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英杰

    茅于軾先生在南方某論壇演講，表示贊成大學提高學費，以此來補貼窮人。此話一出，與去年這位經濟學家“保護富人”論一樣，立刻掀起了軒然大波。

    在如何對待像吳敬璉、茅于軾、張維迎等專家言論問題上，我以前一直認為，應該從其專業角度出發，而不能單純從“社會良知”等難以考量的道德標準來衡量。譬如，茅于軾先生這次“提高學費”論，在理論層面上并非不能自圓其說。

    茅于軾這番話的大前提，就是他在演講中反復強調的：“解決窮人的問題是兩個辦法，第一個是增加財富的創造，第二個合理財富的分配。”顯然，提高學費在他看來是合理解決財富分配的一種方式。還有一個小前提，就是他指出的，念大學的窮人只占很少部分。在這樣的預設下，提高學費等于是從富人那里拿錢，再來補貼給窮學生。但是，這樣“完美”的理論，在現實中根本行不通。從富人那里拿錢再補貼給窮人的過程中，勢必出現很多代理人，比如學校以及政府部門。這筆錢最后能否真正落到窮人手里，還是一個很大的疑問。再者，“殺富接貧”也不必這么麻煩，直接在財稅轉移中體現更為合理。還有，這個理論有一個非常致命的缺陷，就是念大學的窮人只有10%~20%的數據非�？梢�。從負責任的學術態度來講，茅于軾先生有必要先界定窮富標準，還要給出這個數據的出處。

    明明是學費畸高 (包括政府部門都不否認)，在茅于軾眼里卻成了學費還要提高，這顯然有違生活常識。但是，一個經歷過數十年體制變遷(茅于軾生于1929年)的經濟學家，數年來又一直致力于“扶貧濟弱”，你說他不了解現實，那是對他最大的侮辱。況且，有些原本被視作社會良知的經濟學家，近年來也時有類似“高論”。難道國內那么多經濟學家，都整日關在書房寫濟世文章？

    既不缺乏專業常識，又不可能偏離日�，F實，還不能片面地認為一個學者缺乏道德良知，那么問題出在哪里？很可能的一個原因，就是近些年來隨著市場化改革的進程，國內經濟學家群體自身發生了變化：這群人已經分化蛻變了，而公眾還用過去的眼光來看待他們，要求他們。

    國內市場化改革初期，社會結構相對簡單，倡言市場化的經濟學家的言論，往往既迎合時代的要求又客觀上維護了公眾利益，同時也與執政思維步調一致，自然受到公眾的普遍贊譽。但在當下，社會結構多樣化、利益博弈復雜化，經濟學家從其自身學術角度或個體動機出發，不可避免地成為某一個階層的代言人，由此內部自然會產生分化。原來被視作“社會良心”的學者，現在站到了富豪階層或權貴階層的一邊，也不值得奇怪。特別是，那些一直致力于推動市場化改革的學者，出于維護市場化的初衷，有時候顧不上窮人(換言之，就是那些在改革中處于劣勢的群體)的利益，更是在所難免。

    當然，要論證上面的想法很復雜。但我可以略舉一二例子。比如，茅于軾先生認為：“收入差距擴大是一個工業化的歷史過程想解決它，快是快不起來的。緩解的方案只能是加速實現工業化�！边@話的意思是，貧富差距是市場化改革的必然結果，歷史的規律，最終也只可能是緩解而不是徹底解決。張維迎先生也提過：“只要抓總量增加。不必管分配。發展到一定程度，一切問題都會解決”。厲以寧教授還認為：“中國的貧富差距還不夠大……只有拉大差距，社會才能進步，和諧社會才能有希望”。上述言論貌似正確，畢竟我們是在走出“大鍋飯”而不是回到“鐵飯碗”。但是，這些學者都有意無意地忽略了，當前貧富差距拉大的成因，并不完全是自由市場競爭的結果，恰恰是不自由競爭的后果。試問，明明起點不公平、過程不正義、競爭不充分，你卻認為產生的結果符合歷史規律，這不是選擇性失明又是什么？

    此時，再去責備那些早已“今非昔比”的學者們，恐怕意義不大。我們所要做的，應該是拋棄他們，尋找自己的利益代言人。（摘自《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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