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不僅要發展高技術產業，也必須長期努力將傳統產業發展為“精致產業”，培育更多“精致企業”

　　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 金碚

　　當前，世界經濟正在經歷一次嚴重的危機。危機發生于美國房地產的貸款領域，迅速傷及整個美國金融業，進而向全世界擴散。許多學者認為，這主要是現行金融體制的缺陷所致，是無度的“金融創新”所導致的巨大風險。這一解釋無疑是有一定道理的。問題是，金融畢竟是經濟的虛擬部分，當迅速擴張的虛擬經濟部分規模遠遠超過了實體經濟部分，就像是一棵大樹，樹冠瘋狂生長，枝繁葉茂，并大量吸收著陽光和空氣的養分，一派樂觀景象。但是，如果根系不能隨之而發達，則樹木承受的風險將越來越大，一旦風力超過一定強度，大樹就可能被強風吹倒，而無論其表面上如何粗壯和茂盛。

　　虛擬經濟的擴張依賴于實體經濟的堅固

　　我們來看一下現階段世界經濟的“根系”即其實體經濟層面的狀況。世界工業化迄今為止經歷了200～300年的歷史，其間已經過了4～5次由產業核心科技變革所決定的長周期階段。到20世紀70年代，以石化能源特別是石油為動力基礎的發達國家傳統產業表現出盛極而衰的明顯跡象，世界工業化進入了又一次產業核心技術變革的新周期。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世界經濟進入了以電子信息通信技術和網絡經濟為產業核心科技和技術創新主導路線的新一輪增長周期。這一時期被稱為“高技術”或“新經濟”的時代，使世界擺脫了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所導致的經濟衰退，再次走上強勁增長的路徑。并在此基礎上疊床架屋地孕育了龐大的虛擬經濟軀體。

　　但是，迄今為止，這一時代僅僅經歷了20多年的時間卻也至少發生了三次嚴重的經濟危機。第一次是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第二次是21世紀初(2000年開始)以美國納斯達克綜合指數大幅度下跌為標志的，高技術產業和“新經濟”股(主要是網絡股和生物股)泡沫破滅；這使美國不得不向傳統產業(房地產等)傾注投資資源。第三次就是當前正在經歷的由美國次貸危機誘發的世界性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

　　這表明，這一輪的產業核心科技主導路線及其與產業發展路徑之間的關系尚沒有得到深刻的認識。關于當代產業的技術支撐基礎，特別是關于高技術產業的運行規則和可行的商業模式，還有許多問題沒有搞清楚，因此，在實踐中必然產生一系列矛盾。這一問題至今仍然是關系到世界經濟和我國經濟未來10～20年產業發展路徑的最大“謎團”。如果不能解開這一“謎團”，那么，一系列現實問題將長期困擾著我們，恢復金融信心將遇到深刻的障礙。例如，高技術產業為什么會讓社會失去信心，導致創業股(“新經濟”股)崩盤，而且，至今起色并不顯著？為什么在今天這個所謂“新經濟時代”，傳統產業(例如房地產業)對經濟增長仍然具有決定性的影響，而高技術產業卻沒有表現出中流砥柱的力量？高技術產業具有非常不同于傳統產業的經濟學特點(例如其產品的邊際成本非常低，甚至幾乎為0)，那么，怎樣的市場競爭規則和商業模式才能使之不僅在科技上具有先進性，而且在經濟上也具有可行性？高技術產業具有比傳統產業強大得多的“創造性毀滅”(creative destruction)性質，這在產業升級過程中會導致怎樣的經濟現象，特別是利益沖突和產業沖擊？國家政策應如何應對？

　　中國的改革開放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進行的。20世紀70年代末到21世紀，短短30年來，從輕工業到重工業，從傳統制造業到高新技術產業，中國走過了傳統產業各個發展階段和高技術產業迅速崛起的整個工業化歷史。從產業發展的演進階段看，中國已經逼近世界工業化的技術路線前沿。因此，世界工業化面臨的突出問題，也必然尖銳地擺到中國面前。于是，美國和中國這兩臺世界經濟增長“發動機”，都必須回答“向何處去”的問題。

　　本次世界性金融危機告訴我們：現階段世界經濟的“根系”仍然是發達而強大的傳統產業和生長中的高技術產業的復合體。即使是最發達的國家美國，盡管高技術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的重要性越來越突出，但是，其整體經濟也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傳統產業，當房地產業發生嚴重問題，整個經濟體系也將陷入危機。所以，任何“創新”包括“金融創新”，都不能脫離實體經濟的這一現實基礎。金融虛擬經濟的擴張最終依賴于實體經濟的堅固性。

　　培育中國特色的“精致產業”和“精致企業”

　　中國現代經濟發展的基本性質是：在總體上遵循著世界工業化的總體路徑持續推進，是世界工業化合乎邏輯的歷史延伸。中國工業化不可能逾越世界工業化過程所須經歷的各主要發展階段，也難以實行完全不同于西方發達國家的基本工業技術路線，更不可能脫離經濟全球化背景和居主導地位的資本主義國際經濟規則。另一方面，中國工業化又是人類工業化進程中的一個非常獨特的現象，具有顯著的“中國特色”。

