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煤改：市場的誕生

　　黃 河

　　煤炭新語(二)

　　編者按 2006年，中國的GDP連續第四年增長超過10%。在中國經濟的增長圖譜中，煤炭扮演了特殊的角色——在中國能源消耗中占據70%的份額，被稱為“工業的血液”。新的一年里，煤炭第一大省山西，仍在繼續著關閉小煤礦、限制產能的艱苦努力；曾經排名第二大省的山東，10萬人需要遷離，為村莊下的煤炭讓路；而在需求量日益見漲的湖北，則為建立中國第一個省級煤炭儲備而進行艱難的資源整合。這些變化，不僅關乎煤的供給與需求，更關乎各地的發展戰略，所有這些，都在重塑中國經濟版圖。

　　在湖北省建立省級儲備煤場的努力背后，一個初具雛形的“市場”正在悄悄誕生——無論是對于正在步入市場體系的煤炭產業，還是在為發展尋求保障的湖北省來說，“市場”或許是比“儲備”更加有力的保障。

　　應對緊急情況

　　2007年1月25日，湖北省經委副主任肖大鑫在新聞通氣會上向媒體表示，湖北省已啟動煤電油運綜合應急預案，以緩解全省供電的持續緊張。

　　早在1月初，負責協調全省電力供應的經委電力處已經在緊急情況匯報中反映：由于全省統調火電站電煤庫存嚴重不足，少數大型火電站面臨隨時停機的狀態，如果出現缺煤停機，“全省大面積限電將難以避免”。

　　“今年的情況比較特殊。”湖北省計委能源處的李科長向記者表示，由于長江、漢江等流域出現了自1860年以來的最低水位，水電發電量銳減，僅靠火電全力支撐，原本按計劃可以滿足需求的電煤供應也立刻陷入緊張狀態。

　　“水電缺水、火電缺煤”的情況對于湖北省已經不是第一次遭遇。早在2004年，全省就因為電煤短缺而在5個月內拉閘限電1.2萬次，對全省經濟發展造成了重大影響。

　　正因為如此，省政府對于此次電煤預警高度重視，省委書記和省長親自協調，一方面申請國家電網支持，不惜代價外購電力；另一方面在國家發改委和鐵道部配合下，組織電煤搶運。經過近一個月的緊張協調后，湖北省電煤庫存從1月底的90余萬噸上升到2月底的130余萬噸，初步緩解了因電煤緊張而可能發生的限電危機。

　　“其實從整體來看，湖北省的煤炭供應并不是想象中那么緊張。”不久前剛完成湖北省煤炭供應保障戰略研究的龔益鳴向記者表示。作為湖北省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他所主持的這項研究將成為湖北省“十一五”規劃中有關煤炭保障機制的重要依據。

　　在龔益鳴看來，湖北省近年來所頻頻遭遇的“煤炭危機”，一方面來自于省內工業經濟結構對煤炭過于依賴的歷史現實；另一方面則是煤炭供應體系從“計劃”向“市場”轉型過程中的結構性矛盾的體現。

　　用湖北省常務副省長周堅衛的話說，抓湖北的工業經濟，首先要懂“煤”。因為相對其他省份而言，煤炭在湖北的整個經濟體系中占據著異乎尋常的重要位置。

　　作為一個“缺油少煤”，80%以上的能源需要從外省購入的內陸省份，湖北省卻在過去半個世紀里建立起了以重化冶金為主的產業結構。到2003年，湖北省重工業占全省經濟比重高達68.6%，比同期輕工業比重高出37.2個百分點。

　　重化工業對能源的需求和本省資源缺乏的現實，使得湖北經濟的發展從一開始就患上了“能源饑渴癥”。而在對能源的需求中，煤炭的消費量又占了近70%。

　　湖北省副省長任世茂在一次講話中表示湖北省過去五年工業經濟的高速增長，主要是依靠能源資源性產業的帶動，同時也指出在這一增長模式下，能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據任世茂預測，隨著鋼材、建材等高能耗行業的快速發展拉動電力需求，用能緊張將成為該省工業經濟發展中的突出問題。

　　在計劃經濟時代，這一“資源依賴型”的產業結構由于有著國家計劃的保障，尚能正常運行。到了市場經濟時期，隨著價格杠桿作用的日益明顯，湖北省的經濟發展也開始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1999至2003年，湖北省工業經濟效益綜合指數連續五年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僅因煤炭價格高于資源省一項，全省工業企業就增加了成本近100億元。

