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陳小瑩 黃婕

　　往年早該開工忙碌的服裝車間里依然空蕩蕩的。

　　時間是2月27日，農歷正月二十一。地點是浙江義烏。

　　秦志(化名)最終略帶痛苦地決定：拒絕利潤較低的加工訂單，壓縮三分之一的產能。

　　秦志家族在義烏有一家較大規模的服裝廠，共有300多名工人，年均產量70萬件左右。今年1月開始實施的《勞動合同法》對于勞資關系有了新規定，企業必須為全部員工繳納四金，并嚴格控制勞動時間。這樣，新的勞動力價格至今沒有達成，眼下大部分義烏企業都沒有招到足夠工人，遲遲沒能開工。

　　另一方面，位于義烏市香山路的勞動力市場人山人海，大批外來務工人員都聚集在這里尋找新東家。對于他們來說，老板們今年開出的價格并不等于他們全部到手的收入。按《勞動合同法》規定，勞動者將在獲得穩定合同和更高價格的同時，也需要為社會保障交納一部分錢。他們對這部分錢最后能否到手心有疑慮，很多人為此不愿意簽訂勞動合同。

　　這部被稱為“新勞動法”的《勞動合同法》持續在企業和勞動者之中引發震蕩。在義烏這個以勞動密集產業為主的小商品經濟體中，勞動力成本、匯率和原材料價格的同時上升，一定程度上放大了新法的實施難度。

　　“我覺得這些都是暫時的，新勞動法的實施就是有引導義烏企業實現產業升級的作用。”義烏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就業管理處主任黃允龍說。他認為，一部好的法律就是要有前瞻性和引導性。

　　加工企業的煩惱

　　和大多數義烏中小企業一樣，以前秦志廠里的勞動關系都是依靠口頭協議維系的——只要工人和工廠口頭說好價格，直接來上班就行了，不簽署任何勞動合同。

　　在“約定俗成”的模式里，義烏社保部門每年都根據浙江省下達的社保指標，通過對企業的評估，大致按照工廠員工總數的10%分攤。秦志工廠的300個員工中，三年只分配了60-70個需要交納四金的名額。

　　但按照新勞動法第八十二條規定，用人單位自用工之日起超過一個月不滿一年未與勞動者訂立書面勞動合同的，應當向勞動者每月支付兩倍的工資。

　　秦志粗略計算了一下，從今年起，工廠每月要給每個員工繳納200多元的“四金”，一年就將多開支90余萬元。這樣的人力成本增加已經把單件服裝利潤從2-3塊之間壓縮到了2塊以內。

　　而自從匯率放開后，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一路攀升到7.14，“2塊以內的利潤基本相當于不掙錢”。

　　“原來淡季時，我們也接那種毛利更低的加工單子。哪怕打平，也可以給員工發發工資。現在肯定不能接了，做得越多越虧。”秦志說。

　　正是在計算之后，秦志決定今年的產量控制在40萬件-50萬件左右，砍去三分之一的產能。勞動時間也從13個小時壓縮到8小時，“肯定還要裁掉三分之一員工”。

　　何海美是義烏小商品市場第一批經商者，在很多場合她是義烏小商品經濟“白手起家”的代表人物，目前她名下的空美服飾有限公司有100多名員工。

　　她去年發給工人們的工資在每月1500元-2000元之間，但今年員工到手的工資似乎難以確保這個價格。

　　“新勞動法里規定加班必須支付加班費，如果嚴格執行的話，只能按照每天8小時安排流水線工作，并減少工錢了。”何海美廠里的工人一般都是計件工作制，平均每天工作10多個小時。根據她的估計，工作時間調整為8小時后，她能給出的員工工資將可能下調400-500元。

　　新勞動法第八十二條規定，超過8小時正常勞動時間，勞動行政部門將限令限期支付加班費用。這條針對勞動時間的規定也同樣與以計件為主要工作量統計方式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產生一定的沖突。

　　“聽說珠三角那里倒閉了不少企業？”秦志不無憂慮地問記者。

　　在義烏以往的經驗中，廉價勞動力和超長工作時間一直是其價格具有競爭力的砝碼之一。在其迅速崛起的初級階段，這樣超常規的成長方式帶來了令人驚艷的速度。

　　但一直依靠低價格并非長久之計。

　　“一個成熟的企業需要穩定的勞資關系，而不是過于廉價的勞動力和超長工作時間。”黃允龍說，已經實施的《勞動合同法》的立法目的是保障勞動者的勞動權益，從而建立一個穩定的勞動關系，“這和企業的利益是一致的，他們之前都在靠自己提高待遇來設法穩定勞動關系。”而在新勞動法的硬性規定恰恰提供了一個強制轉型的契機。

