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伯：現在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期望越來越高了，中國也在采取進一步的措施加強研究可再生能源的投入力度。今年晚些時候將在哥本哈根召開氣候變化的國際會議。中國會不會在會議上簽署有關氣候變化的條約？

　　溫家寶：我前天在布魯塞爾同巴羅佐主席專門就這個問題進行了深入的交談。中國的觀點主要有三：第一，中國支持哥本哈根會議，支持應對氣候變化所采取的各項積極措施，支持發展綠色經濟，而且認為發展綠色經濟很可能是應對金融危機的一個新的經濟增長點。第二，在應對氣候變化上，中國是高度重視的，成立了以我為組長的國家領導小組，并且制定了第一份應對氣候變化的國家方案，據我知道，這也是發展中國家的第一份國家方案。我們在“十一五規劃”中已經制定節能減排的約束性目標，也就是每年單位GDP的能耗要降低4%，5年降低20%。前兩年我們沒有完成任務。2008年我們完成了。我們還將繼續把這種做法長期堅持下去。這也可以看作是中國自我限制的一種辦法。第三，中國難以在哥本哈根會議上承諾量化目標，因為中國還處在發展中。歐洲已經有幾百年工業化的歷史。我們才有幾十年。我們有13億人口，但人均溫室氣體排放量比發達國家低得多，累計排放更低。但是我們仍然抱著積極的態度加強同歐盟的合作，特別是在節能減排、低碳經濟、環保技術上。

　　巴伯：溫總理，在采訪之前，有人告訴我，要問和政治有關的問題，得特別小心。

　　溫家寶：可以隨便問。

　　巴伯：有人說問這個問題得特別小心，因為用中國人的話來說，如果不小心就會被“戴帽子”、“穿小鞋”。談到中國未來政治體制的發展，您認為能不能在10年內實現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直選？

　　溫家寶：其實經濟和政治是不可分的，我還是想從經濟的角度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正在進行的是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這兩個方面都是重要的。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也不能保證經濟體制改革的成功。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就是要建設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保障人民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的權利。我們要建立的社會應該是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是一個讓每一個人在自由和平等的條件下得到全面發展的社會。這就是我為什么很喜歡閱讀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的原因。亞當·斯密于1776年出版了《國富論》，他也寫了《道德情操論》。在《道德情操論》里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論述，他說，如果一個社會的經濟發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眾手中，那么它在道義上將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風險的，因為它注定要威脅社會穩定。我一直認為，公平正義是我們社會主義制度的首要價值。在西方人看來，中國人好像怕民主、怕選舉，其實不然。我今年在記者招待會上曾經講過，只有人民信任你，人民才能讓你坐在臺上。我們現在實行的是村級的直接選舉，鄉、縣和不設區的市人民代表的直接選舉，縣以上實行的是間接選舉。但是我堅信，群眾能管好一個村，就一定能夠管好一個鄉，一個縣，也就能夠管好一個省。但要按中國的實際情況，發展具有自己特色的民主方式，循序漸進。

　　巴伯：所以就可以進一步拓展民主，提高民主的水平，讓人民可以發表不同的看法。

　　溫家寶：是的，一個政府不應該怕人民，應該創造機會讓人民監督和批評政府。

    巴伯：我想，您又一次知道我在想什么，因為準備采訪時我也有自己想引用的亞當·斯密應對金融危機的話。其實這句話也是來自您最喜歡的《道德情操論》。

　　溫家寶：這本書很長一段時間不引人注意，我覺得它的意義不亞于《國富論》。他只有兩次在《國富論》和《道德情操論》里提到看不見的手，一只看不見的手是市場，一只看不見的手是道德。

　　巴伯：我可能早都已經記得非常清楚了。不管一個人有多么的自私，但很明顯在一個人的本性中總是有一些原則，這些原則讓他對其他人的福祉產生興趣，能夠為他帶來幸福感和快樂的感覺。雖然他從別人的福利中并不會得到具體的好處，只不過他得到的好處就是能夠看到他人幸福。

　　溫家寶：我很欣賞這句話。

　　巴伯：再次感謝您能接受《金融時報》的采訪。

　　溫家寶：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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