　　即使在成本增加的情況下，湖北省的煤炭供應保障仍然面臨著更多的不確定因素：隨著國家電力“廠網分離”的改革，原來由省經委統一協調的全省電煤采購機制隨之解體，占火電發電成本50%以上的電煤采購被分離后的五大電力集團各自收回。

　　而自2004年開始，由于電力集團與煤炭企業在價格問題上爭議不斷，所屬電廠的電煤庫存也因此常常處于“饑一頓、飽一頓”的狀態，理論上已經不再介入電力生產管理的省政府為了保障全省的電力供應，卻不得不更加頻繁地扮演起了電煤供應的“后勤部長”一職。

　　從某種意義而言，2004年的“電荒”，除了水電不足的自然因素外，轉型后的電煤調運機制協調不暢也是一個重要因素。正因為如此，湖北省政府自2004年中便開始了尋找建立煤炭供應長效機制的對策。

　　艱難的嘗試

　　“對于湖北省而言，產業結構的轉變是能源保障的治本之策。”龔益鳴向記者表示，作為一個資源缺乏的內陸省份，湖北省的產業結構應該向輕型制造業轉向，對于現有的重化工企業，則要在節能工藝上“做文章”。

　　但作為一個已經進入工業化中期的工業大省，產業結構的改變顯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而對于已經投入生產多年的許多大型企業而言，節能工藝改造所需的巨大投資也需要穩定的利潤回報來保證。

　　在這種情況下，建立煤炭供應的長效機制自然成為政府關注的“頭等大事”。為了建立這一機制，政府與企業開始了多方艱難的嘗試。

　　嘗試之一是鼓勵重點企業和耗煤大戶參股、控股煤礦的開發與生產，如武鋼注資6億元成為河南平煤集團第二大股東，鄂電投資山西晉城無煙煤集團及煤炭運銷企業，均有效保障了企業用煤的供應。

　　在這一成功模式的示范效應下，湖北省2005年成立了省屬的煤炭投資公司，試圖通過政府協調組織的方式，促進企業投資辦礦的規模效應。

　　但在全國性的煤炭供應緊缺背景下，這一投資辦礦的模式同樣有著其自身的局限：一方面在眾多投資者的激烈競爭下，投資辦礦所獲得的煤炭價格并不一定比市場采購劃算；另一方面由于煤礦資源有限，現有的煤礦已幾乎被各省“挖煤團”瓜分殆盡，投資潛力有限。

　　與此同時，湖北省還嘗試了與周邊地區通過煤電互供的方式建立“互保機制”。2005年初，湖北省與重慶市簽訂了《煤電合作框架協議》，以政府定價的方式由奉節地區向湖北省火電企業供應煤炭，同時湖北將發電量的一部分返輸重慶。但協議實施不久后，由于雙方煤電企業在煤炭價格上無法達成共識，“煤電互保”機制亦陷入僵局。

　　在多方嘗試均遇到阻力的情況下，建立省級煤炭儲備中心成為政府“煤炭戰略”的新重點：在新的湖北省煤炭資源保障戰略研究中提出，湖北省將重點建設襄樊余家湖港、宜昌枝城港和漢陽煤場等三個大型儲備煤場。并預計至2010年，余家湖港供煤總量達1000萬噸以上，枝城港則建成年吞吐量1500萬噸的大型煤炭配送中心，漢陽煤場擴建后的配送量則為250萬噸。

　　“其實這三個地區過去就是政府管理的配送中心，只是在計劃經濟時期，無法發揮資源配置功能而已。”主持制訂這一規劃的龔益鳴向記者解釋道，由于過去煤炭供應量及運力指標都掌握在政府手中，三大煤場只是按照政府指令，負責煤炭的儲存和轉運。

　　到了1990年代市場化改革后，由于煤炭在一段時期內供過于求，加上儲備費用較高，越來越多的企業采取了由煤礦直接供煤的采購方式，配送中心的規模也慢慢萎縮。

　　而在龔益鳴的心目中，未來的三大煤場不僅是恢復儲運功能這么簡單，更要成為政府宏觀調控的有力工具。

　　“像現在大量鄂西北的煤要運到武漢，發完電后再返輸回去，造成了煤電運輸的雙重浪費。”龔益鳴表示，隨著襄樊煤場的規模擴大，未來襄樊將成為湖北省最大的火電基地，既解決了“煤電倒流”的浪費，又為三峽水電提供了相應的調峰配套，同時保護了武漢地區的環境生態。

　　正因為如此，龔益鳴認為未來的儲備中心一定要由政府主導，“就像政府采購一樣，通過市場化手段進行宏觀調控。”

