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委員、重慶市三峽博物館館長王川平提交的提案透露，一些地方國有企業在收益分配上更多地向企業管理者傾斜，普通職工在工資分配中所占份額不僅沒有增加，有的甚至呈下降趨勢。從2002年至今，重慶市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一線職工工資年均增長僅6.5%，而經營者達到23.9%。(3月10日《重慶晚報》)

　　國企高管再次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是因為其中存在的問題一直沒有得到令人滿意的解決。一些支持國企高管人員應享受高薪的人員，認為收入還不夠高。據有關方面對我國大型民企、外企經營者收入的調查，大型民企總經理年薪，低的40多萬元，高的200多萬元，平均108萬元；大型外企由本地中國人任總經理的年薪平均165萬元。因此，大體算起來,國企高管的年薪一般只是民企的1/3、外企的1/5，明顯偏低。

　　為何人們對外企、民營企業高管人員的高薪爭議很少，而對國內企業老總的薪酬頗多苛責？原因并不復雜，外企、民營企業屬于外資和私人，而國企卻是“全民所有”，每一位國民都是法定意義上的“所有者”，人人都有置喙的權利。目前，由于國有企業出資人職責不到位，或部分企業具有壟斷特性，有關部門對高管人員的業績考核和分配制度尚不科學，因而公眾認為讓國企高管人員拿高薪不合理。

　　出資人職責不到位，主要表現為對高管人員的經營行為無人監督或監督不力。如，據去年4月24日《國際金融報》報道，安徽省能源集團有限公司有個下屬的安慶皖江發電有限責任公司，2005年投產當年即虧損一億多元，而該責任公司總經理彭煒從公司籌建到投產，卻一直以各種名目領取各項獎金、福利113萬多元。

　　部分國企的壟斷性則造成許多經營者不需要很用心就可以獲得不菲的收入。當前，由于某些行業實行了嚴格的準入制度，或經過多年的發展已形成自然壟斷，因此這些國有企業無論誰管理都會“贏利”，比如電網、通訊、石油等行業。同時，國企用人具有較大的調整空間，有些經營者并非憑個人經營能力獲得高薪。現實情況是，盡管國企的行政級別表面上被取消，但本質上并沒有多大變化，主要經營者一般通過行政任命上崗。

　　王川平委員今年全國“兩會”上的提案中建議說，應該創新國企薪酬管理模式，確保職工收入增長，而企業領導的收入也應該透明化。這個建議筆者認為是不錯的。具體來說，是規范國有企業分配制度，建立企業職工收入正常增長機制，對國企負責人薪酬必須與真正的業績優劣掛鉤，如果企業的經營質量沒有“與國際接軌”，高管人員的薪酬就不能先“與國際接軌”。比如，去年北京市出臺的《北京市國有企業收入分配指導意見》就規定一線職工工資不增長，其負責人工資不得增長。同時，國有企業個人收入應當作為公共信息，向社會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