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觸到企業老板和白領階層，知道他們在想什么，我希望他們心里想著怎么對國家有利。你是規定了45%的稅，沒問題。但他們可以合理的把稅轉移到其他地方，國家可能得到的沒有30%。

　　作為政協委員，最主要的是不要代表自己利益講話。這是我在當第一屆政協委員時就想過的。我覺得如果我只代表自己的利益，我相信我的提案沒人幫我簽字。政協委員素質都很高，每個政協委員都有頭腦、素質和水準，不可能讓我為我的企業說話。

　　“我是講真話出實例”

　　我覺得不要說富人窮人，這種提法讓大家覺得不平衡。富人和窮人這個話題，最好慢慢消失掉。　　

　　新京報：其他委員對你的提案有何看法？

　　張茵：我的提案得到了很多人簽名，已經有十幾個了，很多委員要我把提案給他簽名。我覺得如果我是代表自己的利益，就不會收到這么多簽名。

　　新京報：這場爭論越來越深入？

　　張茵：我覺得不要講爭論，不要把它講大。我要說的一個是環保，一個是稅賦，不要講網上的東西，我不進行任何發言。

　　我覺得我是站在基層，實實在在地把底下的問題反映上來。賈主席說過講真話，出實例。我覺得我就是一個去講真話、出實例的人。你們不要把題材擴大。我取消了很多采訪，因為我是搞企業的人，不愿意花時間在這上面。

　　新京報：如果說你所代表的階層和其他基層有利益沖突，你作為政協委員會如何平衡？比如說勞動法，你的提案對于工人來說會觸及他們的利益嗎？

　　張茵：勞動法不要再提了，我提的都是一些合理的建議。我是一個企業家，你們都會希望我帶著企業幾千人過的很好，如果我的企業做不好，對員工不公平。

　　新京報：那你覺得富人作為一個階層，是否該公開地爭取自己的利益？

　　張茵：這個提法不好聽。每個人的付出不一樣，工人可以8小時之后選擇不工作，工作就找老板要加班費。而當老板是一種責任。我覺得不要說富人窮人，這種提法讓大家覺得不平衡。富人和窮人這個話題，最好慢慢消失掉。老這么講，會人為造成一種差距。我覺得應該有一種愛心，貧富的探討不好。我在企業倡導愛心，員工要愛企業，管理層要愛員工。

　　新京報：你提出應降低環保進口器材的稅收，被評價說這是企業應該的義務，而不應要求國家去優惠？

　　張茵：每個人的見解不一樣。就環保來講，不要把企業都看成非常有錢。就我們企業來講，所有設備都是進口的。我這個提案考慮的是中型企業。現在環保形勢緊迫，如果國家能減少一點稅，企業就能多進口一些好設備，對環保也是有益的。每個老板生存都很不容易，一分錢都很珍惜，不要把他們都樹立成對立面，他們會帶著員工讓大家過的更好。　　

　　“政協委員不能順風走”

　　我不是一個炒作者。站在國家的利益上講真話，這是政協委員最重要的職責。　　

　　新京報：很多人在探討，政協委員代表自身階層利益沒有什么不對？因為政協就是一個各階層政治協商的過程，就需要有不同的聲音，才能展開協商？

　　張茵：他講歸他講，我只針對提案去說，我不想炒作。我是企業家，要把心思放在工作上。我只是想說，不要去攻擊一個對社會有責任的人。我不是一個炒作者。

　　我覺得政協委員不能聽了什么就順風走。如果是那樣，大家就不要交提案了，都交一樣的不很簡單嗎？作為政協委員來開會，你覺得哪些提案對國家最有利就提哪個，這三個提案我反復想過了。

　　新京報：你覺得政協委員最重要的職責是什么？

　　張茵：站在國家的利益上講真話，這是最重要的職責。

　　當然你也可以說，我代表了某個階層的利益。因為我只能站在這個角度，我去講其他的我也講不明白。我只能從這個角度去看問題。我的原則，不會代表我的企業去講，也不會代表自己利益去講。

　　新京報：當初提出反對意見的那個委員，你們之后有沒有交流？

　　張茵：我覺得每個政協委員都有自己的角度，我不對這個政協委員發表任何看法。

　　我認為，我們國家從計劃經濟轉為市場經濟，必然會出現不同的聲音，這是正常的。貧富差距的問題，在其他國家不會議論的這么強烈，我們國家從計劃經濟轉型為市場經濟，這是一個自然反應。我覺得大家都能富起來，才是我們想要的。每個企業都有自己的社會責任，我們自己掙早就夠用了，現在做更多的是為了社會責任。

　　新京報：這個爭論對你來說有壓力嗎？

　　張茵：沒有，完全沒有。我只做自己的事情。

　　□本報記者 張寒 北京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