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增收應列在首要位置

　　“城市建設維護費為何要出在豬身上？”吳再舉代表談到“養豬難”時說：“農民養豬崽的價格翻了幾倍，飼料價格也漲了很多，但仍有名目繁多的稅費，豬肉在漲，可農民收入并不漲。”

　　有代表算了一筆“養豬賬”：農民買進一頭崽豬，成本在400元左右，飼料及管理成本需要六七百元，加上各種稅費和豬販子傭金，即使豬肉“大牛市”，農民也就賺個二三百元。

　　這幾年農民收入增長的速度遠低于城鎮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城鄉居民收入增長的差距在擴大。2006年城鄉居民收入比達3.28∶1。

　　“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是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產物。”嚴誠忠代表認為，居民和農民在收入、教育、醫療、福利等方面享受完全不同的待遇。農民從事傳統農業，人均純收入中四成是實物折抵的收入，還有兩成用于預購化肥農藥等生產資料，農民每年自行支配的貨幣收入可能不超過1000元。而城鎮居民能得到較高的工資收入，又不必考慮生產性開支，還能享受醫療和失業保險等多種福利補貼。

　　如何解決城鄉收入“剪刀差”？盛亞飛代表說，加強城鄉統籌，促進城鄉共同發展，使農民享受公平的社會保障。他建議中央財政加大對“三農”和中西部地區的財政投入和轉移的力度；支持東部地區消除二元結構的探索，從法律層面規范農用地使用權的轉移。

　　“要鼓勵農民有序流動，并減少農民的稅費負擔。”祝義才代表認為，農民增收應列在增加居民收入的首要位置，繼續堅持“多予”和“少取”政策外，還要多渠道開辟增收路徑，確保農民工工資按時足額發放，加強培訓提高農民素質，促進農民向二、三產業轉移。

　　建立工資正常增長機制

　　“老總收入在‘飛’，員工收入在‘爬’，有的甚至根本就沒有漲。”近年來，普通職工工資增長速度往往在平均線以下。企業經營者與職工收入的差距不合理擴大。

　　一些代表指出，企業越來越市場化，但是市場化的工資機制卻缺位。“要扭轉分配格局，必須處理好效率與公平的關系。讓一線職工享有話語權。”

　　《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要提高企業職工工資水平，建立企業職工工資正常增長和支付保障機制。推動企業建立工資集體協商制度。

　　有代表指出，當前“勞方”與“資方”之間的地位嚴重不對等，前者對后者缺乏有效的監督，后者卻對前者擁有絕對的“生殺大權”，代表建議，建立工資正常增長機制，不能全部依賴法律規范，政府也需強化行政，應引導協助職工與資方談判，保障其合法權益不受損害。

　　有代表提出，改善民生要防止“福利主義傾向”。工資問題要按市場規律辦事，政府不好過度直接干預企業工人工資的增長，不能指揮企業何時增長工資以及增長多少。

　　(本報北京3月17日專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