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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財經(jīng)

海外投資審批尋租第一案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1月21日 14:11 《財經(jīng)》雜志

  原國家計委外資司海外投資處處長、發(fā)改委外資司助理巡視員何連中,十年間收受的企業(yè)賄賂,全部來自其手中掌握的中國企業(yè)海外投資審批權的變現(xiàn)

  涉案被查近兩年后,原國家發(fā)展和改革委員會國外資金利用司(下稱發(fā)改委外資司)助理巡視員何連中受賄案,于2007年歲末一審宣判。

  何連中因受賄總計人民幣105.6萬元,被判處有期徒刑12年,沒收個人被扣押的全部財產(人民幣101.9555萬元、美元4635.52元)。

  現(xiàn)年57歲的何連中于2006年1月23日被停職審查,同年7月26日被正式逮捕。時至2007年7月30日,北京市檢察院第一分院向法院提起公訴,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開庭審理后,于12月19日作出一審判決。

  法院判決稱:“鑒于何連中到案后,如實供述司法機關不掌握的其他大部分受賄罪行,且積極退繳涉案贓款,依法對其可予從輕處罰!

  此案歷時長達兩年,其間無一媒體介入報道,相關信息官方亦低調示人。而《財經(jīng)》記者就何連中案采訪時,聞者知其僅被認定受賄百萬余元,往往表示不解。

  事實上,在有著“部中之部”之稱的發(fā)改委,何連中雖然官位僅至副司級,卻長期手執(zhí)中國企業(yè)海外投資的生殺大權。

  發(fā)改委官方網(wǎng)站顯示,外資司職責眾多,其中包括“核準限額以上外商投資重大項目”、“安排在境外的資源開發(fā)類和大額用匯投資項目”等。判決書對何將權力變現(xiàn)的路徑略有勾勒:1996年至2006年間,何利用擔任原國家發(fā)展計劃委員會(下稱國家計委)外資司海外投資處處長、發(fā)改委外資司助理巡視員等職務便利,近40次收受來自十家不同公司的賄賂,總計人民幣105.6萬元。

  案發(fā)情婦舉報

  何連中生于1950年6月18日,祖籍河南省新鄉(xiāng)市,自幼在北京長大,青年時曾在海軍服役。1973年3月,何連中從山東省青島市某部轉業(yè)至北京,后進入國家計委工作。

  判決書顯示,何連中最早一次受賄發(fā)生在1996年,那時他擔任國家計委外資司海外投資處處長。2003年機構改革后,何連中出任發(fā)改委外資司助理巡視員,位居副司級。

  戶籍資料顯示,何連中婚姻狀況為離異。其案發(fā)據(jù)信源于情婦黃慧娟的舉報。

  黃慧娟系澳門人,與何連中已保持多年的密切關系,后因雙方不和橫生變故,遂向有關部門進行舉報。2005年11月28日,紀檢監(jiān)察部門接到相關舉報后,對何連中涉嫌違法違紀問題立案調查。

  《財經(jīng)》獲悉,黃氏舉報的內容,即2003年至2004年間,何擔任發(fā)改委外資司助理巡視員及中國委內瑞拉高級混合委員會(下稱中委高委會)秘書處負責人時收受賄賂一事,最終亦被法院判決認定。

  2001年4月17日,中委兩國在北京簽署《關于成立高級混合委員會的諒解備忘錄》(下稱《備忘錄》),并于2001年5月成立中委高委會,協(xié)調規(guī)劃兩國在政治、經(jīng)貿等多個領域合作事宜。何連中在中委高委會秘書處和其下的能源分委會擔任負責人。

  同期,中石油集團與委內瑞拉石油公司簽署了“奧里乳化油合作協(xié)議”,中石油下屬的中國聯(lián)合油品公司(下稱中聯(lián)油)與委內瑞拉奧里諾科瀝青公司簽署了“奧里乳化油三年供貨合同”。

