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楊磊

　　“總計大概要投入100萬普查員，僅工業污染源就要普查150萬家企業，中央已批準財政經費7.37億元。”日前，即將率隊奔赴各地開展普查工作的“第一次全國污染源普查工作辦公室”副主任朱建平嗓子已經有些沙啞：“這是環境保護工作的一項長征。”

　　前有普查，后有督查，一張圍剿污染源的大網正在張開。來自民間和政府的兩股力量，正試圖讓每一個污染源都暴露在陽光下。

　　百萬人摸查

　　據朱建平介紹，建國以來首次污染源普查即將于春節后正式展開，普查對象分為四個方面：工業源、農業源、生活源、集中式污染治理設施。普查結果預計將在2009年上半年對外公布，并為環保總局制定“十二五”環保規劃提供科學依據。今后，類似的普查將每十年進行一次。

　　朱建平表示，雖然是全面普查，但限于規模太大，仍要突出重點。具體來說，工業污染源中的第二產業是此次普查的重點，全國列入重點污染源的企業有72萬家。按行業分，第二產業中的43個大的行業是重點，例如化工、鋼鐵、有色金屬等行業均是重點。

　　記者了解到，進行全國范圍的污染源普查，預計將出動100萬次人力。這其中，既有環保系統的技術人員、重點企業的技術員，也有大學生等臨時聘用人員。普查數據將進行四個層次的核實，企業如果偽造或者篡改數據，會依據《統計法》等進行處罰。更重要的是，科研人員將在普查數據的基礎上，進行重點行業的排污系數測算，并最終形成全國污染源普查數據庫。

　　舉例來說，不同行業的污染系數一旦測算出來，很容易發現企業造假現象，因為根據污染系數，很容易推算出它的排污量。此外，污染系數還能計算出不同生產工藝的產品轉化率，有助于幫助政府制定針對不同污染物的治理政策。

　　誰來督察？

　　“上一套水污染處理設備起碼要幾百萬元，而交罰款每年幾萬塊錢就能搞定，你說企業會如何選擇？”長期關注污染企業整改工作的NGO組織——公眾與環境研究中心主任馬軍，針對國家環保總局的跨國公司黑名單無奈地反問道。

　　馬軍指出，中國政府和民眾在融入全球化的過程中，也一定要扎好環保法律的籬笆墻，警惕個別目的不純的跨國企業利用中國不完善的環保法規污染中國。事實上，來自民間和官方的兩份數據已經證實了跨國公司在中國的雙重環境標準。

　　去年11月以來，環保總局對2004~2007年間存在環境違法行為的跨國公司進行專項后督察。此次環保后督察涉及到19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130家跨國公司。國家環保總局新聞發言人陶德田指出，這些跨國公司多數來自歐美日等發達國家，既有世界知名品牌，也有“世界500強”，擁有較好的環保口碑的跨國企業。它們近年來在中國發生了一系列環境違法行為，這是嚴重的企業社會責任缺失。 　

　　馬軍表示，被環保總局點名的今麥郎(原名華龍日清)是中國與日本日清集團合資的公司，在他們的污染名單上，日清集團下屬5家企業也都榜上有名。但是在他們與日清集團溝通時，該集團卻表示，雙方只有經濟上的關系，對方的環境污染問題并不在日清集團的管轄范圍之內。馬軍指出，僅僅依靠從上而下的檢查，沒有時刻督查，檢查成果很快也就付之東流。環保總局此次專門針對四年前的檢查進行事后督查，是工作方式的一個可喜進步。

　　另一家NGO組織的蘇雨桐表示，只有盡可能地細化到每一個污染源，才能便于動用民眾的力量進行監督。她還建議，第一次全國污染源普查，可以吸收各地一些草根環保人士、環保NGO組織參與。

　　環保發展規劃理應“憲法化”

　　作者：李樂

　　觀察

　　又一個百萬人動員！

　　面對有史以來動員規模最大、耗資最多的一次污染源普查，環保總局的官員動情地將她比喻為“長征”，而外界更愿意將她看做“十二五環保規劃”的“破題之作”，然而，無論如何看待這一次普查，中國的環保和可持續發展，都不是依靠感情和情緒能夠解決的問題。從這個角度而言，耗資多少、動員多廣并不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十一五規劃”剛過“中局”，環保普查便已指向“十二五”，這足以窺見中國最高決策層對待環保的“空前”重視。但是，如果僅將環保路線圖當做環保問題研究、設定、執行，那么最終結果恐怕不容樂觀，屢次未能完成的單位GDP降耗以及減排指標，足以佐證孤力執行“環保路線圖”的無力與無奈。

　　要想解決這一問題，必須將環保路線圖“憲法化”。簡而言之，就是要將環保路線圖的執行環節“前移”，即使環保發展規劃先于其他一切行業與領域的發展規劃制定，并由中國的最高權力機關審定，作為基礎性的規劃確立下來。

