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觀察-車海剛

　　以“兩會＋解放思想”為關鍵詞，在Google上可以搜得219萬個結果，百度上是69.6萬個。繼胡錦濤總書記在去年的“6·２5講話”和中共十七大報告中高調重提思想解放之后，由廣東等地再次掀起的思想解放熱潮也蔓延到了全國兩會。代表委員爭說思想解放、各路媒體齊議思想解放，一時蔚為大觀。

　　這樣的場景的確令人感奮。畢竟，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進入了一個瓶頸期(或曰“膠著期”)，亟須通過一場轟轟烈烈的思想解放和觀念創新，沖破阻力，繼續向縱深挺進。

　　然而，瀏覽兩會期間一些代表委員、尤其是地方官員們關于解放思想的言論，筆者不無遺憾地發現，或多或少呈現出幾種值得關注的傾向，不妨稱之為“三化”。

　　其中一個較為普遍的現象是把解放思想“標簽化”。有的代表發言時先給自己戴上一頂“思想解放”的大帽子，可是仔細聽下來，所說的內容與思想解放并無多大關聯。在他們那里，“解放思想”成了一種下意識的習慣用語、一種政治表態，或者說一種時髦的“標簽”。

　　“標簽化”必然帶來“空洞化”。一些代表樂于大談解放思想的重要性、必要性、正確性，就是避而不談哪些領域需要思想解放、哪些人的思想需要解放、究竟應當如何解放……

　　比“標簽化”、“空洞化”更糟糕的，是對解放思想的“歪曲化”。有些地方官員眼中的解放思想，仍然不外乎超常規、跨越式、實現GDP的跑步增長等等。美其名曰“思想解放”，實則是將“舊菜”裝進了新“籃子”。有人還祭出了常與“解放思想”連用的“實事求是”的大旗，強調解放思想必須“結合本地實際”，“先發地區可以多講科學，后發地區還是要多講發展”云云。

　　當然，思想解放無禁區，任何觀點都可以發表、議論，這也是思想解放的題中應有之義。但需要指出的是，思想解放不是一個筐，可以隨便拿來為我所用；思想解放本身也不是目的，而是一種途徑、一種手段。討論新時期的思想解放，必須服從和服務于我們希望達到的終極目標，這樣的思想解放才可能駛入正軌。

　　當前提出思想解放的時代背景，顯然已與前幾輪思想解放有很大不同。如果說，1978年之后的歷次思想解放主要是為擺脫教條主義、極“左”思潮以及封建殘余思想的束縛；今天的思想解放面臨的對象則要復雜得多，既有前述這些舊思想、舊體制清除未盡的困擾，也有“左”傾思想回潮的沖擊，還有既得利益群體的阻撓甚至“綁架”。因此，有必要為此輪思想解放定一下位、校正一下“準星”，筆者將其歸納為三個“要”：

　　第一，解放思想要堅持改革開放的方向。胡錦濤總書記在十七大報告中明確表示：“解放思想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大法寶，改革開放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強大動力。”溫家寶總理在本次兩會后的記者招待會上也說：“解放思想是因，改革創新是果�！币虼�，解放思想必須避免放空炮，不能光喊口號、搞運動，而應落實為一系列具體可行的改革舉措，包括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也包括深入推進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政治體制改革。

　　第二，解放思想要堅持踐行科學發展觀�？茖W發展觀是執政黨在總結本國發展經驗和吸納人類先進文明成果基礎上形成的理論體系，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解放思想不能脫離這個總的框架，一切改革創新都要以科學發展觀為依歸。應當嚴防打著解放思想的幌子架空科學發展觀，更不能以解放思想為名、行違背科學發展觀之實。

　　第三，解放思想要堅持“以人為本”。以人為本是科學發展觀的核心。廣東省委書記汪洋正是由于看到以往那種“只見物、不見人”的發展方式的不可持續性，才在地方率先倡導了新一輪思想解放。改革理論家周瑞金認為，改革開放30年把中國人由“政治人”變成了“經濟人”，現在要把“經濟人”變成“和諧人”。此言可謂切中了新時期思想解放的要義。解放思想、改革創新必須把“以人為本”奉為基本原則，滿足并保障公民的各項經濟權利和政治權利，這也應當是判定解放思想成功與否的最高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