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狀元

　　外來者張榮坤一舉確定了慈善揚名的入滬方略，更深諳曲徑通幽的攀附要訣

　　“對我來說，捐個一百萬，不過意味著今年少換一輛車，少買一套房。”2001年初，張榮坤在上海市慈善基金會舉辦的捐贈活動上出手200萬元、拿下上海民營企業慈善捐贈“狀元”，然后以外省年輕富豪姿態出場，有如此說。其時，上海私營企業尚處于財不露白的低調狀態，外來者張榮坤一舉確定了慈善揚名的入滬方略，更深諳曲徑通幽的攀附要訣。

　　由于坐莊海欣股份，2001年，張榮坤只是小試慈善牛刀。待到2002年深陷股市泥沼、不得不轉換獵取目標直指滬上高速公路時，張榮坤捐贈數字如火山噴發，一舉躍入千萬級別。

　　2004年12月，張榮坤入選中華慈善總會評選的中國最具影響力的百位慈善人士。評選公示材料稱，張榮坤十多年來，累計向社會各界捐款3227萬元。其實，幾乎全部捐贈額，均發生在張榮坤入滬以后，特別是在2002年染指上海路橋股份以后。

　　一則《解放日報》2003年初的消息則稱，張榮坤“近年來”共向市慈善基金會捐贈了2250余萬元。上海大通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報告顯示，張榮坤2002年以福禧投資名義對外捐贈額高達2706萬元，以至于企業竟虧損486萬元。根據胡潤中國大陸慈善家2004年排行榜，張榮坤以2003年捐贈900萬元名列第31位。

　　到了2004和2005年度，張榮坤捐贈勢頭有增無減，分別為2400萬元和3800萬元(據胡潤中國慈善家排行榜)。截至2006年夏天案發前，張榮坤出現在媒體聚光燈前的時機，無一例外地與慈善捐贈及公年初益活動有關。

　　與出手凌厲的捐贈相隨，是這位外來商人滬上社會地位的節節高升。早在2001年，張榮坤就成為上海長寧區工商聯常委。同年7月，上海市人大、市工商聯負責人到長寧區民營企業調研，“重點探訪沸點投資的融資問題”。2002年5月，張榮坤成為上海市慈善基金會名譽副會長；7月，再任上海市工商業聯合會副會長；8月，又任上海公共關系協會名譽會長。此外，張榮坤還曾榮獲上海市“慈善之星”、民政部先進個人等多項政府嘉獎。

　　起訴書稱，2004年，在秦裕的幫助下，張榮坤獲得“全國優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榮譽稱號。這是中央統戰部、發改委、人事部、國家工商總局、全國工商聯設立的一個針對非公經濟人士的國家級獎項。與張榮坤同批獲獎的，還有王均瑤、郭廣昌等滬上知名企業家。

　　張榮坤所獲最顯赫地位，當屬2002年間以29歲之身當選全國政協委員、全國青聯常委等職務。有意思的是，因為要掩蓋資望太淺而竄升太快，張榮坤將自己在全國政協委員簡歷上的出生時間改到了1968年，比自己身份證上的實際年齡大了足足五歲！

　　以全國政協委員之身往來京滬，張榮坤自然將關系網織到了北京，行賄王維工就有八次發生在這里。其他布局亦已啟動。

　　2004年-2005年間，張榮坤投資約 4億元參與中國再保險集團重組。包括投資1.968億擁有中國財產再保險公司11.03%的股權，投資1.68億持有中國人壽再保險公司10%的股權，投資2000萬元持有中再資產管理公司9.9%的股權，投資1545萬元持有中國保險報業公司15%的股權。

　　在此期間，張就讀北大光華管理學院EMBA項目，再現當年入滬先入學的一幕。2006年3月，福禧投資還在銀行間市場發行10億元短期融資券，成為第一家發行短券的民營企業。

　　與張榮坤同為政協委員、青聯常委的原國家統計局局長邱曉華，亦在任內獲張贈送10余萬元現金，并因此落馬，最終因重婚罪受刑。這一款項雖以禮金而非賄金論處，但張氏在全國政協委員、青聯常委平臺上廣結善緣，可見一斑。

