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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財經

郎咸平:我們還缺乏法治化的游戲規則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2月24日 03:42 中國經營報

  記者手記

  價值采訪

  2007年歲末,杭州,某別墅內。

  經過電子檢測確認沒有攜帶錄音筆等設備后,記者在文德海陪同下,一起與劉先生共進晚餐。

  “你能通過私人關系找到我們,已經實屬不易。” 劉先生流露出些許疑惑。劉甚至費解地質疑記者,“你到底想知道什么?”劉快步從擺有3臺臺式電腦顯示屏的超大老板桌后面走了出來,邊走邊說。

  為了協助記者完成這次采訪,文德海幫助記者就采訪時間與劉先生進行了多次提前預約。最終,我們的見面時間被安排在一個周末,原因是“避開交易日,其他人員都不在,大家交談的話題可以輕松一點,尺度也可以更大一點。”

  由于此前關注過本報在2007年曾經發表過《外資坐莊中國股市揭秘》等報道,劉先生單刀直入,他提示記者說:“我們不談操縱論,這個話題太大了,但可以聊聊目前外資在中國的現狀,以及目前在干什么,將來準備干什么,準備怎么干,都做出了什么樣的準備等話題!

  劉先生從壁櫥柜里摸出來一瓶看起來品相上好的紅酒,小心翼翼注入酒杯,然后打開了話匣。

  然而我們之間還是有著太多的防備。在這次采訪中,記者事前準備好的許多新奇而且“大膽”的提問都被劉先生巧妙地處理掉了。

  一個多月過去了,劉先生問及文德海:“你的媒體朋友上次采訪我們的內容怎么不見發表?”——顯然,在這個問題上,劉先生比較認同我不草率的表現以及我的承諾,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促成了我們的第二次“深談”。

  第二次見面是在上海松江區的佘山附近,同樣有美酒做伴,卻沒有了文德海的作陪。

  這一次已經沒有了“敵意”。劉先生表示會盡最大尺度滿足記者的好奇心,但要求日后行文時一定要善于保護他,比如隱去名字以及他所服務的機構等等。在此次談話中,劉將他了解的外資動向和盤托出——《外資“圍剿”股指期貨》終于出籠。

  從第一次預約采訪到首次接觸再到此次談話,四個月過去了。在這四個月內,劉先生考驗了我的承諾,保持著他投資中國股市時所持有的警覺以及耐心。而我秉承了價值采訪的理念,找到一座采訪的“金礦”,并且將其價值充分挖掘出來。

  專家在線

  “我們缺乏法治化的游戲規則”

  訪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郎咸平

  《中國經營報》:你如何看待外資在中國股市上的一些行為?

  郎咸平:你們做的這期案例很清楚,問題不在于外資做了什么,這都是表象而已。外資為什么會做出這樣行為?我們應該透過現象看本質,問題出自于我們自身,那就是盲目招商引資。招商引資和吸引外資都沒有錯,問題是這些都需要有條件的。

  什么條件?我們請農民講講如何灌溉。農民肯定會說,在打開水閘之前,要先把溝渠挖好,然后打開水閘,讓水順著溝渠灌溉到需要水的農田里,這是灌溉。如果我們不先挖溝渠的話會怎樣?那農民就會告訴你,洪水會漫流大地,良田美地都會被淹沒。

  農民都懂的事情,我們一些地方政府在引進外資時卻往往是不懂的,甚至在一些地方把外資當做“爺爺”。我們今天引進外資就是事先沒有挖好溝渠,水閘打開,最后就形成了今天的局面:大欺小、強欺弱,把良田美地(內資企業、老百姓等等)都淹沒了。

  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比喻。那么我們會問,什么是引進外資的溝渠?那就是公平公正的法治化游戲規則,而且是嚴刑峻法的。

  我們需不需要QFII?當然需要,我們也同樣需要引導QFII的溝渠。為什么這些外資企業和機構投資者在美國奉公守法,來到中國后就什么都做?你們搜集的案例就能看出,為什么這些外資企業在美國就不敢這么做?

  問題出在哪里?不是在于外資做了什么事情,而是在于中國缺乏法治化的游戲規則,它一定會做出各種壞事。我會反問所有的讀者:改革開放30年后的今天,你認為什么是資本主義的靈魂?什么是資本主義的本質?如果你還認為是民主、議會、民營經濟、市場化的話,那我告訴你:錯了!

  資本主義的靈魂是嚴刑峻法的法治化游戲規則,所有的民營經濟、市場化、民主都是構建在這個基礎之上它才能創造價值,否則一定是大欺小、強欺弱。

  市場化為什么造成如此之大的貧富懸殊和這么多的社會動蕩,這就是我們缺乏公平公正的法治化游戲規則。

  《中國經營報》:我們在調查中,發現外資用分倉等一些非常隱秘的手段來炒作大盤藍籌股,外資在美國會這么做嗎?

