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樊綱：擴大消費關鍵是要改變收入分配結構

　　本報記者 孫銘

　　擴大內需成為當前中國政府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當務之急，為此，國家出臺了各種刺激消費的政策，期望國內消費的增長能夠彌補外部需求的下降。

　　然而在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經濟學家樊綱看來，中國居民的消費傾向一直比較穩定，而且短時期內也不可能有很大的變化，所以擴大消費的政策作用非常有限。

　　“中國的消費低不是因為居民有錢不消費，而是居民沒錢。所以中國消費低的問題不是消費的問題，而是收入結構的問題。”1月6日上午，樊綱接受包括本報在內的媒體采訪時說。

　　談及結構問題，樊綱認為，主要原因是在總儲蓄中，企業的儲蓄快速上升，而居民的儲蓄在快速下降。而企業的儲蓄快速上升，主要是資源型和壟斷型國企的收入留在了企業內部，因此，擴大消費的關鍵是要改變目前中國這種不合理的收入分配結構。

　　近期中國外匯儲備下降，引起各界對資本外流的擔心。但樊綱認為，近期外匯儲備的變化有很多具體的因素，特別是技術因素，他尤其提醒要注意歐元資產近期的貶值。“細節我不了解，但我想說的是，中國的貿易順差這幾個月創下了新高，中國的外資實際投資增長率有所下降，但還在增長。”

　　居民低消費源于企業高儲蓄

　　《21世紀》：這次經濟危機爆發后，中國經濟也遭受了沖擊，你認為中國在這次危機中暴露了什么樣的問題？

　　樊綱：這次危機凸顯出了中國的內需不足的問題，中國過去40%左右的增長靠進出口增長，靠貿易順差的增長，致使中國經濟對出口的依賴度越來越高，出口總額占GDP的比例達到80%左右。這次外部需求驟然下降，對中國經濟造成了巨大的沖擊。

　　為什么中國沒有發展起足夠大的市場，特別是消費品市場？這暴露了中國消費率太低的問題。2007年中國的儲蓄率是51%，49%的GDP是消費，而這49%里面有14%是政府消費，居民消費只占35%，這就是我們中國的現狀，如果說中國經濟結構存在什么問題的話，根本的問題就是儲蓄率太高，消費率太低，這一點毫無疑問。

　　《21世紀》：消費率太低的原因何在？

　　樊綱：我們也在問，中國為什么有這么高的儲蓄率？到底誰在儲蓄？到底是什么制度原因導致了中國有這么高的儲蓄率？

　　通常的一個解釋是中國的居民愛儲蓄，但其實中國消費者的儲蓄傾向并不高，還比不上亞太區的平均水平。我們的研究結果是，中國居民的儲蓄傾向在最近幾年來相當穩定，大約在27%—31%之間。這就出現一個悖論，為什么中國居民的消費傾向基本穩定，而中國消費占GDP的比重卻從過去60%降到35%了呢？

　　這主要是因為企業儲蓄的增長，加上一點政府儲蓄的增長。企業儲蓄的定義是企業未分配收入——工資獎金給工人了，稅收給國家了，分紅給了所有者了——中國的企業近年來有大量的未分配收入留在企業。過去在中國的總儲蓄當中，企業占20%，居民占60%，另外20%是政府儲蓄，現在變成了總儲蓄當中40%是企業儲蓄，40%是居民儲蓄，政府的儲蓄還是20%。所以根本的原因是企業儲蓄的提高。

　　《21世紀》：中國居民的儲蓄傾向變化為何不大？換言之，為何消費遲遲不能被拉動？

　　樊綱：這些年有一些不利于消費增長的因素，比如說社會保障、醫療改革、教育改革(仍不到位)。另一方面，又有一些有利的因素，包括信用卡的使用、消費信貸、全球化、城市化。兩方面的因素加在一起，導致居民的儲蓄傾向基本是穩定的。

　　儲蓄傾向的定義是居民的儲蓄和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不是與GDP的比例，這時候就發現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大幅下降，下降了10%，而企業收入占GDP的比重卻提高了10%。

　　中國的消費低不是因為中國的居民有錢不消費，而是居民沒錢。最近政府又在出臺政策鼓勵家電下鄉，鼓勵農民消費，農民是中國消費傾向最高的群體，統計局的研究最低收入的群體消費傾向是99%以上。所以中國消費低的問題不是消費的問題，而是收入結構的問題。

