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時報：您對當前的貨幣政策怎么看？

　　唐雙寧：“貨幣政策”一詞有多種解釋，一般習慣于解釋為“一國貨幣當局為指導貨幣運動而制定的目標、手段，數量等政策法規的總和”。由此推導出的貨幣政策目標，一般包括幣值穩定以及經濟增長，促進就業等。長期以來，央行對貨幣政策的調控主要是解決貨幣政策總量問題。從根本上說，總量合理結構不一定合理，只有結構合理，總量才能真正合理。甚至可以認為，如果結構合理，總量越多越好。在目前中國經濟發展中，結構問題遠比總量問題嚴重得多，調控難度也大得多，應當首先或重點考慮結構問題。在已經實行市場經濟的情況下，只調控總量，不調控結構，或者結構調控力度不夠，貨幣只能涌向房地產等高收益行業，只能流向東部發達地區，勢必造成肥的更肥，瘦的更瘦。

　　如果把貨幣政策的理解單純地或主要地限定在總量上，還將造成舊體制的回歸，即平均主義的貨幣分配。所以，應該從世界經濟的角度看待貨幣政策的結構問題。中國本輪通貨膨脹起源于以豬肉為代表的食品價格上漲，其對CPI上漲的影響達到80%以上。其實這并非只有中國，世界其他國家也是如此。當前全球農產品價格創出歷史新高，引發全球CPI上升。但值得注意的是，2007年下半年以來，在中國的CPI與M2的走勢已發生背離的同時，信貸緊縮帶來的流動性危機和經濟放緩也影響著歐美國家。這種全球通貨膨脹與貨幣短缺并存的局面也表明，本輪通貨膨脹并非單純的貨幣總量問題，而恰恰是結構問題，本質上是對長期以來資本邊際報酬率過高、勞動和土地的邊際報酬率過低的一種糾偏。這種結構問題最終會以農產品價格上漲和農民收入提升來重新實現均衡，而不會簡單地因貨幣緊縮而終止。

　　中國經濟時報：您認為應該如何解決當前貨幣政策中存在的結構性矛盾？

　　唐雙寧：解決貨幣政策結構問題，關鍵是實行更加有針對性的信貸政策，通過窗口指導、比例限制、貼息政策，再貸款政策，差別利率政策等，實現不同地區、不同產業、不同金融機構的貨幣差別供給，滿足產業政策對貨幣的不同需求。在完整認識貨幣政策總量、結構的同時，還要考慮貨幣政策質量問題。金融風險在不同的經營環境下可以相互轉化。經濟形勢好時，不良資產可以轉化為優質資產，經濟形勢不好時，優質資產也會轉化為不良資產。保持一定的貨幣總量，致力于調整貨幣結構，也是保證貨幣政策質量的基本條件。如果單純而又過急的改變總量，將使本可以改變形態的不良貸款不再改變，甚至向更糟的方向改變。

　　“矛盾的雙方無不依據一定的條件向其相反的方向轉化”，金融家尤其要樹立“逆向思維意識”，學會看趨勢，而不是靜止地看時點；學會看明天，而不是簡單地看今天。貨幣政策從制訂到實施再到產生效應是有一個過程的，因此我們在制訂和實施貨幣政策時要打一定的提前量，要考慮貨幣政策在明天甚至后天可能產生的影響。2007年，央行十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六次加息，這在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現在就應考慮防止“調控過度”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