  郎咸平:這種現象在香港已經發生過了。香港2003年4月1日以前規定,持倉10%以上需要向外界披露,但從2003年4月1日后持倉5%以上就需要公開披露。這一措施搞得外商措手不及,結果發現很多公司都是持倉9.99%,這就是用隱秘的手段操縱股價。

  但外資在美國是不敢的,因為美國是辯方舉證,而中國是控方舉證,差別就在這里。我在2001年就曾經提出過辯方舉證的觀念,現在我們很多的規則包括公司治理條例都引入這個觀念,但是一直到現在監管部門都沒有真正理解如何執行辯方舉證。在中國,需要監管部門來證明被告有罪。而在美國,如果指控你,你說不清楚,那么就可以認定你有罪。

  以最近鬧得沸沸揚揚的香港東亞銀行主席李國寶卷入美國道瓊斯內幕交易案為例,美國證監會認為李國寶曾經向梁啟雄透露內幕消息,但是從美國證監會公布的材料來看,它并沒有找到李國寶向梁啟雄透露消息的證據,也沒有找到李國寶本人利用該內幕消息進行交易而獲利的證據。美國證監會只是聲稱,李國寶在獲知新聞集團要收購道瓊斯之后與梁啟雄一起坐飛機去上海,之后,出現了梁啟雄家人買賣道瓊斯公司股份的事件。美國證監會認為,李國寶“應該知悉”其所透露的信息會被利用。也就是說,美國證監會對李國寶的指控完全是基于辯方舉證也就是“有罪推定”的意思,而不是一般法律上“控方舉證”的“無罪推定”。但是李國寶說不清楚有沒有在飛機上透露消息,說不清楚就是有罪,這就是有罪推定的辯方舉證的厲害之處,這就是“核威懾”的厲害之處。而美國證監會為何被美國憲法賦予如此重要核威懾手段呢?其目的就是透過證監會提供一個公平公正的法治化游戲規則,而且是非常嚴厲的嚴刑峻法,以保護中小股民為目的。

  因此以你們查到的隱秘交易為例,正確的做法就是由監管單位問他們想隱瞞什么事情?說不清楚就是有罪,就是操縱股價。這就是以保護中小股民為目的公平公正的法治化游戲規則。

  《中國經營報》:這是否說明由于缺乏對監管本質的理解,因此中國的股市是缺乏“核威懾”的監管?

  郎咸平:我用前面談的辯方舉證做個例子。2007年下半年,某一家上市公司的股價大幅波動,證監會認為有內幕交易的可能,但證監會的做法就錯了,他們要求這家公司提供所有員工的身份證號碼,證監會官員自己查。這就是“拼刺刀”的查法,監管人數再多都無法有效監管。這就是我所謂的控方舉證。事實上,所謂的辯方舉證就是要求自己舉證清白,證監會不需要自己舉證,這就是美國證監會的做法。因此美國監管人員人數不多就可監管幾十萬家上市公司。但是這種監管是需要水平的,不是那么容易學的,我們證監會學了幾年還是沒學好。我們現在是公安局辦案似的監管,一對一拼刺刀的水平,由于監管難以有效覆蓋所有股票,因此很難做到公平公正。

  此外提到監管,老百姓就害怕證監會等政府單位打壓股市。舉例而言,大家覺得股市有泡沫很奇怪嗎?我很不理解監管單位打壓泡沫的做法。證監會該做的就是讓股市所有的交易必須正;鸵幏痘,而且是以圖利廣大中小股民為目的, 而不是打壓泡沫。

  《中國經營報》:那么可以說,打壓股市泡沫不是證監會的職責,監管部門監管的職責被扭曲了?

  郎咸平:可以這么說,我稍微解釋清楚一點。所謂打壓股市泡沫就是證監會和相關政府單位的失職。因為泡沫不是問題,舉例而言,美國納斯達克互聯網泡沫崩盤一事,美國證監會從未打壓過泡沫,而是追查泡沫背后的操縱股價和內幕交易,這才是證監部門該做的事情。比如控制基金上市以打壓泡沫的做法都是錯誤政策,就說明監管單位的監管思維本身就是錯的,他們管了他們不該管的泡沫。監管單位應該透過辯方舉證等等方法查處大戶,莊家、機構投資人是否利用泡沫的機會坑害中小股民。結果證監部門反而直接打壓股市,這是我所反對的。

  《中國經營報》:作為一個監管部門,證監會的權力需要制衡嗎?

