面故事”的初衷。中國企業在經歷了迥然不同的兩個30年之后,2009年將注定成為下一個30年的開端——不只是延續了30年飛速增長的財富故事在這一年戛然而止,一大批競爭力薄弱的中小企業也伴隨著這場全球性經濟衰退,在這一年最先遭受沖擊,甚至面臨滅頂之災。
因此,2009年產生的所有危機無論如何都算得上是我們所處時代發生的最重要的事件,并且與前兩個30年的關節點都有所不同。如果我們不能很好地處理這種變化,迎接中國企業的將是一個更不確定的未來。在一個到處充滿恐慌的衰退年份,靈巧性、創造力和適應變化的能力歷來被看作企業家最寶貴的品質,只有與時俱進的應變智慧才可能為中國企業在下一個30年贏得優勢。
每一個年頭都會有值得銘記的事件,單純的談論這個年頭的標志價值是沒有意義的。但2009年對中國企業而言的確顯得異乎尋常,它意味著變革,也意味著選擇走向何方。從1949年到1979年,那是一個計劃經濟時代,在共和國這頭一個30年中,不只是一切企業和財產都歸全民所有,政府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全部環節都施行著當時世界上最嚴格的管制——沒有市場,沒有消費,只有生產和分配,因此也不存在現代意義上的公司,至多屬于依附在政府權力下面的一個個或大或小的生產車間,而企業家的概念在那個年代仍然聞所未聞。
1979年對新中國企業成長史來說無疑是一道分水嶺,由其開啟的經濟增長方式不僅與此前的30年天差地別,也使它此后的30年創造并記錄了中國崛起過程中的黃金年代,也即投資和出口主導的增長時代。廉價的勞動力大軍締造了數以萬計的加工出口企業,而源源不斷的巨額政府支出則催生了一大批基礎企業并使其茁壯成長。
然而,到2009年,這一切都變了。這場由美國開始蔓延的世界性金融危機以其冷酷的方式表明,在過去30年里已經形成的中國生產、西方消費的增長模式已難以為繼。隨著危機的日益加深,整個歐美開始萎靡不振——西方沒有了需求,中國所有刺激外需的努力都不可能奏效。在已然走來的下一個30年中,中國企業的出路由此不言而喻,完全有賴于增長方式的轉型:從投資和出口主導增長的時代到主要由國內消費拉動增長的時代。正如著名政治經濟學者鄭永年所堅信的:如果說改革開放30年中國倚重的是“外貿”這條腿,那么解決危機意味著中國要確立另一條腿,就是一個龐大的消費社會。到了兩條腿走路的時侯,中國才會成為一個真正的強國。
相對于舉辦一屆精彩的奧運會,完成這一轉變是艱巨得多的任務。從出口拉動的工業型經濟轉向內需拉動的服務型經濟,同時保證經濟在過渡期內又不過分減速,談何容易?轉型的目標雖然已經確立——擴大內需,建立消費型社會,但中國至今仍然缺失一個消費社會所要求的基本社會制度,不只是社會保障、醫療衛生和教育機制弱不禁風,在一個消費社會敢于擔當的企業文明也同樣是一片空白。
那些富于雄心的中國公司能否成功轉型、擺脫對政府的依賴,成長為能夠滿足消費者需求、以市場為導向的國際企業?這對于中國企業來說,30年實在太短。然而,中國企業在未來的成功不僅取決于迅速適應向一個消費社會的轉型,也取決于整個社會的法制完善、理論創新和一個自下而上的企業家階層的形成。
我們不遺余力的回顧頭兩個30年中——對中國企業影響最大的10部法律、10篇著作和10位企業家,正是為了尋找有可能影響下一個30年的新生力量。那些來自歷史和現實深處的穿越60年的力量,對當時還處于襁褓當中的新中國企業的發展路徑發揮了積極和關鍵性的作用,也將在未來留下深深的烙印。
在一個轉型時代,需要代表轉型的影響力來重塑中國企業,而這一輪的成功轉型必定讓世界開始以一種新的方式關注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