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報記者 張彩平

　　“我去年4月剛出去的時候，美元值7塊7(人民幣)，一個月的工資500美元，我的收入是3800塊(人民幣)左右，現在是7了，我每個月等于少了350塊(人民幣)。”來自山東威海的執兵是一位環球航行的海員，美元的貶值讓他有些懊惱又無計可施。

　　早報記者調查發現，美元的貶值正在令對外勞務輸出失去“高薪”的光環，原有的工資平衡被打破了。

　　為了在甲方(國際運輸公司)和乙方(國內船員)之間謀得新平衡，青島某海事勞務派遣服務公司總經理王宇榮(化名)從半年前就開始與甲方談判：“談了半年外方總算加薪了，但美元又貶值了。”

　　“80年代掙美元要走后門”

　　上述一幕與1980年代形成鮮明對比。我國最早的對外勞務輸出從1980年代初的“船員外租”開始。由于與國際貿易不分家，該領域的從業人員對匯率“格外敏感”。

　　“1980年代前期，‘船員外租’開始出現，當時每個省都設有國際經濟技術合作公司，由于為外方所雇傭，這類船員的工資是‘美元’，這在尚未完全開放的、處于計劃經濟時代的中國是絕對的‘香餑餑’。”曾任某大型海事集團高管的海事領域實務派資深專家張炳海對早報記者說，“如果在1984年，你幸運地成了一名‘出租的船員’，你至少要有過硬的關系，因為這種職位不僅稀缺，還意味著在別人溫飽的時候，你工作一年就能‘超小康’。”

　　“首先是高工資，按照貨幣的名義價值，當時的一名‘外租船員’的收入，相當于一名同一級別、相同資歷的國內船員收入的3-5倍。”張炳海對20多年前的“美元工資優勢”感觸頗深，“更有吸引力的是，當時民族工業剛剛復蘇，家用電器等極度短缺。有了美元，就可以換外匯券，持有外匯券以后，就可以到免稅商店里以低于市場價2/3的價格購買國外的電器。舉例來說，1989年憑票買到一臺金星彩電約2800元人民幣，而他們卻可以用更低的價格購買質量更好的進口彩電；這就使得持有美元以后，你的貨幣實際購買力也要高出3-5倍，這樣綜合考慮，‘外租船員’的實際收入要高出一般人10倍左右。而1980年代末允許‘出租船員’從國外直接帶入彩電、冰箱等‘五大件’之后，他們的實際收入更高。”

　　“美元貶到6就回家打漁”

　　1980年代，中國勞務輸出的閘門在“船員外租”上開了一條小縫，不僅讓一部分人先富了起來，也為國際市場提供了一種更為廉價、充足的勞動力。很快，因為“便宜”，中國的勞動力在航運、路橋建設、紡織等低技術含量領域迅速擴張。僅以海員為例，目前我國已成為世界十大海員輸出國之一，外派海員規模已達4萬人左右。

　　但隨著人民幣加速升值，變化也在悄然發生。

　　通過某派遣服務公司，執兵于2007年4月正式成為一家臺灣地區船務公司的雇傭海員，從事的是最簡單的工作———“加油助理”，屬于普通船員，薪水是500美元/月。

　　“一艘船上的普通船員基本上都是中國人，我們的薪水都不太高；高級船員比如船長是外國人，他們的工資非常高。”執兵很無奈地告訴早報記者，從去年4月到現在，美元差不多貶了10%，他的工資也就莫名其妙地縮水了，“我也不知道(美元)貶到什么時候是個頭兒；但我知道一點，如果(美元)再繼續貶下去，到6，我就等于只有3000塊(人民幣)了，那我就不如回家打魚合算了。”

　　對于加薪，執兵并不樂觀卻很現實：“人家說加就加，一般5月、10月、12月來決定加不加工資，通常也只是給高級船員加，我們不愿意干，內陸地區有的是人愿意干。”

　　來自國家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統計資料顯示，2007年全國農民工的月平均工資約1060元；而在東南沿海一帶的平均工資則可達到2000余元。

