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一劍

　　北京奧運的盛大開幕，讓更多的人得以近距離體驗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發展奇跡。成就該傳奇的發展邏輯也正在成為國內外學界的討論熱點，其中中國工業化的發展邏輯無疑是考察這一進程的最重要線索。

　　 這也是馮飛選擇的考察線索。馮現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研究部部長。

　　 在7月25日召開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紀念改革開放30年理論研討會上，馮飛發表了最新研究成果《中國特色的工業化道路》。

　　 在他看來，中國30年來的工業化進程，是將現行工業化國家的發展經驗與中國的具體國情相結合,借助市場化改革和對外開放,形成了具有一定比較優勢、規模龐大的工業體系。

　　 而且，中國改革開放以來針對工業化提出的三次指導思想和發展戰略轉變，都因為恰逢國家經濟體制的市場化改革目標的確立和推進，使得戰略轉變迅速轉化為現實的工業生產力。

　　 在對中國特色的工業化道路進程進行定量和定性的考察后，馮飛發現，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實現了有效率的增長，而非長期以來被認為的更多地依靠廉價勞動力和投資來推動的——經濟體制變革對中國工業化實現有效率的增長起到了關鍵性作用。

　　 如今，中國的工業化進程正面臨新的轉型壓力，在此背景下，馮飛建言，我國亟待掀起經濟體制的第二次改革浪潮，所涉改革領域直指要素價格和能源價格形成機制、政府轉型、財稅制度、技術創新體制形成、破除壟斷等領域。

　　 早在2006年12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中，馮飛就“關于我國建設資源節約型社會”進行了主題發言。日前，本報對其進行了專訪，是為“國家智囊”系列訪談之三。

　　 “重工業優先”積弊

　　 《21世紀》：我們注意到,作為對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回顧和總結,您剛完成了題為《中國特色的工業化道路》的專題研究，我們應該怎樣理解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工業化進程?所謂“中國特色工業化道路”的“特色”體現在哪些方面？

　　 馮飛：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的第二產業增加值由1978年的0.17萬億元增加到2007年的12.14萬億,年均增長11.4%，整個工業增加值首次躍上了10萬億元的新臺階，居世界第三位。從總量上來看，我們發展速度很快。

　　 同時,由于我們是一個大國，占世界人口的比例接近23%。全球60多億的人口中，主要工業國的人口總額僅7億，所占比例不足12%。而擁有13億人口的中國走向工業化，應該說在人類經濟發展史上創造了一個非常輝煌的篇章。

　　 所謂“中國特色的工業化道路”，概括來講,是將現行工業化國家的發展經驗與中國的具體國情相結合,借助市場化改革和對外開放,形成了具有一定比較優勢、規模龐大的工業體系。

　　 具體而言可以從四個方面來看：在需求上,不斷挖掘和發揮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形成增長迅速、持續升級的需求市場；在供給上,充分利用和發揮勞動力資源豐富、低成本等生產要素優勢,形成工業的競爭優勢；在體制方面，從政府管理經濟的方式、企業微觀制度兩個層面，持續推進和深化改革和體制創新；在對外開放方面，從興辦經濟特區利用政策優勢吸引外資，到利用超大規模市場和勞動力優勢，抓住經濟全球化推動下的產業轉移歷史機遇，形成開放型的經濟和工業體系。

　　 應該說，這四個方面相互作用、相互關聯，共同構成了中國工業經濟的綜合優勢和鮮明特點。

　　 《21世紀》：那么，中國改革開放30年間，工業化的指導思想和發展戰略經歷了怎樣的變化？

　　 馮飛：在我看來，改革開放以來的工業化進程可劃分為三個階段，其中又是以工業化指導思想和發展戰略的調整為發端。

　　 當然，為了說明工業化指導思想的調整，有必要對新中國成立到1978年改革前期的情況做一簡要的回顧。

　　 建國以后，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并沒有沿用其他國家一般采用的輕紡工業起步的模式，而是采取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為了盡快實現“趕超”目標，在經濟制度上，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管理體制，創建了大量的國有企業，以保證能夠通過高積累的方式集中大量建設資金，進行大規模的重化工業投資和建設。工業高度集中的計劃管理體制迅速延伸到整個經濟體系，從而形成了在中國執行了30年的計劃經濟體制。計劃經濟體制、優先發展重化工業戰略、與國際經濟較少聯系的封閉狀態，是這一時期的主要特點。

