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外開放30年，進入中國的外資早已告別“散兵游勇”狀態。為鞏固和擴大在華利益，這些外資依靠自身雄厚經濟實力與母國強大政治后盾，通過各種方式，活躍于中國各級政府部門與重要民間團體之間。由于缺乏有效的制約與制衡，各類境外利益集團通過各種途徑，越來越多、越來越深地介入了中國重大事務，并帶來一系列復雜影響。

    近些年來，境外利益集團在華活動十分活躍。而中國官方與民間對這類活動及其影響缺乏清晰認識。

    其一，強力公關。境外利益集團熟諳中國國情，巧妙利用各方人脈，想方設法接近各級領導人，一方面試圖進行商業游說，影響相關決策；另一方面可作炫耀資本，為商業活動鋪路。

    其二，利益輸送。境外利益集團或聘請一些部門領導與職員做咨詢師，或將相關課題配以豐厚的課題經費，給予有關部委研究機構與學者等為途徑，對中國相關部門決策與立法施加影響。

    其三，與國內利益集團結成共同體。在對外開放進程中，中國滋生了一大批從事“買辦”活動的掮客，這些掮客與境外利益集團形成日趨緊密的“共生”態勢，游走在境外利益集團與國內各級政府部門之間，獲取超額收益。與境外利益集團結成利益共同體的還有法人。

    其四，與一些地方政府形成共生。在GDP增長作為主要考核政績的制度安排下，一些地方政府紛紛進行“沖向底部”的“割喉戰”，爭相招攬外資，過度引進，超前開放，導致日趨嚴重的“外資崇拜”。

    其五，跨國壟斷資本結成聯盟。中國第一、世界第五的電池生產商福建南孚公司已成為跨國壟斷資本合謀的經典案例。1999年南平市有關部門為改善治理結構而主導引進外資，但竭力避免被同行產業資本（主要是競爭對手美國吉列）所并購。然而，以摩根士丹利為首的國際基金在2002年對南孚實現控股后，2003年就將所持股份全部轉售給吉列。

    其六，借助總部所在國政治力量。以政治促進商業利益，是國際社會“通行規則”，境外利益集團自然精于此道。

    經濟主權是政治主權的基礎，也是國家經濟安全的重要內容。保持經濟主權的獨立是中國對外開放的前提，也是實現經濟繁榮、國家富強、民族自決的重要保障。一國的經濟主權不僅體現在領海、領土的管轄與治理權，更重要的是集中在經濟自主決策權。

    當前，活躍在中國境內的境外利益集團，通過各種方式，越來越多、越來越深地介入中國經濟決策。影響中國重大決策；影響中國立法；影響中國政府威信；影響中國法律威嚴；影響中國社會和諧穩定。

    中國民間經濟分析機構安邦集團提供的數據稱，跨國企業在華行賄事件近十年來一直呈上升趨勢，中國調查的50萬件腐敗案件，64%與國際貿易和外商有關。

    在西方國家，對境外利益集團的游說等活動，如果不加限制，就有危害本國利益的可能。與發達國家相比較，中國的境外利益集團無拘無束，如今該是依法進行有效制約的時候了。

    首先，約束境外利益集團活動。方式有三，法律制約；輿論與社會監督；鼓勵與境外利益集團相對立、相競爭的利益集團的發展，實現博弈的基本平衡。

    其次，制約學者與“掮客”行為。規范部分學者的“研究”行為，約束“掮客”的買辦行為。

    再有，遏制部門與地方利益膨脹。部門利益與地方利益膨脹，有可能驅使一些地方政府或部門與境外利益集團“同舟共濟”。（作者為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經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江涌）據《瞭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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