  奧里乳化油(Orimulsion)系委內瑞拉經(jīng)過多年研究試驗開發(fā)出的一種新能源,是采用超重原油加水和化學劑而制成的燃料,其燃燒值大大高于煤,而價格遠低于石油。為此,中委兩國將建設一個年產650噸乳化油的合作項目。2002年9月,該項目獲得國家計委批準。項目主管單位為國家計委外資司,具體經(jīng)辦負責人正是何連中。

  2003年4月,北京派克文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長李建偉,聯(lián)合張佐治等人,欲以中介方參與其中。為此,李、張兩人向何連中尋求支持。恰在此時,中聯(lián)油計劃向委內瑞拉石油公司購買“奧里乳化油”,但因油量和價格等問題而擱置。

  中聯(lián)油副總經(jīng)理劉仲秋向何連中作了匯報,希望他能協(xié)調解決。同年9月,何連中介紹李建偉與劉仲秋相識,雙方商定了進口事宜——以黃慧娟與張佐治成立博坦尼克公司為中介方,協(xié)助中聯(lián)油進口“奧里乳化油”;以進口油量中的部分原油,作為中介方的報酬。

  2003年7月和8月間,李建偉在香港兩次給予何連中港幣7萬元。為避人耳目,何連中兩次前往香港時,均化名“李暢軔”。時至2004年8月,博坦尼克公司與中聯(lián)油簽訂“奧里乳化油”進口代理協(xié)議;同年12月,奧里諾科瀝青公司終于與中聯(lián)油簽訂了“奧里乳化油”購銷協(xié)議。

  《財經(jīng)》獲悉,檢方在法庭上出示的劉仲秋的證言,也大致證實了以上情節(jié)。

  法院判決書認定,紀檢監(jiān)察部門調查期間發(fā)現(xiàn)何連中利用職務之便、收受李建偉港幣7萬元的事實后,何連中主動交待了紀檢監(jiān)察部門不掌握的其他受賄情況。

  權力變現(xiàn)路徑

  與何連中熟識者告訴《財經(jīng)》記者,此人“作風獨斷”,雖然不是外資司的正職,實際權力卻勝于正職官員。甚至與相關部委對應的處司舉行會議時,何連中也往往獨攬發(fā)言權。

  法院查明,何連中在十年間收受的企業(yè)賄賂,幾乎都來自其手中掌握的中國企業(yè)海外投資審批權的變現(xiàn)。依據(jù)行賄者的訴求,何連中受賄大致可分為兩類情形。

  一類如上述收受北京派克文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長李建偉賄賂,為的是幫助企業(yè)或個人參與或獲得特定項目。中國國際工程咨詢公司、深圳市眾望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北京中科電工貿公司董事梁冰等公司與個人對其行賄,即屬此類。

  另一類則是幫助企業(yè)獲得項目批復,如收受海南中泰農業(yè)有限公司、遼寧成大集團有限公司、香港巴拉歌船務有限公司、深圳泰豐電子有限公司、深圳市深信泰豐(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中鐵三局集團有限公司等企業(yè)賄賂。

  海南中泰農業(yè)投資有限公司(下稱海南中泰)、北京中恒泰公司董事長張漢在證詞中表示,1996年,在海南中泰投資的馬來西亞棕櫚油項目報送國家計委審批過程中,他與何連中相識。1999年,海南中泰決定投資蘇里南棕櫚油項目,并與中國農墾集團公司等單位共同成立北京中恒泰公司(下稱北京中恒泰)。為加強公司實力,他請何連中幫助聯(lián)系新疆新天國際經(jīng)濟技術合作集團有限公司(下稱新天公司)入股該公司,并在國家計委項目審批期間,請求何連中予以關照。

  在何連中的指導和推動下,該項目順利通過了審批。1999年12月,海南中泰與中國農墾(集團)總公司、新天公司等單位組建北京中恒泰,在蘇里南投資開發(fā)棕櫚油種植、加工項目獲得國家計委批準。2002年12月,在項目落實過程中,北京中恒泰向外經(jīng)貿部等有關單位草擬的各類報告均由何連中處理。