　　 在此工業化思路的指導下，盡管保持了較高的增長速度，但缺陷和失誤也是明顯的。重工業增長的自我服務和自我循環的局面，導致了“重工業重，輕工業輕”的結構性缺陷，消費品嚴重短缺，消費需求受到抑制，整個經濟表現出“高積累、低消費、低效率”的特征。工業與一、三次產業之間，輕重工業之間，積累與消費之間的關系極不協調，資源配置和結構狀況存在明顯缺陷。從而使得國民經濟增長處在嚴重波動的狀態，國民經濟因結構矛盾而缺少穩定、持續的增長能力。

　　 工業化進程的三個階段

　　 《21世紀》：這些是1978年國家做出新的工業化指導思想和發展戰略調整的背景，也是原因。

　　 馮飛：對。在這樣的背景下，國家確立了消費導向型的工業化戰略，進行結構糾偏、輕重工業均衡化調整，全面展開經濟體制改革，突出增量改革。這一過程一直延續到1991年。這一時期就是改革開放以來工業化進程的第一個階段。

　　 這次工業化戰略和產業的調整，是在對經濟體制全面改革的大背景下展開的，中國工業化的實現方式從此發生了根本性變化。這些變化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供給方面，逐步對經濟體制實行市場化改革，資源配置的方式逐漸由市場替代計劃，逐步形成建立在市場經濟體制基礎上的增長機制和結構糾偏的機制；二是在需求方面，由“重積累、輕消費”轉變到釋放消費能力和鼓勵消費，實行需求導向型的工業化戰略。逐步形成由消費以及消費結構的升級帶動產業發展和產業結構升級的新格局，實現供給與需求的良性互動。

　　 《21世紀》：這一工業化指導思想和發展戰略的調整，在具體政策選擇上是如何體現的？

　　 馮飛：自1980年起，國家對輕工業實行了“六個優先”政策，這是實行消費導向型工業化戰略的開端。不久，重工業自我循環的格局被初步打破，長期受到壓抑的消費需求突然被釋放出來，成為工業化的巨大牽引力。1980年代初中期出現了紡織工業等高增長行業，城鄉居民“衣食”方面的基本需求推動了這一時期的輕工業快速發展。1980年代中后期，城鄉居民的消費需求和消費結構呈現新變化，消費結構向“用”的領域升級，出現了家用電器等耐用消費品的一致性傾向，這強烈刺激了1980年代中期以后家電產業的投資和快速發展。

　　 而且，1984年進行的微觀環節放權讓利式改革，改進了企業內部的激勵機制，資源配置的方式由計劃轉向市場。在資源配置新機制下，過去受到傳統戰略壓制的輕紡工業，在市場需求、價格彈性的強烈刺激下，推動了非國有經濟更多的進入到這些領域，因此，重工業比重過高的扭曲結構，主要是通過非國有經濟的進入而得以調整的。

　　 《21世紀》：工業化第二階段表現出怎樣的特征？進行了怎樣的指導思想和戰略的調整？

　　 馮飛：始于1992年的第二階段的工業化，在我看來，其主要特征是明確了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工業化表現出中前期的階段性特征，并告別了短缺經濟。在這一時期最重要的進展，在于著重解決工業化的發展機制問題，經過比較大力度的改革，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今后工業化的快速、持續發展奠定了體制基礎。