　　“如果出去每個月2500塊，在國內每個月2000塊，我覺得那真是沒什么意思了，離鄉背井的代價就值500塊？不如守著家里，還有個照應。”執兵說了一句很實在的話。

　　“我們沒足夠的談判籌碼”

　　“談，我們肯定得談，因為如果美元一直貶就等于實際工資一直在跌，船員肯定不滿，不滿到一定程度就不干了；而另一方面我們公司自身的服務費也等于在無形之中少了。”匯率問題讓王宇榮傷透了腦筋。

　　外派勞工的薪水問題，通常由勞工外派服務公司與甲方(國際運輸公司)來談。根據多年的運作模式，通常甲方每年會給服務公司一筆錢，既包括船員工資也包括服務公司的服務費，都是以美元支出。

　　“半年前，船長們就已經開始不滿，要求加薪，你要知道，由于一名船長同飛機的機長一樣，培養一名船長至少要8年以上，他們的工作技術含量極高，是非常搶手的，月薪在13000-14000美元/月，折合成人民幣年薪高達百萬，國內船公司開出來的價格和國際價格是接軌的，但現在的問題是美元貶值了，折算下來，國外公司給的錢反倒顯少了，人家不愁飯碗，當然另謀高就了。”為此，王宇榮與甲方扯了半年的皮。

　　“我們根本就沒什么談判籌碼，因為我們提供的絕大多數都是普通船員，這種工作太容易被替代了，技術含量很低；廉價勞動力在國際市場上從來不缺，不用中國人，他們可以用菲律賓人和印度人；我如果毫不妥協地要求加價，弄不好會得罪了這家船公司，這就等于以后它下面所有的船只海員招聘都不找我了。”王宇榮很無奈。

　　據其透露，半年來他一度只能采用一個“損招兒”：給占船員比例約80%的普通船員減薪，然后把這部分錢用來給高級船員加薪。

　　終于，磨了半年，憑借20多年的老到經驗，王宇榮終于說服了外方，對方同意加薪了。但王宇榮卻一點也高興不起來：“現在看起來，當時對美元的貶值的估計是不充分的，現在又要開始談加薪了，我都不知怎么開口了。”

　　專家點評

　　對外輸出勞工加薪面臨兩難

　　早報記者 張彩平

　　不僅僅是普通海員，技術含量較低的紡織工人遭遇也好不到哪里去。

　　位于馬達加斯加以東約900公里的印度洋島國毛里求斯是全球紡織業前哨之一，這里是3.4萬多名中國勞務輸出工人的臨時家園。

　　在2005年之前，當時人民幣以8.28：1的兌價盯住美元，中國勞工對自己的收益心中有數。但隨著人民幣兌美元升值了15%，毛里求斯勞動合同的吸引力大打折扣，過去一年中，僅香港某大型襯衫制造商集團毛里求斯分廠的工人數就從1300人降至1000人。無奈之下，公司已決定從附近的馬達加斯加招募更多工人。

　　國內最著名的《西方經濟學》教程編寫者之一尹伯成教授在接受早報記者采訪時指出，“頹廢美元時代”，勞動力加薪正面臨“兩難”。

　　“如果我們的勞動力技術含量高，無可替代，我們對其價格自然有決定權；但是目前我們大量的勞務輸出，只是簡單的勞動力輸出，在龐大的供給市場中，唯一的優勢就是便宜了，如果人民幣升值到達某個臨界點，國際勞動力市場或將重新布局。”尹伯成指出，同印度、菲律賓等國家的勞工輸出相比，我國的勞動力并無明顯優勢，而語言問題可能還是個劣勢。

　　另一方面，尹伯成認為，在目前我國通脹高企和人民幣升值的雙重壓力下，如果美元的貶值達到某個臨界點，以至于“美元工資”失去明顯優勢時，對外輸出勞工就會扭轉方向轉而回歸國內市場。

　　“對外服務公司談判的薪水不是一天兩天，因而應該在談判之初就將匯率問題以合同的形式定清楚，可以實行靈活的工資制，可以在合同中明確，匯率達到怎樣的水平，工資水平也應該相應浮動，這樣可取得更多主動權。”尹伯成提了個建議，“當然前提條件得是在外方可接受的范圍內，這樣外方才會買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