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付出更大努力去抨擊、遏制貿易保護主義風潮蔓延自是理所當然，但也不必高估已經實施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的影響規模，還應當看到對美國貿易保護主義行動能力及其殺傷力的限制因素

　  梅新育

　　全球貿易保護主義風潮正在興起

　　經濟蕭條從來就是貿易保護主義孳生的溫床。1929年，正值源于華爾街投機狂熱的金融危機陰風凄凄之際，美國國會通過極端保護主義的《斯穆特—霍利關稅法》，觸發各國競相報復的關稅戰，終于將在危機邊緣掙扎的世界各國推向創紀錄大危機的深淵；時隔79年，華爾街巨頭再次將全世界拖進1929～1933年大危機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之中，世界是否會重蹈貿易保護主義的覆轍？

　　毫無疑問，當前世界各地特別是某些西方經濟大國正在發生的一些事態已經令人感到了全球貿易保護主義風潮興起的瑟瑟寒意。“意大利人吃意大利食品”運動已從小城盧卡蔓延到了米蘭等意大利大城市；俄羅斯自2008年11月至2009年2月上旬已推出近30項保護主義性質措施，從提高汽車等多種商品進口關稅到補貼本國出口，不一而足；繼提高部分種類豆油進口關稅之后，印度又于近期沒有任何理由地宣布限制進口中國玩具；潛在影響最大者當屬頭號經濟霸權美國發生的一些事態：美國各地政府機構銷售的“中國制造”紀念品和國旗已被指為“不愛美國”之舉，美國眾議院通過的《2009美國復蘇與再投資議案》設立“購買美國貨”(Buy American)條款，要求這項議案計劃的900億美元基建投資受益項目不得使用美國之外生產的鋼鐵材料，參議院審議的文本甚至要求所有經濟刺激計劃項目均需使用美國設備和商品，這些雖然在全世界激起了強烈的抨擊浪潮，但奧巴馬簽署的經濟刺激法案最終文本仍然包含了這項條款。而且，這種保護主義風潮還在從貨物、服務貿易向資本和人員跨國流動領域蔓延。某些國家的對外投資已被指為造成本國就業機會流失而遭到更猛烈的質疑。

　　環顧世界，貿易保護主義風潮還將持續一段時間，特別是在美國，因為西方代議制民主政體本身更容易使貿易保護主義勢力取得與其實際經濟實力份額不相稱的政治能量，美國憲法將對外貿易政策決策權授予國會，這種體制使得美國那些主張貿易保護主義或將貿易問題政治化的利益集團能比較更容易地左右國家貿易政策走向，唯一超級大國的地位更刺激美國貿易保護主義道德風險惡性膨脹。而且，由于在執政的不同時期對貿易保護主義勢力的需求程度不一樣，奧巴馬在未來的保護主義沖動可能增強。

　　準確評估貿易保護主義沖擊

　　貿易保護主義風潮沖擊之下，中國如之奈何？首要任務是準確評估其程度和影響。對任何對手我們都需要準確評估，低估可能導致我們應對失敗，高估可能導致我們付出過高的機會成本，因為過多地用于應對這一問題的政治和經濟資源本可用于其他方面，獲得更多的收益。毫無疑問，正如昔日《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所揭示的那樣，全面的保護主義貿易戰必將推動全世界墮入貿易保護與貿易萎縮相互促進的惡性循環之中，這是我們必須竭力避免的結局。作為世界出口大國，作為全世界屈指可數的順差大國，作為上世紀90年代后期至今世界貿易保護主義的最大受害者，貿易保護主義對中國的潛在殺傷力更大，我們對此應給予比其他國家更多的關注，我們付出更大的努力去抨擊、遏制貿易保護主義風潮蔓延自是理所當然，但我們也不必高估已經實施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的影響規模，從而采取過度激烈的應對措施，我們還應當看到對美國貿易保護主義行動能力及其殺傷力的限制因素。

　　由于數十年來的國際產業轉移，不少傳統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在發達國家基本上已經消失，除非各國相對經濟發展水平發生戲劇性逆轉，否則這就是任何“購買美國貨”條款也無法改變的事實。

　　不僅如此，與無差異地全面提高關稅壁壘不同，“購買美國貨”條款并不能適用于所有進口品，只能適用于政府采購項目，這樣一來就大大限制了該項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對出口國的殺傷力。而且我國本來就沒有加入世貿組織《政府采購協定》，在美國政府采購市場上并無太多既得利益可以失去，何況運用政府采購工具推進本國先進產業發展本來就是包括我國在內的大多數國家所珍視的權利，我們在加入世貿組織《政府采購協定》談判中正需要維護自己的這項權利，盡管我們不可濫用這項權利。我們需要警惕的是將這項條款推廣到僅有部分屬于政府資助的項目，從而成倍放大其殺傷力，以及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擴大貿易保護范疇。

　　幾乎任何一個進口國都同時存在保護主義和自由貿易兩大陣營，如美國進口品銷售商與制造商之間往往利益對立，立場相悖，前者(包括同時身兼進口商和制造商雙重身份的企業)就是可以與我們結成統一戰線的自由貿易陣營。而且，進口國自由貿易陣營與我方共同抵制其本國保護主義行動的案例也為數不少。