　　 《21世紀》：你指的是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的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吧。

　　 馮飛：對，圍繞這一改革目標的提出，1992年以后，我國在價格、財稅、金融、投資體制等方面取得重大進展（有些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價格改革以取消生產資料價格雙軌制、實行單一的市場價格以及不斷放開競爭性商品價格為重點推進改革；財稅改革是建立了以中央和地方分稅制為基礎的分級預算管理體制，以及形成了以增值稅為核心的新型流轉稅體系；金融改革則建立了中央銀行、商業銀行、政策性銀行的現代金融體制框架。此外，商品市場、勞動力市場、資本市場等方面也取得明顯進展。在此階段，初步建立了現代宏觀經濟管理體制框架和現代市場體系。

　　 《21世紀》：在這一階段，我國的工業體系本身表現出怎樣的階段性特征，您的表述是“中前期的階段性特征”，具體怎么理解？

　　 馮飛：輕工業在1980年代經歷了快速增長之后，再次出現能源、交通、原材料等領域的瓶頸制約，1992年之后工業增長明顯轉向以重工業為主導的格局。

　　 《21世紀》：為什么會是這一年？此后的工業化階段又表現怎樣的特征？體現著怎樣的發展思路的調整？

　　 馮飛：2002年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明確提出了新型工業化的指導思想，內涵包括要走出一條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之路。此后又提出了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戰略目標，這就意味著，工業化戰略調整到重視技術創新上來，依靠市場拉動與技術推動兩種力量推進中國的工業化，逐步清晰了新時期采取“創新導向型”和“消費導向型”相結合的工業化發展戰略。《21世紀》：這一戰略調整在當時工業發展階段下是否具有充分的必然性？或者說，這種調整，是基于發展趨勢的判斷，還是基于現實的壓力？

　　 馮飛：兩者都有吧。現在回過頭來看，2002年以來，是工業化的第三階段，中國經濟進入了新一輪高增長周期，并顯現出重化工業加速發展的特征，由此判斷我國的工業化開始進入中后期階段。重化工業加速發展的內在機理，仍然是消費結構的升級和城市化的加快發展，延續了改革開放以來消費導向型的增長機理。只是在兩個方面與以往有所不同，一是消費結構升級的方向集中在“住行”等方面，二是數萬、數十萬甚至上百萬的消費規模，對工業特別是重化工業發展的拉動面以及拉動強度比以往大得多。

　　 而且，值得注意的現實，我國工業化中后期的特點，不僅是重化工業出現加速增長，而且，電子信息等高新技術產業也獲得高速增長，并在工業增加值中居行業首位。這表明中國工業化的中后期階段與先行工業化國家的當時情況有所不同，具有信息社會背景下跨越式發展的鮮明特征。

　　 而在2002年之前，經濟增長主要靠工業拉動，而工業增長主要靠重化工業拉動的增長機理，在實現工業快速增長的同時，也造成了物質消耗的急劇增加，“十五”期間能源等物質消耗的增長速度超過GDP的增長速度，資源環境的壓力不斷增大。作為人口超大、資源有限的發展中大國，亟待擺脫傳統工業化的發展模式，走出一條資源環境約束加強條件下的新型工業化道路。

　　 所以，通過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工業化過程的觀察可以發現，工業化的指導思想，出現了由抑制消費到消費導向，以及由單純消費導向與創新導向相結合的變化，出現了工業化戰略的兩次重大調整，反映了在不同歷史時期和發展條件下，工業化思路調整的脈絡。盡管這些調整并不是預先設計的，與整體改革一樣具有“摸著石頭過河”的探索性質，在改革的過程中也存在著爭議，但事后總結，卻可以發現清晰的邏輯。

