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秀軍

　　國家統計局2月10日發布的數據顯示，今年1月份我國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CPI)同比上漲1.0%，相比去年12月份的1.2%繼續回落0.2個百分點，這也是我國CPI同比漲幅連續第9個月回落。1月份工業品出廠價格（PPI）同比下降3.3%，比上月降幅擴大了2.2個百分點。對外經濟貿易大學金融學院院長吳軍教授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今天國家統計局公布的CPI、PPI數據，在大家的估計范圍之內。”

　　接受記者采訪的業內專家紛紛指出，盡管CPI、PPI兩項關鍵指標連連走低，為宏觀調控進一步打開空間，但央行貨幣政策操作可能將更多體現在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和公開市場操作等數量型手段上。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哈繼銘分析認為，盡管通縮風險仍將主宰2009年，但央行后續降息幅度可能小于預期，原因在于：一是近期信貸大幅增長，這降低了繼續使用大幅降息這一價格型工具的必要性；并且美國已降至零利率，接下來已無降息空間，如果中國繼續大幅降息，將對人民幣造成一定壓力，可能加劇資金外流。二是從長期來看，中國利率水平偏低，本輪不宜降幅過大，如果中國本輪降息幅度過大，將來通脹再起之時加息步伐未必能快速跟上。

　　受國際金融危機帶來的全球經濟放緩的威脅，去年第四季度起，全球各主要經濟體史無前例地掀起了援救經濟的“大幕”，一系列提振經濟的措施在各國相繼出臺。自中央提出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后，央行頻頻通過公開市場操作、利率、存款準備金率等貨幣政策工具，適當增加貨幣信貸投放總量，保持銀行體系流動性充裕，使貨幣政策在促進經濟增長方面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去年央行曾百日內連續5次下調利率，4次下調存款準備金率，調控頻率和力度創我國央行貨幣調控歷史之最。這不僅減輕了企業財務負擔，更釋放了流動性，使商業銀行可用資金大幅增加。

　　根據央行的金融數據，與去年11月份嚴峻情況不同，12月份各項貨幣信貸指標開始全面回升。其中，廣義貨幣供應量(M2)增速比上一月高出了3個百分點，狹義貨幣供應量(M1)比上一月高出2個百分點；同時，新增貸款達7718億元，是近6年來的單月增幅新高。吳軍認為，從當前的貨幣供應量看，我們的流動性并不短缺。新增信貸大幅增加顯然是政策作用的體現，但關鍵還是要讓貸款真正作用于生產和流通領域。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巴曙松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2008年11月份以來中國銀行業信貸的高速增長，成為中國經濟在危機中的一個亮點，市場最為關注的是這種信貸高速增長的可持續性。”巴曙松進一步分析指出，從趨勢看，2009年信貸的快速增長可能是難以持續的，因為從2008年11月份到2009年1月份的新增貸款都是大幅反彈，財政撥款也迅速增長，此后幾個季度的政策性資金到位情況可能呈環比下降的趨勢，尤其是到2010年上半年更是可能呈現同比下降的趨勢。目前的信貸增長，主要還是由地方政府的基礎設施項目等帶動的，隨著這些項目中經濟效益相對較好的項目的信貸配套接近尾聲，由此帶動的信貸增長也可能會逐步回落。

　　他說：“另外一個約束條件是地方政府的財政狀況，以及商業銀行的資本金約束。地方政府去年全年的財政收入大約在2.3萬億元，如何為其龐大的城市化投資提供融資將成為現實挑戰；同時中國銀行業在經歷了高速的信貸增長之后，會很快受到資本金不足的約束，因此為地方政府和商業銀行提供多元化的融資渠道，特別是商業銀行的股權融資以及地方政府在一些重大基礎設施領域的融資渠道，就變得十分重要。為了降低信貸高速增長可能帶來的負債率的迅速上升，重新恢復股票市場的再融資，同時拓展除銀行信貸之外的多種融資形式，就成為一個必然的選擇。”

　　巴曙松還認為，在信貸高速增長推動下的信貸周期開始擴張時，金融決策者必須對利率和匯率等保持高度敏感。“從過往的經驗看，在經濟調整時期，即使出現物價上漲也可能會被歸結為‘結構性通脹’，決策者往往不愿意壓縮迅速回升的經濟，這樣容易導致失去較好的調整利率和匯率的時機，特別是在物價開始明顯回升時，利率調整的滯后可能會加劇經濟迅速回升的預期；同時，利用這段時間外部匯率壓力相對較小的時期，相應擴大匯率的靈活性，推動利率和匯率的市場化進程，可以說是比較理想的時機。”他說。

　　眾所周知，刺激經濟僅僅依靠貨幣政策是不夠的。這就要加強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產業政策間的協調配合，充分發揮政策合力。對此，吳軍對記者說，當前，僅僅依靠降低利率來拉動經濟增長本來就不合理，從上個世紀末到本世紀初的通貨緊縮已證明了這一點。“也就是說，利率下降到一定程度，再降下去沒有更多的實際意義，我們在1997年后的經歷就是前車之鑒。因此，主要還是依靠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作為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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