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許浩 ★王一曦/北京報道

　　2007年，中國立法史上極為重要的一年。在這一年里，歷經波折的《物權法》、《反壟斷法》等重量級法律終獲審議通過。不過要論最引人注目的法律，則非《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下稱《勞動合同法》)莫屬。從年初《勞動合同法》草案帶來的激辨，到年中《勞動合同法》通過帶來的期盼，再到年末華為“裁員門事件”帶來的焦慮，這一部法律牽動著所有職場和即將進入職場的人們。

　　2007年，同時也是載入勞動立法史冊的一年。在這一年里，有三部勞動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業促進法》(下稱《就業促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下稱《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密集出臺，此外還有《職工帶薪年休假條例》、《上海市集體合同條例》等涉及勞動者權益的行政法規和地方條例。從中央到地方，立法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的力度前所未有。

　　一年之內出臺

　　三部勞動法

　　2007年12月29日，《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經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將于2008年5月1日起施行。

　　這部法律，加上2007年6月29日通過的《勞動合同法》、8月30日通過的《就業促進法》，三部涉及同一法律部門的法律在一年之內密集出臺，這在我國立法史上實屬罕見。因此有學者稱2007年是“勞動立法年”。

　　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勞動與社會保障法專業委員會副主任、著名勞動法專家梁智認為，《勞動合同法》等三部法律的密集出臺，顯現出黨中央、最高立法機構對勞動關系和社會穩定的重視。

　　在梁智看來，《勞動合同法》是勞動立法過程中的一座“里程碑”。 隨著該法的頒布實施，目前普遍存在的用人單位隨意用工、不訂立勞動合同、不辦理勞動保險等侵害勞動者權益的現象將受到法律的監管和約束。

　　“《勞動合同法》將許多新型的勞動關系納入調整范圍，填補了我國勞動法律制度的許多空白，它將成為勞動者維權的‘利劍’。”梁智對《中國經濟周刊》說。

　　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就業促進法》，雖然受關注度遠不如《勞動合同法》，但重要性卻并不亞于前者。據媒體報道，我國目前有城鎮從業人員2.6億人，從農村轉移到城鎮就業的人員上億人，遠遠超過社會所能提供的就業崗位數量，就業壓力十分巨大。

　　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張小建表示，《就業促進法》明確規定促進就業政府義不容辭，政府要把就業工作放在經濟社會發展的突出位置，要把老百姓的就業率高不高，失業率能不能控制住，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最重要的指標。正是因為《就業促進法》規定促進就業是政府義務，這部法律被稱為“民生之法、和諧之法”。

　　而最后通過的《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作為一部程序法，將對《勞動合同法》以及相關勞動立法的實施產生關鍵影響。“尤其是其中對部分勞動爭議實行‘一裁終局’的規定，將會成為勞動者維權的利器，也是該法最大的亮點。”梁智說。

　　根據1993年頒布的《企業勞動爭議處理條例》和1994年頒布的《勞動法》，勞動爭議須經“一調一裁兩審”。不愿調解可以仲裁，但想要訴訟就必須先經仲裁，不服裁決方可向法院起訴。專家認為，“一調一裁兩審”的模式周期長、效率低、成本高，加大了勞動者維權的難度。

　　而新法使部分案件一裁就終局，不必再上法院，可大大縮短這一部分案件的周期。此外，仲裁的期限也由現在的74天(經過批準可以延長，最長104天)縮短到50天(如需延長，最長60天)，幾乎縮短了1倍。

　　全國人大法工委行政法室主任李援認為，這三部法律是勞動法律關系鏈條中的三個重要環節。《就業促進法》將促使我們更好地找到工作，《勞動合同法》將保障我們更好地工作，《勞動爭議處理法》是在工作中發生糾紛時，讓我們有一個法律救濟的途徑。所以，這三部法律是聯系在一起的，目的都是為了建立和諧穩定的勞動關系。

　　勞動立法十年一變

　　2007年成為勞動法年，在曾參與《勞動法》制定工作的華東政法大學教授董保華看來，并非偶然。董保華告訴《中國經濟周刊》，有歷史學家認為中國的歷史是每十年一變，三十年一大變，百年一巨變。這個規律對于勞動立法也同樣適用。