　　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的工業化程度有了顯著的提高。從產業結構的統計數據看，可以認為中國已經進入工業化的中期階段。但是，由于中國經歷的發展時間畢竟很短，極度壓縮了變革過程，必然還有許多滯后的“長變量”需要經歷相當長的演化過程。就產業領域而言，有兩個基本問題，第一，產業結構演變；第二，企業的持續競爭力提升。

　　關于第一個問題，面臨的現實國情是，作為一個人口眾多、幅員遼闊的發展中國家，中國正在面臨和將要面臨的幾乎一切重大和長遠的經濟社會問題的解決，都高度依賴于重化工業的長足發展。只有發達的重化工業，才能解決中國的城市化、交通運輸、國土整治、資源開發，水利工程、環境保護和國土治理，乃至國家安全、民生福利等問題。但是，重化工業在本質上必須依賴資源的大規模開發利用。所以，“用資源解決資源問題”，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特征。這樣，產業升級的經濟學意義主要不是用“高新技術產業”替代“傳統產業”。在現階段，傳統產業還不是必須淘汰的“夕陽”產業，而高技術產業也未必一定是比傳統產業更具有商業前景的產業。總之，傳統產業必須在與新技術和高技術產業的共存中“復興”，而不是很快走向“衰亡”。當然，這并不否認高技術產業是更具長遠前景的新興產業。

　　關于第二個問題，面臨的現實是，中國企業盡管有了很大的發展，甚至也有企業進入世界500強企業行列，但總體上看中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還不強。麥肯錫公司2008年4月進行的一個全球性調查表明，世界跨國公司中77%的高管認為，中國企業的競爭力主要來源于低生產成本。而相當大比例的跨國公司認為，中國企業還不是它們的競爭對手，它們稱中國企業為“一個無力的競爭對手”。其中41%的受訪企業高管認為中國企業“比其他大多數競爭對手都弱”，32%的受訪企業高管認為中國企業“實力上與其他大多數競爭對手相當”。只有14%的受訪企業高管認為中國企業“比其他大多數競爭對手都強大/強大得多”。

　　從上述兩個問題的分析中可以推論，中國未來改革開放要解決的中國產業發展的戰略問題是，不僅要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實現產業結構升級，也要長期努力將傳統產業發展為“精致產業”，培育更多“精致企業”。由于中國工業化是以高度壓縮過程的方式進行的，所以，缺乏“精致產業”和“精致企業”，是中國工業長期發展的一個突出問題。創新具有“創造性毀滅”的性質，但也有“創造性連續”的性質。而后者就表現為形成“精致產業”和“精致企業”的雄厚競爭力基礎結構。

　　無論是發展高技術產業，還是培育“精致產業”和“精致企業”，都必須要有自主技術。中國發展自主技術必須解決的最基本問題是資源和環境約束條件下的中國產業發展長期戰略。中國的資源稟賦特別是一次能源結構與從西方國家轉移過來的工業技術路線之間具有很大偏差。人類在一定的發展階段(中國正處于這一發展階段)，必須以推進工業化的方式來緩解和解決資源阻礙問題。工業化確實會遇到資源約束的阻礙，但是，如果不實現工業化，則資源短缺的問題將更難以解決，甚至根本沒有解決的可能。所以，問題的本質并不在于要不要加速工業化，而在于，在工業化現階段，如何以更科學可行的方式來加速工業化，通過更高效率地利用資源來從根本上解決資源問題。工業成本上升是工業化進程中遲早要遭遇的問題，中國并不具有大規模向國外轉移生產基地來解決這一問題的可能，所以，最根本的出路是激勵和培育起各產業和企業通過提升自身效率來消化成本上升因素的能力。這將是中國未來的改革開放所要解決的最根本問題之一。

　　可見，就中國而言，立足世界工業化的現階段特征和中國所處的發展階段，重化工業和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的歷史任務還沒有完成，傳統產業的各個部門仍然有極大的發展空間，同時，高技術產業的崛起和成長已成為顯著的產業發展階段特征，現代服務業也開始興起并開拓越來越大的發展空間。所以，作為一個巨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不僅要發展高技術產業，也必須長期努力將傳統產業發展為“精致產業”，培育更多“精致企業”，即具有突出技術優勢和加工優勢并能長期保持高附加值(通常具有悠久的歷史)的產業和企業。對于中國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形成“精致產業”和“精致企業”的重要性與同創新、與同發展高技術產業一樣具有決定性意義。

　　總之，由于中國僅僅用30年的時間差不多走過了世界工業化200～300年的歷史，發展過程的“壓縮性”和“急速性”導致了中國產業規模的迅速擴張。由于極度壓縮了發展過程，使得中國產業發展和企業競爭力的培育具有不可避免的“速生”性質和“淺層化”現象。這使得，盡管中國各產業的增長實現了巨大的廣度擴張，但其體質尚不夠強健。所以，中國產業發展面臨著兩個必須解決的基本問題：第一，科學認識產業結構演進的現實和方向，實現產業空間的深度拓展。第二，夯實企業競爭力基礎，即尋求企業競爭力的新源泉。只有立足現實，明確產業深度發展方向，并且發展起具有強大國際競爭力的企業群體，才能從根本上支撐起金融和投資信心，為整個實體經濟和金融虛擬經濟奠定堅實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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