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思危：父親一生自強不息，剛直不屈，愛國不渝，情深不移，對我的影響是不容置疑的。比如，我一直強調多說真話實話，少說空話套話，不說大話假話，我覺得這是一個學者從政的基本理念。當然空話套話一點兒不說可能不現實，但是說了沒用，多說真話實話，我確實是本著這樣的原則做的。

　　父親在我12歲的時候，寫了“自強不息”四個字送給我。我對自強不息的解釋，就是順境時不懈怠，逆境時不沉淪。這才是真正的自強不息。“文革”期間，我受了委屈，身處逆境，但我不愿意沉淪，學了好幾門外語。燒鍋爐的時候，我學了鍋爐學，我不愿沉淪，相信總有一天還會有用。但是順境的時候不懈怠，我認為更難。說實話，像我這個年歲，不學習也照樣可以憑經驗當領導。我做了十年副委員長，從來沒去過北戴河度假。節假日、晚上和周末還要學習和寫作。這就是不懈怠，這也是自強不息。

　　退下是高興的事情

　　南方周末：過兩天，您就要卸下繁重的政務，離開參政議政的政治舞臺，此時此刻，您愉快么？

　　成思危：15日就要離開了。15日就要選出新的副委員長。官員是暫時的，學者是永恒的。所以從學界出來再回到學界，對我來說沒有任何失落感。我現在退出來回到學術工作中，對我來說是很自然的事情，某種程度是很高興的事情。

　　南方周末：我是否可以用如釋重負這個詞，來描繪您此時此刻的心情？

　　成思危：人生有兩個階段，一個階段要做你必須做的事，堅守你的責任，比如你當了人大副委員長，你就不能不管工作純粹搞學術。退下來，就可以轉入另一個階段，做我喜歡做的事情。搞學術研究是我的愛好，我愿意重新回到學術工作中。所以，我有一種從做我必須要做的事，轉向做我喜歡做的事的喜悅。從這一點說，可以說是如釋重負。把我從職務的責任中解脫出來。但是對社會，我還有一種使命感和責任感，只是不同于職務給我的壓力。

　　南方周末：16歲那年，您提著一個包，離開香港回到內地，回頭想想，究竟是什么力量鼓舞你做出這樣的選擇？

　　成思危：你們沒有生活在那個時代，那個時代是中國一個大轉折的時代，當時很多年輕人，不單我，都對新中國充滿希望，都心懷理想，離開家庭，來到內地，這是當時的潮流。我當時在香港上了進步的學校，受到左翼作家巴金等人的影響，就秘密參加了青年團，抱著一種報國的思想回來了。這也許是一種年輕的沖動。

　　南方周末：反觀您參政議政之路，您認為，您是一個政治家還是一介報國的書生？

　　成思危：回顧我這一生，有三個轉折點。一個轉折點是16歲從香港一個人回到了內地，走上報國之路。第二個轉折點是1981年到美國改行學經濟管理，拓寬了我的專業領域，從科技興國轉向管理興國。第三個轉折點就是1995年參加民建，走上了從政的道路。所以簡單地說就這么三個轉折點。

　　應該說，我是一個學者型的政治家。我既然從政，就不能脫離政治，我到國外演講，就要維護國家的利益。在國內立法的時候，也要考慮到政治因素。我是一個政治家，但我曾努力做一個學者型的政治家，要用學術研究來支持我的政治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