　　董保華認為，中國勞動立法重大調整大致可以分為：1976年至1986年、1986年至1996年、1996年至今三個時期。

　　“可以說，我國勞資關系在立法上的變化是與改革開放同步進行的，如何建立適應市場經濟環境下新的勞資關系，是我國勞動立法的一條主線。”董保華說。

　　1976年以前，我國的勞動管理體制是照搬蘇聯模式，不僅從前蘇聯“進口”了勞動管理體制，也“進口”了勞動法學理論。這就是我國俗稱的“鐵飯碗”時期。這一時期國家實行一竿子插到底的管理方式。國家統一制訂工時制度，統一規定工資標準、工資形式、工資水平、工資總額以及獎勵辦法、津貼辦法等等，這些決策直接管到用人單位以及職工個人的調資升級。

　　從1970年代末期開始，我國逐漸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這一時期的勞動管理體制變遷以 1986年新工人開始試行勞動合同制，老工人實行無固定期限合同為標志。

　　“這些嘗試為如何建立市場經濟環境下的新勞資關系做出了探索，為日后勞動法的制定積累了寶貴的經驗。”董保華說。

　　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后，中國的改革開放進入了新時期。在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過程中，原有的勞動管理體制已經不適應新發展，迫切需要建立新的勞資法律關系。1993年開始起草的《勞動法》應運而生。1994年7月5日，《勞動法》經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

　　1995年5月5日《勞動法》頒布實施后，我國的勞動立法進入了繁榮發展時期。為了便于《勞動法》的貫徹落實和具體操作，國務院、勞動部以及其它有權機關相繼制定了許多配套行政規章，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也都結合各地實際制定了地方法規。

　　當年曾完整參與《勞動法》制定的中國勞動學會會長夏積智回憶說， 1994年《勞動法》得以通過，有兩個大的環境，一是改革開放，建立市場經濟體系；二是走國際化的道路。《勞動法》是改革開放的成果，標志著在勞動和社會保障管理上進入了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新階段。

　　如同許多計劃經濟時期形成的法律法規一樣，處于急劇變革時期的經濟環境與立法形成巨大的反差。1994年通過的《勞動法》也并非盡善盡美，對于一些問題的規定過于原則化造成了法律適用上的不確定性。

　　梁智認為，當時我國勞動法的立法層次還比較低，全國人大頒布的法律只有一部《勞動法》，大量存在的地方立法各自為政、良莠不齊。

　　2001年中國入世后，更多的國際資本涌入中國，客觀上要求我國的勞動法律制度更加健全和透明，加快勞動立法步伐、及時廢除或修改不適應現實需要的法律法規、提高立法層次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

　　與此同時，我國的勞資矛盾日益尖銳。據勞動保障部統計，1995年至2006年的12年間，勞動爭議案件數量增加13.5倍，其中集體勞動爭議案件數量增加5.4倍。專家認為，經過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結構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形成了由所有權和經營權聯合起來的利益主體和集團，他們共同面對勞動者，勞資矛盾已經成為中國市場經濟中主要的矛盾，但現實中勞動者的權利卻一直被忽視。在此背景下，《勞動合同法》的起草工作于 2004年底啟動。

　　《勞動合同法(草案)》課題組組長、中國人民大學勞動關系研究所所長常凱認為，《勞動合同法》的出臺有一個大的背景：過去我們過分強調效率優先，過分追求GDP的增長，忽略了公平，忽略了社會發展，而社會發展最重要的內容之一就是如何保障勞工權益，使勞動者從經濟增長中分享成果。現在政府調整了GDP至上的考評機制和“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發展戰略，這一點在《勞動合同法》的起草制定工作中有所反映。

　　董保華認為，我們正進入一個高速立法的時期，除了已經出臺的《勞動合同法》等三部法律外，《社會保險法》等可能也會相繼出臺，我國勞動保障法律體系正在逐步走向完善，“但是我希望我們不要追求速度，法定準、定好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