　　 亟待經濟體制的二次改革

　　 《21世紀》：根據你的研究，這一被您形容為“中國特色的工業化道路”所成就的工業增長，是一種高效的增長嗎？

　　 馮飛：在我們的研究課題中，對這一問題是有探討的，而且，我們還試圖對我國30年來的工業增長質量做出定量評價，為此，我們引入的一個概念是“全要素生產率”。

　　 在這里，能夠對全要素生產率產生影響的條件主要包括兩個，一個是技術進步，一個是體制改革帶來資源配置效率提高。

　　 我們的測算結果顯示，與改革開放前相比，1979年以來第二產業（主要是工業）增長來源中重要的變化來自于全要素生產率不同，由負貢獻轉變為近三分之一的正貢獻。這就表明，改革開放以來的工業化實現了效率增長。

　　 但是，對改革開放以來工業化三個階段的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進行考察的結果顯示，開始于2002年的第三階段的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與前兩個階段相比明顯下降。

　　 《21世紀》：這如何解釋？

　　 馮飛：對全要素生產率的波動和變化做出正確解釋并非易事，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對體制轉軌中的中國來講，體制變革的影響很大，很難去定量區分技術進步與體制變革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孰大孰小。

　　 《21世紀》：那能不能做個定性的結論呢？

　　 馮飛：按照我們的研究，從體制變革的角度看，在一般的競爭性行業，由于非國有經濟成分的進入，形成了國有、民營、外資多種所有制成分相互促進、運行效率共同提高的局面，并能得出這樣的結論：工業領域所有制結構的改革，改善了企業激勵機制并促進企業微觀績效大幅提高，進而在宏觀層面表現出了工業增長效率的提高，所以，在改革初期以及1990年代中后期等體制變革比較激烈的時期，體制改革對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貢獻較大。

　　 《21世紀》：那么，考慮到2002年以來全要素生產率對工業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降低的現實，是不是可以據此認為，自2002年以來，體制變革對工業增長的正貢獻率也正在降低？

　　 馮飛：2002年以來全要素生產率降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有工業化發展階段的因素，重化工業的加速發展導致資本密集型產業的比例增加，資本有機構成顯著提高，資本對勞動的替代呈加速趨勢，另一方面，在這一時期更有技術進步、效率提高不明顯、投資增長過快的原因。

　　 但我認為全要素生產率的變化清楚的說明，我國的工業化并沒有解決發展方式粗放的問題，甚至近些年偏離了全要素生產率持續提高的正確軌道。在我們贊嘆中國工業化取得高速發展奇跡的同時，要下大力量解決發展方式粗放的問題，將全要素生產率扭轉到持續提高的正確方向上來。

　　 《21世紀》：如何扭轉？

　　 馮飛：亟待掀起經濟體制的第二次改革浪潮。如果說第一次經濟體制改革（自1978年以來進行的經濟體制改革）解決了“發展”問題，第二次改革是要解決科學發展的問題。

　　 當前，中國的工業化，面臨著生產要素成本快速上漲的新發展環境，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要實現工業化戰略由“消費導向型”向“消費導向型”和“創新導向型”相結合的戰略轉變，需要創造新的發展環境和體制機制，在進一步推進體制改革和促進技術進步兩個方面下功夫，持續提高工業的全要素生產率，推動中國工業化更高效率的發展，實現工業化的“二次”飛躍。

　　 《21世紀》：具體來講，體制改革包括那些內容？

　　 馮飛：我總結了五個方面：

　　 一是進一步理順要素價格，改革能源資源價格形成機制。價格決定了創新與模仿、節約與浪費、環保與污染的替代關系，要素價格扭曲使得企業行為、消費方式以及經濟發展方式都發生扭曲，發揮價格杠桿的作用是市場經濟條件下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的基本方式。

　　 二是要轉變政府管理經濟的方式，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政府管理經濟的方式要從“經濟性”管制為主轉向“社會性”管制為主，建立以節約、環保、安全為主要內容的新興市場注入制度，同時要加強事中和事后監管，建立符合市場經濟條件的產業推出援助制度。