　　但龔益鳴同時承認，這一政府主導的儲備模式依然面臨著一系列矛盾與困難。“過去是1000家(煤炭運銷)企業賺錢，現在變成一家(儲備中心)賺錢，如果不能有效約束政府部門自身的利益需求，就可能變成某些政府部門新的抓錢手段。”

　　與這種“利益部門化”的危險相比，另一個現實的可能則是用煤企業的市場化選擇，“煤價低的時候都不買你的，到了緊缺時就一哄而上搶指標，最后還得由政府埋單。”

　　龔益鳴表示，由于戰略研究側重于供需分析，因此對于經營和管理模式并未進行更深入的討論。而要建立行之有效的儲備機制，微觀的經驗與宏觀的分析同樣重要。

　　在這方面，作為規劃中三大煤場之一的漢陽煤場，卻用自身的市場實踐驗證了一句老話：那就是“計劃趕不上變化”。

　　煤港蛻變

　　“要按歷史來說，我們煤港還曾經是最早的國家級儲備中心呢。”在位于長江三橋附近的“平鄂煤炭港埠有限公司”辦公室，副總經理鄧世茂如數家珍般地向記者說起了這所煤港的“前世今生”。

　　在1960年代作為戰略煤場建設起來的抬船路港埠(現平鄂煤港)，不僅名列國家的戰略物資目錄，而且每年承擔著國家儲備煤炭的計劃。“當時國家計委除了工農業用煤分配外，還要拿出一塊來作為國家儲備，儲備資金則由國家投資。”鄧世茂這樣解釋道。

　　隨后的三十多年里，抬船路煤港先后作為湖北省計委和省燃料總公司下屬的二級企業，主要負責省內各地市煤炭供應的儲運和中轉。在相當一段時間里，它們最大的“客戶”是各地紛紛上馬的中小型電廠及化肥廠。

　　到了90年代后期，隨著各地中小企業的虧損和倒閉，煤港轉運量從高峰期的近100萬噸迅速萎縮到二三十萬噸，而達不到70萬噸的處理量，煤港就將陷于虧損。

　　與此同時，煤港的母公司省燃料公司也由于這些“欠賬”企業的紛紛倒閉，承擔的煤炭“壞賬”越來越多。加上早期投資熱中公司在深圳、海南等地近億元的投資，不得不將大量資產抵押“還債”。到2004年改制前，抬船路煤港的資產幾乎全被抵押給了債權銀行。

　　此時煤港本身已經通過省外業務的拓展，走出了省內需求萎縮的困境，急需資金投入擴大發展。通過改制引入新的投資方解開債務鏈，盤活企業資產自然成為了政府和企業的共識。

　　與此同時，作為湖北省最大的煤炭供應基地，河南平頂山礦務局也一直在長江沿岸尋找一個理想的銷售基地，以保障自身“兩湖一線”(湖南、湖北、長江沿線)的銷售戰略。有著煤礦背景和雄厚資金實力的平煤集團自然成為煤港理想的投資方，雙方一拍即合，在2006年中期成立了由平煤集團控股的“平鄂煤炭港埠有限公司”。

　　在這次合作中，平煤集團在湖北的首選合作對象其實并不是抬船路煤港，而是其競爭對手——漢陽港。“平煤集團開始是希望跟我們合作，現在跟抬船路的合作模式，實際上就是我們當時的合作方案。”在距離平鄂煤港不到兩小時車程的漢陽港，負責煤炭運輸的商務經理王國順向記者說道。

　　與隸屬于省燃料公司的抬船路煤港不同的是，漢陽港過去是屬于交通部管轄(后劃歸地方)的綜合性貨運港口。作為專業性的貨運港，漢陽港無論從硬件設施，還是管理經驗上，都比從“倉庫”發展起來的抬船路煤港更加具備優勢。

　　直到今天，漢陽港的煤炭吞吐量仍然略大于抬船路港埠，占該港散貨總量的60%以上。但在王國順看來，這一競爭優勢未來將很難延續。因為公司選擇了另一條發展模式——集裝箱運輸。

　　無論從環境保護、利潤回報還是發展空間上，方興未艾的集裝箱運輸都顯然比煤炭更加適合位于武漢市中心圈內的漢陽港，因此在選擇合作對象時，漢陽港最終選擇了代表集裝箱運輸模式的上海港務局。

　　盡管對于多年從事煤炭運銷的王國順來說，這種轉向不免讓他有些失落，但他仍然承認，“從市場發展而言，這是對漢陽港最有利的選擇。”

