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立偉

    春節過后至今，北京的餐館雖一如往日的繁榮，卻普遍面臨缺乏服務員的窘境。此前，北京普通餐廳服務員包吃住的平均月薪僅有800元左右，隨著物價的不斷上漲，如此薪酬已經喪失了吸引力，很多服務員歸鄉過節后便選擇不再回來，這也是全國各地主要城市共存的景象。從各地節后的招聘會透露的信息看，崗位工資都出現較大幅度的上漲，這是去年快速通脹的直接結果，也是對勞務人員緊缺的反映。

    以中部的武漢為例，在最新招聘會上，今年的普通工種工資較去年提高100-150元左右，增幅10%，技術性工種工資較去年提高200-300元左右，增幅15%以上。而在制造業聚集的廣州，抽樣數據顯示，企業給新入職的員工開出的平均月薪達1160元，比去年同期上升136元，增幅超10%。在這股節后工資上漲潮流中，主要顯化在以農民工為主的招聘會上，即最底層崗位的上漲，這意味著全社會最低工資水平上行，或會造成全社會工資上漲壓力，進而制造更大的通脹。

    社會最低工資水平的提高，勢必沖擊農業生產領域。盡管去年農產品價格飛速增長，但從事生產的農民并沒有獲得更高利潤，主要因化肥、油電等成本大幅提高，而中間環節的物流、交易商等分食了更多利潤，如2007年全國國有糧食購銷企業自1961年以來首次實現盈利約1.67億元。農業較低盈利水平與城市就業工資的上漲或會導致更多農民向城市服務業或者自營生意轉移，糧食生產不容樂觀。而今年由于遭受罕見雨雪災害，南方大量禽畜、農作物受害，農產品供給將更加緊張，通脹壓力居高不下，并將長期化。

    去年，農產品價格上漲開啟了中國近十年來最嚴重的通貨膨脹進程，而要素價值的持續回歸、《勞動合同法》實施等都將繼續抬高全社會的物價水平，社會最低工資水平不得不加以追趕。以目前的形勢看，最低工資水平的提高主要體現在兩部分：一部分是家政、物業、餐飲、交通等服務業;另一部分是制造業，主要發生在珠三角地區。

    目前，一種模糊的說法認為，《勞動合同法》將導致勞動力成本上升，從而引起大量企業的倒閉，以及企業用工靈活性降低而減少工作崗位。令人擔憂的是，這種技術性討論可能會淡化對通脹的認識，即通脹才是引起工資上漲的根本原因。而對于制造業來說，尤其是在珠三角地區大量的港臺以及韓國中小企業倒閉，這是中國經濟轉型追求的結果而非勞動法帶來的意外災難，即那些依靠低人工成本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要么升級，要么倒閉。其成本的提高不僅于勞動力，包括環保、能源價格的高漲以及人民幣升值、境外需求減少等因素，毫無技術競爭力的中小制造業企業倒閉可以節省資源、提升效率以及實現產業升級。

    但在服務業領域，確實需要政府在稅收、利率等財稅金融政策給與優惠鼓勵，而執行《新勞動合同法》時也應該特殊照顧。因為服務業領域主要由中小企業組成，中國制造業面臨產能過剩以及經濟轉型等因素，制造業解決就業的潛力越來越小，增量就業主要寄托在服務業領域的發展。服務業的主要成本來自場地租賃和人工，在通脹條件下，一方面，租賃費用和人工工資必然要大幅提高，而新勞動合同法實施在客觀上增加了用工成本；另一方面，更高的通脹降低社會消費能力，從而令中小服務業兩頭受擠壓。

    節后，一些城市的中小服務企業遲遲沒有開業，主要是因為如不提高工資就無法招收足夠的員工，而提高工資也令企業難以承受。制造業的大量倒閉已經造成了就業壓力，如果服務業也面臨大量關門的危險，一方面，喪失增量就業的來源，另一方面，可能會造成服務業供給減少而價格更高上漲，從而陷入高通脹高失業率的境地。

    因此，政府在執行勞動合同法時，有必要對中小服務業網開一面，允許他們更靈活的用工，并減少它們的稅負，甚至可以提供更多的鼓勵政策。發展服務業是中國經濟轉型的必然要求，也是解決就業的主要力量，扶持其對于中國的穩定和發展意義重大。摘自《21世紀經濟報道》，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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