　　 三是要建立經濟發展方式轉型導向的財政稅收制度。進一步理順中央與地方的財權、事權關系，穩定地方的財政來源，減少地方的投資沖動，逐步向“綠色稅收制度”轉型，增加能源稅、環境稅等新稅種，改革資源稅，注重對需求側的激勵作用。

　　 四是形成有利于技術創新的體制、機制。著力解決政府科技資金分散、低效的問題，集中解決好國民經濟主戰場急需的重大技術和關鍵核心技術，在國家科技公關項目中要發揮企業的主體作用。

　　 五是深化壟斷性行業改革，打破壟斷、引入競爭、加強監管。

　　 完成轉型的出路在制度節能

　　 《21世紀》：要實現新型工業化道路的發展轉型，節能是必然選擇，我們注意到，2006年，在一次政治局集體學習的安排中，您曾就建立資源節約型社會做過專題發言。對于節能路徑中的結構節能、技術節能和制度節能，您有怎樣的闡述，前兩者似乎還好理解，后者就有點抽象了。

　　 馮飛：結構節能、技術節能和制度節能是實現節能的三個途徑。比如說通過提高能源產品價格，導致老百姓少開車，進而少用油，這也就從客觀上節約了能源，這就是制度節能的體現。我們可以看到，通過這一途徑節能并不反映在技術進步上，也不反映在直接的產業結構變化上。只是通過提高能源產品價格，對產業結構產生間接的影響，也可能鼓勵新技術采用，客觀上帶來節約能源的效果。

　　 結構節能的概念比較廣，可以分為三個層面，包括一、二、三產業的結構調整，還有工業內部結構的調整，也包括產品結構的調整。比如，原來生產低附加值的產品，現在生產高附加值的產品，那么生產高附加值產品的單位GDP能耗顯然會下降。

　　 另外，我講的技術節能就是純技術進步帶來的節能效果。

　　 當然，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三種途徑對節能的貢獻率是有著很大差別。

　　 比如，我們通過數據分析發現，從改革開放后的1980年到2002年，結構節能的貢獻率在70%，技術節能的貢獻率在30%。在這一時期，我國單位GDP的能耗每年降低4.2%。

　　 《21世紀》：這樣看來我們提出“十一五”期間節能20%的目標，實現起來也許并不是很難。平均下來，每年也就是4%。

　　 馮飛：但是，從2002年開始，我國重化工業發展很快，能耗從這一年出現拐點，從最低點往上走了，主要原因就是產業結構的變化。不是像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這之間是結構趨輕了，而是結構趨重了。結構對節能不再是正貢獻而是負貢獻，從70%變成負貢獻。這就意味這我們節能的內在機制發生變化。

　　 根據測算，按照“十一五”期間節能20%的目標，在我國GDP年均增長率7.5%的前提下，累計的節能量大概在6.4億噸標煤。但是GDP每提高一個百分點，需要多增加節能量3000萬噸標煤。GDP增速從7.5%到現在的10%多，意味著我國要實現節能目標，節能量要增加7億多噸。新增的這一部分就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目前來看，我們對結構節能的考慮，對需求考慮不夠。因為重化工業這塊，有一些產品需求是可以壓下來的，比如出口部分，可以通過提高關稅的手段進行減少出口需求，但有些產品需求是硬性的，很難壓下來。對于不同產品應該區別對待。比如說鋼鐵，鋼廠說國內需求市場很旺盛，鐵礦石漲了90%，鋼鐵產品的價格還能夠漲，還能掙錢。關鍵就是針對需求沒有政策落實。要從重化工業產品需求的角度來考慮結構調整。

　　 《21世紀》：對產品需求的調整，就需要價格的作用，也就是需要制度節能。

　　 馮飛：對。這是一個體系，而現在挖掘節能的最大潛力就需要從制度節能上多考慮，進行更深入的經濟體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