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上海農商行涉案一事，人民銀行研究員鄒平座認為，“此案發生并不意外，其他省市的問題不比上海少”。從全國來看，許多農村信用社以及由農信社改制設立的城商行，在經營管理上都有漏洞，而此次上海農商行的案發正是最典型的例證，值得引起監管層的高度重視。

　　由于農信社長期駐扎在農村、發展壯大，從基層各支行的體制結構來看過于陳舊，同時人員素質相對大型國有銀行、外資銀行也有相當大的差距，是中國現有社會環境下一種特殊的金融機構，鄒平座認為，這種金融機構本身存在很大弊病。在一些地方上，信用社和縣、鄉有著千絲萬縷的經濟關系，甚至存在內外勾結的情況，有些信用社甚至擯棄基本的信貸原則，發展起了集體經濟。

　　在1990年代末的農村信用社改革后，許多農信社改制成了現有的城商行，然而在改革關鍵的體制問題上，卻沒有真正解決。這些農商行大多歸為政府管理，而并非改制成了具有現代企業制度的銀行，也就是說，雖然換了門面，但從內部體制上來說，城商行并沒有實質性變化。這也是為什么城商行在最基本的信貸管理問題上，仍然難以控制，導致案件頻發。

　　某深圳城商行內控部門人員也告訴記者，像上海農商行這樣的案件確實非常容易發生。即便“證、印、押”三要素分開管理還是難逃合謀的危險，管理者只要集體參與偷盜，監管就會形同虛設。

　　由于這些小型城商行在保證措施上本身存在監管漏洞，許多問題發生后都有有關方面來“捋平”，因此在貸款核銷、票據質押等多個環節，部分城商行往往存在無所謂的心態，出了壞賬反正有地方埋單，使得銀行在監管方面掉以輕心，同時助長了支行的道德風險和不負責任的想法。而一旦出現漏洞時，城商行往往也會采取隱瞞的做法，這也導致漏洞越來越大，最終無法挽回的結果。

　　“這就是為什么要引入外國投資者。”鄒平座告訴記者，多年來銀行業不斷引入外資，為的就是解決中資銀行一股獨大的機制，外資銀行或企業資金注入的過程同時也是價值復制過程，將海外幾百年的經驗和管理模式注入中資行，這為本地銀行的體制健全指引了方向。鄒平座認為，現在應該是反思的時候，上海城商行的案發證明過去的體制類改革并不成功，如果體制化的問題仍得不到有效解決，就很難從根源上杜絕城商行的漏洞。在這樣的情況下，銀監會不妨考慮，對體制尚未健全的城商行、農信社單獨進行特別監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