　　不僅如此，奧巴馬的某些保護主義主張還與他的另外一些主張、目標不能兼容，因而不可實現。

　　在反對貿易保護主義風潮中應當注意的問題

　　在正確判斷形勢的基礎上，我們在反對全球貿易保護主義風潮的過程中需要關注以下幾個層次的問題：

　　首先，我們對貿易保護主義的抨擊和遏制不能與我們維護本國市場正常秩序的努力混淆、沖突，因為我們警惕和防范的對象不應當僅僅局限于那種旨在保護國內市場的傳統保護主義，還應當包括旨在奪取海外市場的進攻性保護主義。因為經濟危機也大大增強了各國爭奪海外市場的動機，相信各國將更多地運用財政、金融等政策支持本國企業奪取海外市場。奧巴馬經濟刺激計劃的突出特點也是通過減稅、加速折舊乃至直接投資等方式向可再生能源、IT等行業提供大規模財政投入，美國幾乎所有制造業也都在極力開展游說力圖從經濟刺激計劃的資助中分一杯羹。這樣，依靠政府財力支持，其他國家相關產業在國際市場上開展傾銷的能力可望大大增強。我國近年也正在汲取改革以來自主先進制造業在許多方面不進反退的教訓，努力加大力度發展自主先進制造業，此次的經濟金融危機也被視為推進產業升級進而加快擺脫外部經濟沖擊影響的良機，發達國家進攻性保護主義上升的趨勢與我國發展自主先進制造業的努力之間的矛盾將會加劇。對此，我們需要積極轉換思維，盡可能積極主動地為我們的產業發展爭取公平待遇，分析美國和其他主要貿易伙伴經濟刺激計劃中的產業發展政策內容是否構成了違反世貿組織規則的違規補貼，并在這兩年適度增加運用反傾銷、反補貼等工具，為國內產業(特別是重點發展的先進制造業)創造更公平的競爭環境。

　　其次，貿易保護主義的某些發展未必沒有對我國有利的副作用，雖說這種有利效果可能遠遠小于我們要為此付出的成本，但只要這種有利副作用存在，我們就要充分利用。如“腦力流失”困擾發展中國家多年，我國也不例外，經濟危機中發達國家雇用本國人的風險恰恰有助于我國流失人才更充分地認識到盲目追求海外就業的風險，從而有助于我們吸引外流人才回流，減輕“腦力流失”問題。

　　在更高的層次上，國內外目前對貿易保護主義的不少抨擊都有一個隱含的前提，即現行國際經貿規則已經盡善盡美，對其的任何違背都是違反了“天條”，但這個隱含前提恰恰是不成立的。上世紀80年代后期以來全球化潮流最突出的問題是收益和負擔分配不平衡，發展中國家分享的全球化收益太少，而承擔的調整負擔太多，發達國家企圖用無限制的“自由化”為工具剝奪發展中國家發展民族產業、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爭取平等地位的權利，剝奪它們保護自己免受國際游資沖擊的權利。經濟全球化的兩大支柱組織——世界貿易組織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規則本身就存在這方面的問題，執行規則過程中的問題更多。多哈回合開幕前發布的世貿組織總干事2001年年報便提醒各成員方，盡管過去50年內的8輪多邊貿易談判大幅度推進了貿易自由化，但貿易壁壘依然存在，在農業和紡織品部門尤其嚴重，而這些部門對發展中國家極為重要。歷史教訓已經證明，國際經貿利益分配失衡潛藏著導致全球化進程全面逆轉、南北雙方兩敗俱傷的可能性。當前不少輿論熱議的所謂“去全球化”趨勢，其本質在相當程度上不過是此前不公正國際經貿規則發展的惡果而已。

　　作為擁有獨立利益的大國，隨著實力的增長，我國對西方主導制定實施的現行國際經貿規則的不公正性體會日益深切，現行國際經貿規則日益構成制約中國實力進一步發展的桎梏，爭取建立更合理的國際經濟新秩序相應再次成為我國的長期目標，而擁有國際經濟規則的話語權也是一個真正經濟強國的標志。不可避免地，當我國成為世貿組織享有全部權利的成員之后，必然要行使合法權利，力圖推動國際經貿規則向更符合自己期望的方向演化。假如說在繁榮時期現行國際經貿規則的既得利益群體似乎在道義上擁有更大的話語權，那么，在當前的危機時期，西方國家的保護主義行為恰恰從某些方面表明它們此前對發展中國家“發展”權利的模式和剝奪是不合理的，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我們爭取更合理國際經貿規則的阻力，我們不應浪費這個機遇。

　　最后，我國對貿易保護主義如此敏感，尤其是對少數幾個貿易伙伴的保護主義高度敏感，再次表明我國對外貿易過于集中，我國經濟增長過于依賴外需，我們需要有秩序地對此展開調整，相信危機也會增強我們國內各方調整對外貿易和經濟增長模式的內在動力。

　　回首當年，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觸發世界性通貨緊縮、1999年世貿組織西雅圖會議失敗后，悲觀氣氛一度彌漫國際經濟界，然而世貿組織各成員方能夠跨越似乎深不可測的歧見鴻溝，發起多哈回合，顯示出了摒棄以鄰為壑政策、攜手推進貿易自由化的意愿；在當前的危機中，假如各國能夠作出足夠努力，危機和暫時的貿易保護主義風潮未嘗沒有可能成為推動多哈回合突破僵局的契機。我們要為出現最壞結果的可能性作出準備，更要盡力爭取最優結局。■

　　作者單位：商務部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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