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眼數十年，如今易綱已成為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其影響范圍也早已超過了一塊地該種什么莊稼，而是關系到中國的國民經濟運轉，并且，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強，這種影響還將傳遞給世界。他舉起哪只手，全世界都會屏息觀望。

　　這既是一種幸運，也可能是一種煎熬和挑戰。正像當年他質疑地方領導一聲令下拔了豆苗的行為一樣，如今，央行一刀“砍”了信貸的行政式干預，也使包括他在內的中央銀行落入了被質疑的尷尬境地。

　　可以預計，易綱履新的這一年，也會是央行受到爭議最多、面臨挑戰最大的一年。

　　首先是經濟界對于央行治療通貨膨脹的藥方有諸多不同看法。人們認為貨幣發多了導致通脹，央行應該實行更為嚴格的貨幣政策，進一步提高利率，才能使通脹得以控制。

　　而對于剛剛推行的信貸配給政策，眾多企業和商業銀行則叫苦連天。評論界也質疑這一政策，認為央行是在人為地制造經濟波動，引發通貨緊縮。

　　12月7日，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上刊發了一篇題為《中國央行：十年改革夢》的評論，這篇評論認為，中國的貨幣調控呈現出從間接調控回到直接調控的特點，十年央行改革實際上“在原地轉了一個圈”。

　　由于我國奉行外需拉動的經濟增長方式，巨額的外匯順差近年持續出現，對此央行已經使出了渾身解數，對沖由于外匯儲備而增加的那部分人民幣，希望抑制物價上漲。

　　央行動用的武器包括提高商業銀行存款準備金率、發行特別國債、進行公開市場操作、窗口信貸指導，還在2007年連續六次加息，其中有三次加息采取的是非對稱加息的方式，即提升存款利率的幅度高于貸款利率。結果是央行一方面耗盡了與流動性和通脹抗爭的彈藥，另一方面效果卻并不明顯。

　　在這個過程中，央行的對沖成本越來越高。從2005年開始，三年的成本已經是3000億，按照現在的經濟發展趨勢，2008年要付出多少成本，2009年要付出多少成本？

　　經濟學家鐘偉教授為南方周末記者算了一筆賬：第一，通過提高法定準備金，大約凍結5萬億-6萬億的資金，以1.98%的利率計算，一年的利息就是1200億；第二，央行票據有3萬億，大概每年綜合支付約3%的利息；第三，除此之外，每年約需對沖3000億左右的外匯順差，假定綜合對沖成本為3%，一年下來的成本大約在800億。這樣算下來，每年的對沖成本大概是3000億。

　　為保證經濟平穩增長，現在央行的任務是盡一切可能性，在中央銀行法的框架內對通貨膨脹實施有效控制。而這一輪通貨膨脹在很大程度上是成本推動型的通貨膨脹，成本推動是長期的而非短期的，這意味著在今后一段時間內中國的通貨膨脹水平可能會持續提高。

　　“這是一個成本昂貴的東西，央行貨幣政策操作的空間正在縮小。”鐘偉說。在目前的順差格局下，央行維持操作的難度已經比較大，更不用說調控通貨膨脹了。從這個角度說，信貸緊縮的行政化干預手段也是不得已而為之。

　　但這些應該難不倒他，幾年前，他就將目光跳出貨幣政策的范疇。在1998年治理通縮時，他開出的藥方是長期和短期政策的協調使用。他在一篇文章中談到，從短期看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都面臨制約，單獨實施難以取得最佳的政策效果，從中長期來看，實現可持續的增長的關鍵則是促進經濟結構轉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