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睿鶇

    我國中央財政去年超收收入超過4000億元。從今年開始，這筆超收收入將逐步轉入下年度預算使用，財政部有關負責人近日表示，我國將進一步深化預算制度改革，強化財政預算管理。（《北京商報》2月13日）

    統計顯示，從2000年至2005年，在財政部編制的預算草案中，全國財政收入預算增長分別為8．4％、10.3％、10％、8.4％、8.7％、11％，而實際增長達17.6％、22.2％、15.4％、14.7％、21.4％、19.8％。兩相比較，過去6年，預算增速與實際增速誤差達一倍左右，超收收入絕對額也在3000億元左右。而2006年財政超收收入則達到前6年總和的3000億元人民幣，2007年更是再創歷史新高，達4000億元。

    通過近8年來中央財政超收收入逐年遞增的實際，我們不難發現，財政預算編制沒有及時跟上。換言之，財政超收的一路狂奔，其根子在于預算精準度不夠，尤其是最近幾年，財政部門提供給人大的財政預算，存在的差額逐年增大，也就是，預算草案中的財政收入增幅，遠遠低于實現財政收入的增長幅度，這無形中增大了超預算收入；與此同時，也充分印證了在過去的8年當中，有高達10000億元的財政收入，游離在人大以及公眾監督視線之外。

    令人憂慮和擔心的是，對于規范財政超收，仍有制度“活口”——對確需當年使用的超收收入，要根據收入進度情況，提前做好超收收入安排預案。此項規定，仍表明有相當部分財政超收收入，納入不了預算的盤子。如果說政府把這筆超預算收入，用在教育、住房、醫療、社會保障等更為民生的領域，以及用在自然災害、突發事件的應急處置上，公眾也都能理解和支持�？墒牵�在不受約束和監督的條件下，誰又能保證其用在“正道”上呢？

    要想杜絕和有效管理國家財政超收，筆者覺得，將其納入下年度預算管理并非是解決問題的關健，而解決中央財政超收的重要制度出口是，提高預算編制的精準度。增強編制預算時的預見性。《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