  為感謝何連中對蘇里南棕櫚油項目審批過程中的支持,同時希望在項目落實中繼續(xù)得到何的幫助,張漢于2003年1月至2005年6月,先后十余次從公司支取人民幣15萬元給何連中;2004年七八月間,借何連中之子出國留學之機,張個人給予何連中人民幣5萬元。

  遼寧成大集團有限公司(下稱遼寧成大公司)總經(jīng)理張德仲稱,1997年,遼寧成大公司決定在柬埔寨投資經(jīng)營橡膠林項目。在向國家計委項目審批過程中,為縮短審批時間,他與項目合作方商議并經(jīng)公司集體討論,決定由項目合作方出資人民幣15萬元,給予負責項目審批工作的何連中。

  法院查明,在何連中的幫助下,1998年11月,遼寧成大公司、中國農墾總公司與柬埔寨森苑貿易進出口公司等合資經(jīng)營橡膠木制品加工廠項目,獲得國家計委批準。其后,因項目投資方發(fā)生變更,1999年,遼寧成大公司再次將該項目報國家計委批復,同年8月獲得批準。

  以類似方式,何連中大肆收取相關企業(yè)的賄賂,形式多樣,數(shù)額不限。如2000年至2001年,收受香港巴拉歌船務有限公司副總裁劉海港幣5萬元(折合人民幣5.3萬元);2000年至2004年間,收受深圳泰豐電子有限公司及深圳市深信泰豐(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迎給予的港幣2萬元、美元5000元、7000英鎊(共計折合人民幣16.6萬元);2001年,收受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給予的共計折合人民幣12.06萬余元(人民幣10萬元、美元2500元);2004年至2005年,收受中鐵三局集團有限公司美元1萬元(折合人民幣8.27萬余元)。

  進入2005年,何連中受賄勢頭不減。2005年內,收受北京中科電工貿公司董事梁冰銀行卡一張(內存人民幣10萬元);同年8月至11月間,收受中國國際工程咨詢公司于國棟人民幣7萬元;2005年8月、11月間,收受深圳市眾望投資集團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郭贊明給予人民幣4萬元。

  綜上,何連中收受賄賂款共計人民幣105.6萬余元。

  上訴理由與爭議

  《財經(jīng)》記者獲悉,一審宣判后,由于何連中本人認為量刑偏重,已在法定期限內提起了上訴。

  何連中在上訴狀中主要陳述了三點意見:一是其自首情節(jié)沒有被一審法院認定;其次是他有主動退贓情節(jié);另外何連中還在上訴狀中自稱其受賄有一定客觀因素,他表示自己一向勤勉工作,只是所處部門比較特殊,難免受外在環(huán)境影響。

  事實上,何連中上訴意見的前兩點在本案一審中已有提及。特別是在該案一審的質證與辯論過程中,有關何連中的自首情節(jié)即是法庭辯論焦點。相關材料顯示,何連中接受審查時,辦案機關根據(jù)舉報掌握其收受李建偉港幣7萬元的事實,何在案發(fā)后主動交待了偵查機關尚不掌握的大部分受賄行為。辯護律師在法庭上稱,希望法院考慮其自首情節(jié)。但法院認為,此舉不屬于刑法規(guī)定的自首情節(jié),辯方意見缺乏事實及法律依據(jù),不予采納。

  一審中,何連中的辯護律師曾指出,何連中在案發(fā)前退還北京中科電工貿公司董事梁冰等人給的人民幣20萬元及北京中恒泰公司法定代表人張漢借何連中之子留學名義給予的人民幣5萬元,因此這筆不應屬于賄賂款項。

  一審法院則認為,2005年8月、11月間,何連中利用職務之便收受梁冰等人給予的人民幣20萬元后,在紀檢監(jiān)察部門對其涉嫌違法違紀問題立案調查并被宣布停職檢查期間,為規(guī)避組織審查和掩飾犯罪,于2006年2月、4月,分別將所收款項予以退還的行為,此舉不影響其受賄行為的認定。而張漢借何連中兒子何理出國留學之機給予的人民幣5萬元,該款應認定為賄賂款項。