　　在如是層級的環保規劃獲得批準之后，其他相關領域，如土地利用規劃、工業發展規劃、電力、能源等發展規劃再行制定，這些其他領域的發展規劃，都必須以已經敲定的環保發展規劃為依據，進行設計和運籌，一切與環保規劃發生沖突的發展方式目標，都必須進行修改，這樣就可以保證一切發展均符合環保發展規劃中的要求和標準。

　　僅舉一例，便可說明此模式可能產生的效力。二氧化碳減排向來是歷年最難完成的指標之一，個中原因，與不斷增加的工業產能以及能源消耗相關。在上述以“環保規劃”為基礎設計的工業發展規劃中，環保規劃可以提供二氧化碳排放的上限即控制性指標，以此為依據，工業發展規劃繼而再安排產能，而后嚴格落實執行，無疑可以起到將二氧化碳排放限定在環保規劃范圍內的作用。

　　不過這對環保規劃的制定也提出了新的和更高的要求。一方面，環保規劃的最初制定，需要兼顧統籌國民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可持續發展之間的關系。另一方面，環保規劃的最初制定，也必須有長遠眼光，或許其他行業的發展規劃，可以以5年為單位制定，但環保發展規劃則必須看得更長遠。

　　只有如此，方能解決部門、系統、行業利益的沖突，對落實環保與減排任務造成的負面影響。當然，這樣一份環保發展規劃，也遠非環保總局能夠承擔。這也提出了一個新命題，即在未來的政府機構改革當中，如何通過機構設置的調整，實現環保與減排任務的高效落實。

　　在全球減排已成共識面前，現有的環保發展規劃的制定與執行，已經到了必須突破既有框架的時候，而這也是考量中國最高決策層政治智慧的一道命題。

　　普查下一步：環保大政躍躍出臺

　　作者：王永強

　　相關

　　“污染源普查表明了政府摸清環保欠賬的決心。2008年將成為國內企業環保行動的臨界點。”全國工商聯環境服務業商會會長聞一波表示。

　　相關信息顯示，一系列環保法規將在2008年開始醞釀出臺。

　　新政出臺前兆

　　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告訴本報記者：“此前進行的‘流域限批’已是環保總局能動用的最大限度的行政手段，再狠一些的沒有了。傳統的以行政手段管理環境的方式已經不能夠解決問題，而有效的思路，就是融合行政手段、市場力量和公民參與的綜合手段。”

　　對此，中國環境規劃院副院長王金南透露，環境稅、生態補償和排污權交易的試點都有可能在2008年展開，相關方案均已在2007年提交。

　　“排污權交易最可能的兩個試點，一個是在太湖流域，另一個則是在排放二氧化硫的電力行業。”王金南表示，生態補償的試點則分為諸多層次：國家層面上，青藏高原等西部地區的生態保護屬當務之急；利益主體相對明確、比較容易界定、相對小的跨省流域，像興安江、東江源、牡丹江等水源地，也可能先行試點；再小些的范圍則主要是自然和生態保護區、國家禁止發展和限制發展的功能區等。

　　最難以確定實施范圍和時間表的則屬環境稅。王金南認為，目前條件下，應首先針對污染產品和污染排放開征獨立的環境稅，不需要設置過多的稅種。對此，同樣參與了相關環境稅議案制定的環保總局政策法規司司長楊朝飛、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副所長蘇明均稱目前尚無定論，財政部和稅務總局正在研究中。

　　企業盡早調整

　　事實上，環境稅的概念的確較大。全國人大環資委法案室主任孫佑海告訴記者，環境稅屬于一個龐雜的稅收體系，從不同角度看，煤炭、石油等采掘業的資源稅，企業生產過程中的排污費，反映在產品中的奢侈稅、煙草稅等消費稅，都可以包含在整個體系中。因此，盡管通過稅收調整環境問題的方向很正確，但要建立一套完善的環境稅征收體系和法律，絕非能一蹴而就，至多只能是“十二五”規劃的中期目標。

　　“總體上說，企業的環保成本會面臨一個上升趨勢；但與CPI的飛漲相比，環保成本的上升幅度并不大。”中國人民大學環境經濟系副主任吳健如此判斷的依據是，我國目前仍屬國家承擔絕大部分環保成本的階段，在國家未將主要環保成本轉嫁回企業以前，國家的環境稅政策即便出臺，也會盡可能不增加企業負擔，給企業留有一定余地。

　　聞一波對此表示贊成。在他看來，環境稅的實施，其實是中國制造的產品價格回歸合理成本的契機。除了一些高耗能、高污染的產品外，整體環境稅施行后企業的產品成本上升一般在2%~5%的合理范圍內，這對于規范市場的有序競爭、產業發展的良性循環，其實相當有益。

　　但聞一波也同時強調，目前國家對企業環保行為的要求還是比較舒緩，為一些行業、企業提供了關、停、并、轉的調整時間；一旦哪天政府對企業的項目審批實施環保一票否決制，現在尚未利用時間調整的企業，就將面臨徹底出局的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