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部副部長李勇此前曾在公開場合表示，流動性偏多的局面很難短期內根本扭轉，而次貸危機對國際金融市場投放了不確定性“炸彈”，中國成為新的資本流入地。投機熱錢流入國內，這在上半年可能仍將持續；但在下半年，宏觀調控措施的效果可能會逐漸展現。他坦承，“投資和消費關系不協調是中國一大挑戰。”

　　考慮到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仍有可能偏快，CPI處于較高水平，居民儲蓄存款利率短期為負值等，市場分析人士認為，“利率對經濟緊縮性的影響有一定的滯后期，加息過快有可能出現‘超調’，不利于未來經濟的平穩運行，2008年中國雖仍有加息可能，但幅度不大。”

　　自2007年初以來，央行已連續六次提高存貸款利率。

　　《財經》研究員陸磊認為，抑制流動性過剩，將依賴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和央行公開市場操作，存款準備金率上調空間仍然較大。有經濟學家預測，今年央行將把商業銀行存款準備金率至少上調到16.5%。

　　財政政策是否跟進

　　應對美國經濟放緩乃至衰退對全球經濟的沖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多米尼克施特勞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提出建議：有條件的經濟體——如財政收支狀況良好的新興經濟體，應考慮采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

　　學者也早有“緊貨幣，寬財政”建言。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余永定即認為，中國必要時可實施擴張型的財政政策，以內需增長來對沖出口放緩。中金公司哈繼銘認為，面對“外憂內災”，中國應以積極財政政策為預案，因為政府有較大的財政擴張空間。

　　財政部副部長李勇上月在一個研討會上曾表示，在下一階段，財政政策要在促進經濟結構調整、改善民生方面發揮積極主動作用。比如，加大教育醫療衛生的支出，完善企事業單位基本養老保險支出制度，縮小貧富差距等。“這些政策均有可能在適當的時機成為現實。另外，如何搭配行政手段和市場方式，執行更加靈活的財政政策同樣需要慎重考慮。”

　　李勇認為，目前宏觀經濟正處于關鍵的調整期。由于外部經濟環境惡化，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上調空間減少，這對貨幣政策有效性和穩固性提出了新要求。

　　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長李揚告訴《財經》，央行對流動性的調控，通常通過央行票據、法定準備金率、利率三個手段。目前央票已經發行得太多了；提高法定準備金率效果有限，由于央行對法定準備金支付利息，相當于給商業銀行補貼，對其約束貸款沒有切膚之痛；至于利率手段，他認為，央行在利率政策方面面臨的另一個問題是傳導機制尚未理順，“與西方國家市場化的利率傳導機制相比，央行的利率傳導機制仍然是半官方的管制性質。”

　　“貨幣政策發生作用的空間已經很小了，解決中國當前問題已經不能這么嚴重依賴貨幣政策了，財政政策應發揮重大作用。”李揚認為。

　　在財政部內部亦有一種聲音認為，財政政策“該出手時就應果斷出手，但應加大結構調整的力度，而不是小幅微調。”

　　不過，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秘書長湯敏認為，“急于調整政策還為時過早”。美國次貸危機到底能走多遠，對中國有多大的沖擊，現在還沒完全看清楚。

　　他亦對政府的既定政策表示支持。“美國次貸危機的發展有一個過程，和在幾天之內快速發展的金融危機不一樣，對由此帶來的經濟放緩應沉著應對。”湯敏認為中國的當務之急，還是通貨膨脹和經濟過熱的風險。“如果等待經濟數據明朗再做政策決定，可能會失去防止通貨膨脹或經濟衰退的最好機會，”匯豐銀行中國區首席經濟學家屈宏斌持另一種看法，“中國和亞洲其他國家必須做好政策預案。面對通脹和衰退兩種截然相反的經濟風險，政府在制定政策時應當有一定分工。”

　　屈宏斌建議，一方面采用從緊的貨幣政策，利用利率、存款準備金等工具收緊銀根，防止經濟過熱和通脹加劇；同時采用寬松的財政政策，在社保、醫療等方面加大財政支出，防止出現經濟衰退。

　　湯敏說，美國經濟衰退還只是一種可能性。要做好各種準備，而不是現在就行動。中國政府在宏觀經濟政策設計中，要留有余地和靈活性，以防緊急情況。

　　“需要居安思危。”財政部科研所所長賈康說。他表示長期要未雨綢繆，考慮較高速度轉向較低速度拐點來臨時的應對預案；中期要著力在應對和消除高投資、高順差、高流動性壓力負面效應上推進綜合性對策；在短期，應當保持主要宏觀政策工具“相機抉擇”、微調為主的合理操作，財政政策在配合貨幣政策調控總量(“需求管理”)的同時，應更多著力調整優化結構(“供給管理”)。尚無必要啟動那種應對全面過熱的比較急切的措施。

　　對于中國來說，次貸危機的影響，并非僅僅是外需下滑、股市隨外圍市場大跌及幾家大銀行的巨額資產損失撥備。“面對更趨復雜的經濟形勢和調控目標，需要在具體政策中尋求創新，要有短期政策的靈活把握；從長遠看，完善的金融市場競爭體系能夠平衡社會總供求，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則能通過事后修正避免經濟波動的危害。”一位專家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