  郎咸平: 和前幾年相比,中國證監會的監管水平已經有改善了,這點我必須予以肯定,尤其是對基金的監管。但是證監會的問題是不理解監管的本質,他們還處在“拼刺刀”的階段,而不是“核威懾”的階段。

  證監會的權力必須要被制衡,監管部門本身也需要一個公平公正的法治化游戲規則來規范證監會行為,因為辯方舉證會給證監會官員太大的權力,我很擔心腐敗會隨著權力侵蝕監管單位,反而對國家造成更大的破壞。

  《中國經營報》:那么,我們應該如何改進監管制度,以求與不法行為斗爭?

  郎咸平:要有效監管保護中小股民,就要從過去“拼刺刀”的監管思維轉成“核威懾”,但是要形成“核威懾”,就需要辯方舉證等更強而有力的手段,才能做到公平公正。但我相信腐敗會隨著權力的加大而更加惡化,這就是一個兩難的處境,沒有更大的權力就無法保護中小股民,給了更大權力又怕出現腐敗行為, 然而就算授予更大的權力,證監會敢不敢挑戰特殊利益集團呢?會不會選擇性地執法,專找軟柿子捏?就算我們真想賦予監管單位更大權力,在此之前也必須利用同樣辯方舉證的方式監管這些監管機構是否公平公正的執法。如果我們不能控制腐敗,不能制衡證監會的權力,我認為根本就沒有實行辯方舉證的基礎?紤]到國內的特殊情況,這條路很艱難,但是一定要走下去,否則很難保護中小股民。

  曙光閑話

  “陰謀論”的傳說

  有關“外資陰謀論”和“外資無陰謀論”的爭論甚囂塵上。雙方各執一詞,一時間還難分勝負。但不管是將“陰謀論”視為頭等危機還是對其嗤之以鼻,都可以吸引足夠的眼球。

  這里講的“陰謀”應是一種很大的陰謀,是針對一個國家,并足以改變這個國家命運的“陰謀”,而不是一般的企業或什么組織的獲利計劃。對這種“國家陰謀”,中國人應該并不陌生。早在兩千多年前的商人呂不韋就曾實施了一個空前的大陰謀,他企圖用改變一個國家領導人血統的方式來控制一個國家,而且這個陰謀幾乎成功了。后來又有韓國在危亡之時拋出的一個“疲秦之計”,就是派出水工鄭國去秦國,說服秦王大興土木,修建大型水利工程,使其無暇東顧。此計為韓國贏得了十多年的茍延殘喘,但卻為秦國打下了一統天下的立國之本,留下了滋潤八百秦川的鄭國渠。此后這種史例比比皆是。直到近現代我們依然能夠找到“國家陰謀”的影子,二戰前納粹德國的一系列計劃,如蘇聯大元帥圖哈切夫之死等,都可以說是一種“國家陰謀”。而前蘇聯的解體是否是一場“國家陰謀”現在尚無定論。

  當然,我們也可以找到把“陰謀”泛化的負面例子。比如我們在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可能就是將“美帝國主義”將要入侵的陰謀看得過于嚴重了,花大筆錢在深山老林里搞了很多為戰備的三線工程,現在看,經濟上是非常得不償失,因為直到現在我們也沒有找到美國當時要入侵中國的史料。后來對前蘇聯的“陰謀”也估計得過于嚴重,險些爆發一場真正的戰爭,而現在看來純粹是一種誤會。

  “陰謀論”在西方歷史也曾有很大的負面作用,二戰中納粹分子就是以“猶太人陰謀論”煽動起了迫害猶太人的狂潮,搶劫了猶太1250億美元的財產,600多萬猶太人死難。而對猶太人的“陰謀”甚至從早期莎士比亞的作品《威尼斯商人》中都可以看到影子,放高利貸的夏洛克就可以算做一個猶太金融資本盤剝歐洲商業資本的一個代表。上個世紀50年代美國麥卡錫主義的“共產主義陰謀論”,亂扣紅帽子,迫害了不少進步人士。

  至于現代金融界的“陰謀論”是否存在更是莫衷一是。日本經濟的衰退是“廣場協議”的陰謀嗎?東南亞金融危機是這些國家自身的問題還是國際金融炒家的“大手筆”?以至本報對外資熱錢的追蹤等等。

  但不管是否存在這種“陰謀”,將自家門戶看好是非常重要的,資本是逐利的,狗打千遍也吃屎,這個規律是不會變的。如果自己門戶不嚴,讓別人不生“陰謀”都難。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金融體系的漏洞還是太多,用中國人的一句老話:蒼蠅不叮無縫的蛋。

  (作者為《中國經營報》副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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