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訪中，一些法學專家認為，1997年，上海市人大通過的《道路交通管理條例》，明確本地機動車輛實行總量控制方針，具體額度管理辦法則授權當時的市計劃委員會與交通管理等部門聯合制定。然而截至目前，牌照額度拍賣所依據的《上海市私人自備車、二輪摩托車額度競購辦法(試行)》仍為“內部文件”，公眾無從查考。

　　上海有關方面一直對這些問題諱莫如深。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法學專家還向本報記者表示，為寫論文所需，當時他曾經向涉及車牌問題的某職能部門索取有關資料，得到的結果是對方“很不配合”，而他還是該職能部門的法律顧問。知情人士還透露，上海人大法工委也曾經就車牌拍賣問題進行課題調研，但遇到不少阻力，最后調研也就不了了之。

　　利益博弈(小標題)

　　上海官方對車牌問題最近一次表態是在今年1月31日，上海市市長韓正當日在上海市政府記者招待會上回答提問時明確表示：“上海市政府今后將繼續加大公開透明力度，其中土地出讓金、私車牌照拍賣收入等各界普遍關注的公共性資金必須公開。”

　　“從一個外地人來看上海車牌拍賣制度，這個問題不是信息公開不公開的事，本質在于這筆錢地方政府該不該拿。”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博士聶輝華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目前法律還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在立法不完善的時候，權利怎么分配？誰先搶占灰色地帶，誰就先獲利，因此，權利怎么界定比權利界定后的分配方式顯得更為重要。

　　聶輝華說，無論是1998年轟動一時的汽車貿易大戰還是2004年商務部和上海政府之間的“口水戰”，其實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在統收統支的稅制下，高度集中的財政體制使得地方政府在政策方面高度依歸于中央政府。20世紀80年代實行分稅制改革之后，一旦地方與中央之間的稅種劃分及分成比例確定，在稅收方面地方政府就有了剩余索取權，相應的也就有了自己的利益和談判力。

　　實行拍賣制度后，上海市政府從中獲利逾百億，問題在于，這筆龐大的資金中，有多少真正用于改善交通條件？有多少對無車者進行了補償？這一轉移支付的真實效果如何？采訪中，多位專家對此都表示質疑。

　　但同時，記者也聽到了另一種聲音。

　　“從現在來看，上海采取拍牌的方式，它有制度設定的客觀性和現實基礎。” 鄒榮表示，上海作為一個特大型城市，人口密度比較高，經濟發展快，購買力比較強，道路資源與購車需求增長之間矛盾突出，城市公共設施在承受能力上是有限的，采取拍牌的方式可以抑制私車過快增長。“北京道路擁堵狀況現在比上海嚴重的多，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上海做法有他合理之處。”

　　“但問題是，上海目前實行拍賣方式上也存在漏洞。” 聶輝華說，不法經銷商通過“虛拍”囤積額外的車牌，再相互哄抬牌價，以致一個普通的“掮客”都可每年從中輕松漁利十幾萬元！不管上海市政府實行拍賣制度的初衷為何，很明顯的事實是，上海市政府憑借公權利擠占了私權利的行為后果并沒有得到詳細、準確的考量和評估，并且確實給少數不法商人以可趁之機。

　　“涉及到的行政收費都必須要有相關的法律法規規定，目前我國行政收費的法律法規還不健全。”據鄒佳萊介紹，目前我國僅有《行政處罰法》和《行政許可法》，像《行政強制法》和《行政收費法》還沒出臺，全國人大法工委員也多次討論過這些問題。 “至于要解決上海車牌法律問題，還指望以后《行政收費法》等其他配套法律的出臺。” 他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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