　　而對于將自身定位于“專業化煤港”的平鄂煤港來說，隨著平煤集團這一新控股股東的進入，也在重新尋找著自身的市場角色與定位。

　　“如果說過去我們只是煤炭儲運環節中的一環的話，未來我們希望能夠成為真正的市場終端。”鄧世茂信心十足地向記者表示。

　　新的角色

　　市場中心與儲運中心的關鍵差別，在于通過價格變化而調整資源配置的能力。而在過去的煤炭運銷體系中，沒有任何煤場或煤港能夠被稱為“市場”，因為它們不具備定價機制。

　　自1993年以來，電煤供應市場就一直處于“計劃煤”和“市場煤”的雙重價格體系之下。由于電力價格由政府規定，煤價上漲無法通過電價的相應上漲加以消化，政府不得不以低于市場價格的“計劃價”保證相當部分重點電力企業的煤炭供應。

　　正因為如此，每年一度的煤炭訂貨會成為了電力企業與煤炭企業就“計劃價格”爭吵不休的源頭。即使在達成年度供應計劃后，由于市場價格的變化，煤炭企業也往往不愿意按照協議價格足額供應“計劃煤”。

　　與此同時，在“市場煤”的供應方面，亦大多是由用煤企業與煤礦或代理商直接簽訂供應合同，像漢陽港這樣的儲運環節除了服務性收費外，對于銷售價格的變化并無實質性的影響。

　　“其實在煤炭儲運過程中，有著相當大的利潤調節空間。”多年從事煤炭運銷的王國順表示，其中的奧秘就在于“配煤”這個環節。因為用煤企業所需的質量標準不同，而不同質量標準的煤在價格上有著不同的差異，因此將不同質量標準的煤進行混配，就能達到既符合企業用煤標準，又能降低煤價的目的。

　　“像華東地區的企業用煤，其到廠價格實際上就是到達漢陽港的價格，而從漢陽港再運到企業，每噸三四十元的運輸成本就是靠這種混配‘省’出來的。”

　　王國順向記者舉例說明，如上海某電廠需要發熱量為4000大卡標準的電煤，而煤礦供應的煤發熱量卻達到5000大卡，如果企業以每噸430元購入，到了漢陽港就可以跟每噸370元、發熱量為3000大卡的煤以1∶1的比例進行混配，混配后每噸煤發熱量仍然符合企業用煤標準，煤價卻從每噸430元下降到了400元，“剛好省出了運輸費用。”王國順笑著說。

　　在過去的市場體系里，由于不同企業購煤價格不同，煤港必須為它們辟出專用煤場，并將企業購買的不同標準的煤像“過家家”似的堆成不同小堆，再按企業需要進行混配。不僅浪費場地，而且大大降低了效率。

　　而在平鄂煤港的新運營模式中，平煤集團各礦區供應的不同標準的煤均分類堆存，企業在購買時不再向煤礦直接購買原煤，而是按自身用煤需要，直接向煤港購買相應標準的混配煤。

　　平鄂煤港的鄧世茂向記者表示，由于煤港的規模效應，企業直接向煤港購買混配煤的成本將低于過去向煤礦買煤后自行運輸和混配的綜合成本。

　　“過去由于價格雙軌制，煤港難以作為交易平臺發揮作用，但在新的市場機制下，煤港就能發揮更大的優勢了。”鄧世茂的這一信心，來自于今年剛剛啟動的現代化煤炭市場體系改革。

　　按國家發改委副主任歐新黔的解釋，該體系將“以全國煤炭交易中心為主導，以區域煤炭交易中心為輔助，以地方煤炭市場為主攻，以供需雙方長期供貨合同為基礎，以電子商務等現代化技術為手段”。

　　平鄂煤港未來的發展方向，正是“區域煤炭交易中心”。而在致力于向交易中心轉型的同時，鄧世茂也從更市場化的角度闡釋了他對省級儲備煤場的構思。“省級儲備不會跟我們的經營項目混在一起，而是由我們提供專門場地，政府來組織企業和資金。”

　　作為一個市場化的煤港企業，平鄂煤港現在的服務領域已經遠遠超出湖北省，而省級儲備對鄧世茂來說，與其說是政府調控的延伸，不如說更像多了政府這么一個“大客戶”。

　　不管是對哪個市場，重要的是找準主要服務對象，并根據客戶的需求搞好自身建設，鄧世茂表示，平鄂煤港現在的任務是搞好港口改造，改造后的處理量將達到每年400萬噸，比現有規模擴大一倍左右。

　　“作為一個基礎相對薄弱的煤港，要達到我們的目標，還有更多工作要做。”鄧世茂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