　　勞動者的抉擇和不信任

　　義烏市人才交流市場門前，人群熙熙攘攘。前來招工的小企業主們已經自發地一字排開。大量的外來民工們穿梭其中，詢問著，激烈地討價還價。

　　這是義烏最大的勞動力集市。與人才交流市場內的招聘相比，來這里的雇主們企業規模更小，更傾向于不通過任何官方或中介機構、采用口頭交易的方式進行招工。

　　新勞動法實施之后，這里的人工價格似乎普遍上漲了一些，更多的外來務工人員選擇貨比三家，多比比價格，觀望一下。

　　“其實交四金我是可以承受的，就是從我的利潤里多讓出一點給人力成本。但關鍵是員工不愿意自己出錢交四金，也不愿意只干8小時少拿幾百塊，他們會辭職去那些不限制勞動時間、不交四金的企業。”何海美說。

　　簽訂勞動合同的阻力一部分也來自勞動者群體。雖然新勞動法能夠帶來更穩定的勞動關系和更高的單位小時收入，但他們依舊不安。

　　“我們是計件工資，時間越長做得越多，現在規定每天八小時，錢一下子就少很多了。”一位在義烏打了近七年工的江西籍民工說。

　　“最好是做一天算一天的工錢。” 一位安徽籍民工對記者說，“我不信任任何人，老板總是有辦法扣我們的工錢，簽合同有什么用？”他言語中流露出一種極度的不安全感。

　　“四金是什么？這個東西從來沒有交過。”安徽籍民工說。在記者解釋之后，他表示，自己出來就是為了掙錢，今天在這里，明天可能在那里，如果這些錢不能跟著自己走，也沒有多大意義。

　　義烏市邀伍人才中介公司的一名員工說，目前仍有很多企業不與員工簽訂勞動合同。

　　在黃允龍看來，外來務工人員不愿意簽合同有三個主要原因。

　　第一，一般流水線工人都是外來務工人員為主，流動性比較大。長年流動打工使得他們不愿意以年為單位被合同束縛，“覺得像簽了賣身契。”截至2007年底，義烏戶籍人口為80萬左右，外來人口約107萬，外來人口遠比本地人多。

　　其次，簽約之后繳納四金的部分需要由個人承擔，“很多外來人員來自農村，缺乏對長遠保障的考慮，不愿意在這些方面花錢，寧愿每個月多拿幾百塊現金。”

　　第三是體制問題。由于各地方的社會保險賬戶沒有相應的對接，如果更換打工城市就面臨著“退保”或者“轉移接續”，兩種方式的辦理難度都使得外來務工人員視如畏途。

　　無形與有形之手

　　在權衡合理的產能之外，義烏精明的企業主們開始尋找出路。有實力的企業開始從勞動密集型產業撤離，轉移到資金密集型產業。

　　秦志就在讓工廠減產的同時，開始積極籌措資金轉向房地產生意。對于他們來說，微利的服裝產業已經幫他們完成了原始資本積累，“我不可能一直都做幾塊錢的小生意”。

　　義烏的龍頭企業浪莎集團則開始將觸角伸向產業上游。在成功借殼上市之后，浪莎依托相對雄厚的資本，積極進入高科技含量的原材料產業。

　　但那些小企業就沒這么幸運了。

　　朱老板的老家位于義烏市東部的廿三里鎮，他代表了典型的義烏生意模式——“家庭作坊式”的自產自銷。義烏2萬多家企業大都遵循這一模式生存，依靠“薄利多銷”賺錢。新勞動法出臺后，他被相關部門告知，必須與員工簽一份勞動合同，并要為員工繳納養老保險金、失業保險金等“四金”。

　　“增加的人員成本平攤到每雙襪子大概是5分錢。”朱說，初步計算，在為每位員工繳納相關費用后，每年凈利潤至少減少15萬元。

　　壓力下，朱老板最終決定縮小工廠規模，綜合考慮到各方面因素，他還裁掉了幾個資歷較老的員工。

　　在朱老板的朋友圈中，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尋找新的出路，有的投資外地房產，有的進軍餐飲娛樂行業，還有的依托市場做起了放貸生意。

　　2007年開始，黃允龍就開始著手安排各種培訓，宣傳《勞動合同法》。

　　作為主管部門，他必須先讓企業主們明白，“法律不是兒戲，已經實施了就沒有緩沖。”在宣傳之外，勞動監察部門也開始嚴格執法，所有的勞動糾紛都按照新規定執行。

　　但同時，黃允龍也承認必須正視現實，《勞動合同法》“不可能一步到位”，“一方面我們需要引導企業符合法律規定，比如做到全員簽約。另一方面，我們也要從扶持企業的角度，讓他們逐步達到法律的要求。”

　　義烏當地政府已經意識到了緊迫性。2月25日，義烏全市舉行了5000人參加的“解放思想”集會。在集會中，義烏市委書記吳蔚榮一連提出10個問題，并針對發展模式指出，“現在各地都處在轉變發展模式的同一起跑線上，沒有現成經驗，只有問題考驗。義烏的干部群眾要以當年不懼爭議、勇于創新的氣魄和膽略，努力在創業創新、實踐科學發展觀上開辟一條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