  《財經(jīng)》記者獲知,除了張漢的5萬元,何連中收受深圳泰豐公司的賄款中,7000英鎊是用于為其子何理支付在英國劍橋依利國王公學(The King’s School Ely)的膳宿費。該校設址于劍橋,建校至今已有1000多年歷史。作為英國最古老的貴族學校之一,該校專為9至16歲的學生提供貴族式的高質量教育,英國國王愛德華、亨利三世均畢業(yè)于該校。以一個副司級官員的正常收入,顯然無法支持其子在如此昂貴的學校就讀。

  海外投資審批之弊

  凡運作過中國企業(yè)海外投資項目者,提及何連中,幾乎無人不知。如一位熟識者所言,何連中是“外資司的老人”。

  但業(yè)內諸多人士對其印象不佳,有人稱其“霸道”,更有甚者以“品質極壞”、“胡作非為”來形容。在發(fā)改委內部,對何亦褒貶不一,有人稱其“頭腦清楚,干脆果斷”,“講哥們義氣,肯幫忙”,也有人稱“不能得罪他,不然就很麻煩”。

  據(jù)改革開放后中國最早的境外投資項目參與者回憶,早期中國企業(yè)赴境外投資并沒有規(guī)范的審批程序,許多項目是在國務院負責人批示下才獲得通過的。此后逐漸形成的程序大致是:企業(yè)先對投資項目進行預可行性研究(下稱預可研),并在國家計委(后為發(fā)改委)立項,立項獲批后企業(yè)開展可行性研究,同時落實資金安排。國家計委聘請咨詢公司對項目進行評估,如果評估通過,企業(yè)最終可簽訂投資合同。在尋求計委批準同時,企業(yè)還需要取得相關其它主管部門如國家外匯管理局批準,不過,這要以獲得計委外資司的批準為前提。

  由此,審批主管部門的具體負責人往往可以左右投資項目的命運。一位國企高管告訴《財經(jīng)》記者,在發(fā)改委這種機構,具體簽報行文的人——通常是處長——非常關鍵,“處長放行,司局長就可能批,高層一般不會追究很多”。加上審批標準本身模糊,審批經(jīng)辦官員實際擁有的權力很大。

  隨著中國推行“走出去”戰(zhàn)略,中國企業(yè)赴境外投資日益頻繁。據(jù)商務部統(tǒng)計,2006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凈額達210億美元。不論是國企,還是民企對外投資,甚至國有企業(yè)海外公司的對外投資,都需要經(jīng)過發(fā)改委外資司審批。

  2004年10月9日,《境外投資項目核準暫行管理辦法》發(fā)布,對境外投資項目進行了較為詳細的規(guī)定。不過,這個規(guī)定仍然未解決審批標準的模糊性問題。于是,發(fā)改委外資司依然對中國企業(yè)海外投資有著決定性的作用,其決策直接影響著千萬元乃至上億元的投資。

  這種審批權高度集中的情況,對于審批者無疑提出了極高的要求。也正因此,一位國企負責人知曉何連中案后不無感嘆地對《財經(jīng)》記者說,把何連中放到那么重要的位置上,其實是害了他。

  據(jù)悉,在何連中案發(fā)后,發(fā)改委進一步改革對境外投資項目審批程序。如2007年4月發(fā)布《境外投資項目申請報告示范大綱》;2007年5月31日起,發(fā)改委進一步放松對中央管理企業(yè)境外投資管理,規(guī)定中央管理企業(yè)限額以下境外投資項目,只需按要求填報境外投資項目備案證明,并提交其中所列附件。

  《財經(jīng)》記者就此案采訪的諸多業(yè)內人士,均承認現(xiàn)在的境外投資審批體制仍存弊端?墒,要想實現(xiàn)一個完全透明清晰的境外投資審批機制,多數(shù)人亦認為很難。“市場千變萬化,無法由一套固定標準應對,最終還是需要人來解釋執(zhí)行。只要有審批者,就會有權力尋租空間。”一位國企高管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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