　　國企利潤應向所有者分紅

　　《21世紀》：中國的收入結構問題如何解決？為什么企業的儲蓄出現了超常規的增長？

　　樊綱：為什么那么多的收入變成了企業的未分配收入，為什么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下降？這不是短期政策所能改變的，涉及到長期的問題。

　　第一是經濟發展的問題，經濟發展到這個階段，工薪階層的可支配收入增長不可能很快；這有就業不充分的問題，由于還沒能實現充分就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增長很慢。中國70%的低收入階層要么是農民，要么是農民工，勞動力市場的競爭比較激烈。政府如果人為干預工資的價格，比如法定最低工資等等，如果在這個階段工資漲得過高了，沒有就業的人實現就業就更困難了。

　　第二是財稅體制所關聯的分配制度問題。一部分企業收入沒有分配掉，沒有通過轉移支付出去。前幾年收入增長最快的企業，是由于資源價格上漲而導致的收入提高，經濟學上稱為“資源租”，“資源租”不是企業利潤，因為資源是全民的財產。其他國家在這方面都有一定的制度安排，當資源價格上漲的時候要將這部分收入收歸國有，比如俄羅斯規定，油價高于27美元以上，國家要收走90%以上，而在我們國家，資源收入以企業利潤的形式出現，沒有去它應該去的地方，國家財政沒有收走。

　　《21世紀》：如何才能改變總儲蓄中居民與企業的比例倒掛現象？

　　樊綱：國有企業創造了大量利潤，包括國有壟斷行業的企業，當然有些屬于自然壟斷，有些屬于行政壟斷。國有企業在相當長的時期是不分紅的，不分給最終的所有者，這幾年的情況略有改變，國有壟斷企業收入國家收走一些，但是比例很小。從2003年世界資源價格上漲以來，企業的利潤大幅增長，企業的利潤大量滯留在企業，如果轉移出來，國家就能夠通過減稅，或者轉移支付的辦法，充實社保基金，勞動者可以獲得更多的可支配收入。

　　這個問題難點在于，一方面要發展，另一方面要改革，只有將企業的收入轉移出去，居民才有更多的收入，這樣才能改變企業可支配收入快速上漲，而居民可支配收入快速下降的趨勢，才可能使中國的消費得以提高。

　　人民幣匯率波動仍屬正常

　　《21世紀》：你認為擴大內需的政策效果如何？政府應該怎樣做才能真正啟動內需？

　　樊綱：短期應對經濟危機來講，擴大消費的政策(效果)是非常有限的。因為它涉及的問題不是短期的，是長期的或者是制度的問題。

　　當前宏觀經濟政策的著力點還是要通過擴大投資來擴大內需，一塊是公共投資，另一塊是住房投資，各占(GDP)20%左右，通過這兩塊投資的增長能夠托住經濟增長，然后逐步帶動企業的投資增長。擴大消費需求的政策還是要做，比如增加社保支出、與民生有關的支出。長期來看，真正要彌補美國人開始儲蓄導致中國的出口需求不足的問題，還要靠中國的消費需求增長，因為我們不可能長期依靠政府投資。

　　《21世紀》：近期人民幣匯率單邊升值的趨勢有所變化，有些時候出現貶值的現象，你如何預計人民幣匯率的走勢？中國外匯儲備近期也有所回落，你分析原因何在？

　　樊綱：如果不看名義匯率，去年中國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升值相當大，升值10%左右，這么大的升值，中間有一點波動很正常。全世界的匯率都在變動，所以人民幣匯率在升值的過程中有貶值很正常，不應解釋得過多。另外，由于金融危機，世界貿易保護主義更加抬頭，美國恐怕更會壓中國人民幣升值。我們應在這樣的背景下思考問題。

　　關于中國外匯儲備的變化，我覺得是這么些原因，我們的外匯儲備不都是一種貨幣，而外幣資產的價格最近變化非常大，特別是歐元資產，資產價格變化會導致我們的外匯儲備賬面價值會發生變化。細節我不了解，但我想說的是，中國的貿易順差還在增長，這幾個月還創下了新高，盡管有危機，中國的外資實際投資增長率有所下降，但還在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