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新疆糧食播種面積止跌回升，比上年增加近百萬畝。2008年，新疆按量補貼后的糧食價格達到了1.8元/公斤，繼續刺激了農民的種糧積極性。據糧食部門估計，糧食產量將達到近年歷史新高900萬噸左右。

　　當然，這一政策的執行也并非沒有漏洞。最大的問題，就是國有糧食收購企業，可能套取糧食直補。2006年夏收按量補貼政策開始實施時，新疆就進行了預防，對套取補貼的糧食企業，立即取消其糧食收購資格。

　　該不該限制糧價？

　　中央的糧食價格政策，也在權衡和相互抵消之中，自己跟自己打架。

　　2007年年底，中國宣布取消小麥、稻谷、大米、玉米、大豆等84類原糧及制粉產品的出口退稅后，在不到兩后時間內，再次宣布從2008年起，對小麥、玉米、稻谷、大米、大豆等57類原糧及其制粉產品，征收為期一年5%至25%不等的出口關稅，同時對小麥粉、玉米粉、大米粉三種商品的糧食制粉，實行出口配額許可證管理。

　　消息宣布后，國際市場糧價大漲，國內大連商品交易所糧價期貨則普遍下跌。國內外糧價出現巨大鴻溝。

　　比如大米，目前國際米價每噸達到上千美元，而國內不過2600元人民幣左右，國際價格是國內價格的將近3倍。

　　國際農產品價格漲幅統計　IC/圖

　　從中央政府角度而言，保障國內供應并控制因糧食而起的通脹，就必須限制糧食出口，但出口限制措施，同時限制了國內的糧價，降低了農民種糧的積極性。

　　2008年2月和4月，國家發改委、農業部等五部門兩次提高稻谷和小麥的收購價，將本年新產稻谷和小麥最低收購價水平，即每50公斤稻谷最低收購價分別比2007年提高7元；小麥比2007年分別高3—5元。兩次累計稻谷最低收購價提高9%-10%、小麥最低收購價格提高4%-7%。

　　但是，對于計算勞動力投入后普遍虧本的農民而言，4%-10%的提價幅度，相對于國際糧價兩三倍的高價，政府提高最低收購價給予的種糧價格激勵，實際上遠遠不夠。這反過來又成為抑制糧食生產的最主要因素。“為什么不能高價出口點，提高糧價，讓農民多賺點錢刺激農民多種糧呢？”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盧鋒說，“糧食政策和糧食安全，最重要的是搞對糧價。”

　　在盧鋒看來，政府形成的糧食漲價是導致通脹的主要因素的判斷，實際上并不成立。更多時候，糧食只是物價和工資上漲的被動接受者而已。“政府如果擔心糧價上漲導致城市貧民生活困難，完全可以對他們進行補貼，而不必采取目前扭曲糧價、限制貿易的政策。”

　　不惟糧價，中國糧食儲備制度上分級負責而與財政狀況不匹配的情況，同樣是潛在威脅糧食安全的因素之一。

　　實際上，從新化及其所在婁底市的情況看，中國四級國家糧食儲備中，縣級儲備普遍不到位非常明顯。當這一現象成為占中國絕大多數的非發達地區的普遍情況時，追問制度設計，就是必須的了。

　　長期以來，在地方長官負責制的要求下，省級政府逐漸將糧食儲備的財政壓力，轉嫁到地縣地方政府，逐漸演化為省市縣各級分塊負責糧食儲備的制度。但實際上，中國人口分布縣級以下人口最多，但就財政能力而言，在分稅制改革后，中央和省級財政不斷增強，而縣及縣以下財政收入，卻在總財政收入中的比重不斷下降，從而造成縣級財政能力與應有糧食儲備規模普遍不相適應的情況。

　　縣級財政困難讓縣級國家儲備庫有倉而不能儲，但在自負盈虧的情況下，為了養活自己，只好將代儲作為最重要的業務。

　　在新化，縣國家儲備庫為中儲糧新化直屬庫代儲的5000噸糧食，并不能得到新化直屬庫“同工同酬”的保管等方面的儲備費用，而必須被當地直屬庫剝過一層皮，從而降低了國家財政資源在糧食儲備方面的使用效率。

　　在盧鋒看來，縣級建立儲備糧制度本身就是值得懷疑的。“如果真是需要，中央政府應該將這一職責承擔起來，而不是讓內地普遍入不敷出的地方政府勉為其難地承擔這種責任。”

　　實際上，專家們對導致地方承擔過多糧食儲備財政負擔的地方長官負責制，也頗有微詞。“這肯定將糧食市場分割為31個省直轄市自治區，不利于全國統一調配糧食資源。”國務院糧食專家團顧問李思恒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