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召開，新一屆政府有關“大部制”改革引起人們熱議。恰好胡錦濤總書記不久前在中央政治局學習會上論述了“建設服務型政府”的重要，說明這次政府機構改革意義深遠。

　　今年的經濟形勢十分復雜：國際經濟環境突變，國內通脹壓力與國外的人民幣升值壓力交錯，宏觀調控力度與經濟發展速度如何匹配？經濟發展與環境改善要求如何協調等等，無不是對政府的管理能力的考驗。而政府職能的轉變也迫在眉睫，誠如胡總書記所講：“要增強建設服務型政府的緊迫感和責任感”。提高管理水平，向服務型政府轉變，兩者都不可偏廢。這似乎是個兩難的選擇。既要平衡快速發展經濟，又要向服務型政府轉變，兩副重任一肩擔，可謂責任重大。

　　從概念上說，管理與服務既有區別又有聯系。區別：管理是自上而下的，是行使一種權力;而服務是自下而上的，是履行一種責任。管理是主動的，是要求別人做什么;服務是被動的，是要知道別人需要我做什么。管理追求的是量化目標的實現，而服務是要得到被服務者心理的滿足。聯系：管理也可以看成是一種更高層面的服務，服務也體現出一種管理;管理中如果沒有服務意識，就不會有好的管理;服務如果沒有好的管理水平，就不能提供更好的服務。

　　盡管早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同志就提出了“為人民服務”的理念，但由于當時處于戰爭時期，奪取戰爭的勝利是主要任務，為人民服務作為宗旨指導實踐，但各級黨和政府部門的具體職責還是組織和領導群眾進行武裝斗爭。建國后，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有經濟一統天下，政府部門的經濟管理職能得到了進一步強化。直到改革開放以后，經濟建設一直是各項工作中的重中之重，政府行政部門雖然也有分分合合，但仍然是管多還是管少，管大還是管小，職能重新劃分的問題，并沒有真正向服務職能轉化。但隨著社會經濟的全面發展，管理型政府的局限性越來越顯現。

　　首先是社會經濟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過去是國有經濟占主體，國有企業占絕大多數，政府部門管理職能自然十分重要。但如今廣義民營經濟占國民經濟的比重已經超過65%，國民經濟增量中民營經濟占了70%～80%，民營經濟提供的就業機會更是占城鎮就業比重的70%以上。政府部門在經濟微觀層面的管理作用越來越邊緣化。其次是市場經濟體系的逐漸建立，使社會經濟活動已經基本上不再依賴原有的行政體系運行，政府部門的管理職能范圍越來越小，政府部門稍有動作就有可能越界，如制定饅頭標準反而成為社會笑柄，動則得咎。再其次是改革階段發生了變化。中國的經濟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政府是改革開放政策的制定者和執行者。而改革開放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體系，當這一體系建成時，政府部門這方面的管理職能也就完成了其歷史使命，政府職能的轉變已成必然。

　　但向服務型政府轉變的艱難程度也不可低估。轉變的阻力一是在觀念上的，二是在利益上的。當了幾十年管理者的政府部門，一下子從管理者轉變成服務者會有相當的不適應。不光是心態上的調整，從思維模式、看問題角度、解決問題的方式等都要有一個過程，這不僅是形式上的轉變，更是內容的轉變、性質的轉變，只有當政府部門的領導者真正將自己看成是人民群眾的服務者時，這種轉變才是真正的轉變、革命性的轉變。利益的影響則是更深層次的問題。這些年國家財政收入增速超過GDP增長，政府公務員待遇普遍改善，公務員已經成為大學生最向往的職業，這其中的利益趨向是不言而喻的。而各政府部門利益與所掌握的管理權限更是有直接的關系。放棄一部分管理權力，往往就意味著失去一部分利益，現在有些改革方案之所以無法推行，部門利益從中作梗是其主要原因之一。從管理型政府轉變為服務型政府，如何跨越部門利益的冰山將是成敗的關鍵。

　　所以，我們仍然要以改革開放的精神推動向服務型政府轉變，因為這是中國改革開放事業更有歷史意義的延伸。

　　作者為《中國經營報》副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