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首者南通商業銀行(現已重組為江蘇銀行)，此時已受地方政府之命，即將向南通中院申請寶港破產。在正式申請前，南通商行于國慶期間將寶港存于該行的一筆4250萬元存款，緊急劃入另一賬戶沖抵貸款，從而在破產清算前搶先兌現了部分債權。

　　10月8日，國慶后的第一個工作日，江蘇高院受理南京四家債權行訴前保全的申請，派員前往南通查封寶港資產，發現已無物可封。

　　10月9日，南通中院發出民事裁定書，宣告寶港進入破產還債程序。裁定書稱，南通商行申請寶港破產還債，法院已于10月8日立案受理。

　　這一破產程序的啟動，令寶港和陳氏企業遍布南京、上海、鹽城三地的債權人，必須中止相應債務訴訟，一應案件均須納入南通中院掌控下的破產案中，統一處置。

　　破產博弈

　　南通中院的一紙破產令，暫時平息了亂局，卻開啟了一場圍繞寶港資產處置的暗戰。

　　暗戰開端，陳氏父子即被司法強制手段剝奪自由，喪失了重組的參與權。南通政府方面組成的企業監管組以及此后成立的清算組，成為各家債權銀行的談判對手。

　　2005年10月14日，以工行江蘇分行為首的八家債權行，向江蘇省政府提交報告，請求中止寶港破產程序。報告直指破產程序行事倉促、政府監管組自行其是，令眾多債權人無從知曉公司的實際資產負債，亦無從參與資產處置。

　　“一旦寶港被正式裁定破產，則各債權行的風險資產將立即轉化為現實的巨大損失。”八家債權行明確表示，愿以貸款展期等措施來配合企業重組。

　　10月26日，南通市政府召集各家債權行舉行第一次情況通報會，一位副市長執意將寶港案發歸咎于上海五礦報案及陳氏父子“失蹤”。對于債權行的重組提議未置可否。

　　一位債權行方面的知情人士告知《財經》記者，在寶港破產案處置的前期，南通市政府監管組始終向債權行封鎖信息通道，以司法調查為由，拒絕債權行調閱寶港的一應財務資料。

　　2005年11月，監管組在既未獲陳保存授權、也未充分與各方債權人磋商的情況下，將寶港在狼山港的庫存大豆悉數售予美國嘉吉公司，得款2.14億元人民幣。同時，監管組亦將寶港廠區設備以年租金960萬元租給嘉吉。

　　直至2006年4月，南通市政府監管組才向債權行出具了第一份寶港資產審計報告——截至2005年10月11日，寶港原賬面總資產13.43億元，總負債為14.57億元，資產負債率108.49%。經審計調整，企業總資產8.07億元，總負債11.65億元，資產負債率升至144.36%。

　　據此報告，監管組向包括上海五礦方面的債權人委員會提出整體60.66%的償債率，遭到拒絕。

　　多家債權行及上海五礦此后分別在江蘇和上海提起訴訟，將南通港口集團列為貸款糾紛案的關聯被告。2006年9月，在江蘇省政府、省銀監局和省高院的調解下，寶港監管組與債權人最終達成了償債率為75%的清償協議，整體償債金額約在7.5億元。由于寶港和陳氏家族尚有部分資產未處置完畢，南通地方政府以國資機場、鐵路為抵押，先行墊付了1.5億元的償債缺口。

　　在債權人方面看來，此時的南通政府，方從行政和司法手段解決問題的思路轉回市場化破產重組的軌道，其角色亦從越位的裁判者恢復為民營企業債權人。但正如一位債權人律師所言，將一列高速行駛的列車強行剎車，損失在所難免。寶港破產案最終造成數億元現實損失，對地方政府而言教訓沉重。

　　罪與非罪

　　2007年6月21日，陳保存、陳劍父子聽聞了法院對其個人命運的判決。

　　南通市中院一審判決：寶港兩股東陳保存、陳劍虛報注冊資本、挪用資金、合同詐騙三項罪名成立，分處有期徒刑14年、9年。

　　法院認定，寶港約1億元注冊資本中，有三筆共計9800萬元的注資款系從寶港劃出，經鹽城關聯企業轉入陳氏父子名下，最后進入寶港驗資程序。

　　關于挪用資金罪，是指2003年六七月間，陳氏先后從寶港劃出9268萬元，用于收購家鄉鹽城的部分資產。

　　合同詐騙罪，則指寶港在2005年4月至8月間發生的16筆銀行貸款(包括信用證和承兌匯票兩種形式)，屬于騙取狼山港擔保及重復質押。

　　此案檢方南通市檢察院指出，陳氏自1999年創立寶港伊始，始終靠貸款發展，公司一直資不抵債。因此，寶港相關貸款均為陳氏在“明知公司資不抵債，無合同履行能力”的前提下騙取獲得。

　　而辯方律師則指出，企業負債經營的事實并不能用以證明其騙貸。而關于挪用資金，辯方強調，刑法將挪用資金罪作為侵犯財產罪的一種，而陳氏父子即為寶港公司的全體股東，“處分自己的資產并未侵犯自己的財產權”。關于寶港以騙取狼山港擔保及重復質押的手段騙取銀行貸款，辯方歸之于企業、港口與銀行間多年的合作模式，不應將責任全部推給寶港。

　　就在一審判決書發出后的第九天，南通市中院再次發出一份一審判決書，對前一判決書做了多處修改。其中有四處關鍵表述修改：前一判決書稱，陳保存的寶港油脂公司由于種種行為“導致××銀行××萬元貸款不能歸還”，在后一份判決書中則全部改為“導致××銀行××萬元貸款被騙”。

　　此外，前后兩份判決書還存在指控金額不一致、認定罪名前后沖突、證人姓名錯誤等多處紕漏。

　　2008年1月22日，陳保存在二審法庭上說，前后兩份判決書不一致處“共計二三十處，誤差太大”。他表示，一審判決書前后修改，與其罪名的事實定性有重大關系：前一判決書“不能歸還”的陳述一般針對經濟行為中的債務糾紛，與之對應的邏輯后果為“歸還所欠錢款”，屬民事糾紛；而依據第二份判決書“被騙”的陳述，則對應后果為涉嫌“詐騙”。

　　“由于法庭疏忽，判決書有少許改動，需要更換。”對于一審法院當時給出的這種解釋，陳保存表示無法接受。

　　據了解，裁判文書的形成在法院內部通常經歷數道程序。首先是合議庭討論，討論結果交由主審法官起草判決書，然后由庭長簽發。需經審判委員會審議的案件，則由法院主管院長簽發。簽發程序完成后，判決文書將打印并加蓋法院公章，最后送達當事人手中。

　　類似南通中院此類在一審判決文書送達后，再對關鍵性表述進行修改的情況，據悉在全國各級法院鮮有出現。

　　一位法律專家指出，裁判文書是司法公正的最終載體，其權威嚴謹性不容侵犯。在中國，由于訴訟程序體系不完善，法院發出判決后又作修改確實有所發生，但修改也僅能限于個別字詞書寫錯誤等技術性問題。如果是實質性表述的修改，不經開庭審理不能任意改動。　　

　　2007年7月4日，面對前來看守所探望的律師，陳保存曾有言：“民營企業在發展初期需得到政府幫助和支持，做大做強后仍需得到政府支持。”

　　這位身陷囹圄的民營企業家的人生感悟，依然構筑在他曾經稔熟并因之失陷的政商“潛規則”之上。

　　本刊記者王真，本刊實習記者朱玲燁、吳大康、劉夢妮對此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