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臨全球經濟出現的深層次問題，試圖用短平快的方式解決長期的結構性問題、恢復市場信心將同樣是非常危險的

　　文 王冉

　　隨著國家把“立足擴大內需，保持經濟平穩較快增長”做為明年經濟工作的目標，中國的商業銀行正在加快擴大放貸規模的步伐。據說，一些銀行開始向信貸員下達指標，硬性要求他們在一定時間內必須把一定額度的貸款放出去。 這讓我們再一次隱約嗅到了新一輪不良資產的味道。

　　應該承認，依靠銀行提高放貸金額來為市場提供更多的流動性不失為刺激經濟增長的一種直接而有效的方式。問題是，這里面有一個非常關鍵的前提，那就是銀行本身必須具有極強的風險管理能力和根深蒂固的市場化導向。而在今天，我們的商業銀行還不夠成熟，我們國家在很多時候都還有把經濟問題政治化、把市場行為行政化、把上面本意良好的政策在具體執行過程中扭曲化、擴大化和極端化的傾向。這一次如果不及時得到糾正，恐怕又會出現同樣的情形。

　　中國的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中已經上市的三大行(中行、建行和工行)在過去十年時間里，通過打包出售和政策性收購等方式已經處置了超過一萬五千億人民幣的不良資產。據業界估計，截止到2007年，中國的商業銀行仍然有將近一萬億美元的不良資產尚未得到有效處置。雖然在過去的幾年時間里，中國的國有商業銀行通過改制和上市，內部風險防范能力有所加強，但是總體來說它們的風險管理體系仍顯脆弱。

　　于是，我們可以想象出這樣的一個封閉循環：國有銀行大幅度提高放貸規模——企業獲得資金用于投資或擴大生產——部分資金通過企業運營轉化成稅收——但是與此同時銀行不良資產比例上升——政府利用財政來為國有銀行買單——這筆錢本來可以用在納稅人別的福利上，因此事實上還是納稅人最終承擔了不良資產造成的經濟損失。

　　在這樣一個循環里存在三個主要的問題：

　　首先，刺激經濟效率較低。這是因為中國企業作為一個整體，在全球經濟中基本還處于附加值較低的生產制造環節，因此把貨幣資金轉化成商業價值的能力還比較弱。可以想象，在行政命令下放出的貸款中很可能有相當一部分最終不能夠轉化成貸款企業的收入和利潤，卻轉化成廢棄的廠房和挖了一半的大坑。

　　其次，容易造成腐敗。一邊是銀行在政策壓力下急于放貸并且對于壞賬的問責有所放松，一邊是很多遭遇困難、甚至瀕臨絕境的企業渴望眼巴巴地等待銀行雪中送炭，在這樣的溫床上不出現銀行職員的腐敗和瀆職行為反而是不正常的。

　　第三，為中國商業銀行未來的業績留下隱患。由于中國經濟過去的高速增長以及政府主導下的壞賬剝離，中國的國有商業銀行在過去幾年里保持了令人驚羨的盈利能力。但是，在目前的經濟環境下用行政的方式鼓勵銀行放大貸款規模，不僅背離商業銀行市場化運作的原則，也容易導致未來銀行由于大規模不良資產的出現而大幅度降低盈利能力，甚至出現巨額虧損。

　　我們都知道，對于企業來說短貸長用是十分危險的。現在，面臨全球經濟出現的深層次問題，試圖用短平快的方式解決長期的結構性問題、恢復市場信心將同樣是非常危險的。

　　當然，在這場嚴峻的挑戰面前，完全采用新自由主義經濟的放手策略同樣不行。但是，刺激經濟增長還有其它的方式可以考慮。

　　譬如減稅降息。

　　事實上，一個更加優化的循環是：國家下調企業和個人的稅率，財政收入暫時減少——企業和個人有更多的收入可以自由支配——銀行通過降低存款利息誘導企業和個人把多出來的現金用于投資和消費，同時也獲得更多的利潤空間——市場化的投資和消費將直接拉動內需、帶動經濟增長——增長總量的增長抵消了稅率下調對國家財政的影響，甚至可能帶來稅收的增加。

　　這種休養生息的思路最大的好處在于它把支配資本的權力交給消費者和市場。這種需求主導的經濟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少發生人為錯誤和誤入人性歧途的可能性，降低中間環節的成本，避免資金和資源的浪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