　　不過，張榮坤在北京的發展并未充分展開。與2000年底決心入滬不同，此次他并未決心北上。直至垮臺，他的重心始終在上海。

　　“公路大王”

　　2002年1月，王維工邀請了時任上海市市長陳良宇與張榮坤一起用餐。張榮坤請陳良宇在收購上海路橋一事中予以關照，陳當即表示支持

　　早期動用國有資金炒股，張榮坤雖然長袖善舞卻也一直低調。至2001年熊市難起，他于次年春天又以上海“公路大王”身份橫空出世，格外高調起來。

　　此前半年，張榮坤經韓國璋結識時任上海城投總公司(下稱上海城投)高層，了解到上海城投有一條公路要“處理”。城投方面稱已與浙江方面談判，但也歡迎有實力的江蘇企業加入競爭。

　　這條要“處理”的公路，即指上海城投下屬上海路橋發展公司所持的滬杭高速上海段經營權。

　　張榮坤志在必得，并動用了競爭者無法企及的高層關系。

　　“2002年1月，福禧投資(為)收購上海路橋，請王維工幫助。王維工邀請了時任上海市市長陳良宇與張榮坤一起用餐，張榮坤請陳良宇關照，陳良宇當即表示支持。”

　　起訴書中的這段細節，為張榮坤上海發展的最大轉折“畫龍點睛”。由于張此前在人脈和慈善兩方面的充分鋪墊，陳良宇此時的表態亦顯得“水到渠成”。這頓飯之后，其他各路競爭者紛紛鎩羽而歸，其中就包括來自北京的華聞控股；其當家人王政由此決心與上海本地勢力結盟，最終亦于上海社保案中折戟。

　　同年2月，張榮坤成立福禧投資，由沸點投資、南京禧福、自然人時文綺、沈嘉健為股東，注冊資本5億元(后增資至10億元)。

　　2002年3月26日，在上海市政府一號貴賓廳，市政府秘書長姜斯憲主持了上海路橋發展公司股權轉讓協議的簽字儀式，陳良宇出席，相關委辦局領導也悉數到場，場面極為盛大。

　　《股權轉讓協議》確認，上海城市投資建設開發總公司將所持有的99.35%路橋公司的股權，以人民幣32.07億元轉讓給福禧投資。后者支付現金10.15億元，承擔原上海城投對上海路橋21.92億元的長期借款擔保責任，并負責借款本息償還。有關收購款項，則可于2002年分三次支付。

　　消息震動業界，此前藉藉無名的張榮坤和成立方才一月的福禧投資，自此成為公眾視野中的“公路大王”。

　　根據上海市技術產權交易相關指標，上海路橋轉讓前評估總資產37億元，負債總額為23.3億元，所有者權益(凈資產)為13.7億元，按照福禧投資股權計算，對應資產價值也在13.6億元。

　　案件起訴書稱：“此筆交易實際支付10.15億元，獲得了最低價值13.36億元的上海路橋股權。陳良宇違反決策程序，在沒有充分論證和評估的情況下，擅自決定將上海城投總公司持有的上海路橋公司99.35%股權轉讓給福禧投資。”

　　張榮坤在這宗交易上獲利，絕不僅限于價格上的些許優惠。福禧投資實際上用杠桿收購方式，將滬杭高速上海段30年經營權納入囊中。

　　公路項目還有一層重要的意義，就是鏈接張榮坤在股市黑洞中幾乎斷裂的資金鏈。

　　2002年8月，福禧投資再從中國工商銀行上海市分行獲得100億元本外幣融資額度，用于基礎設施建設。資料顯示，福禧當年即從工行獲得短貸6億元。

　　張榮坤10億元收購款的另一來源，則正是上海社保資金。起訴書稱，2002年夏，經韓國璋、韓方河介紹，張榮坤認識了時任上海社保局局長的祝均一。當年10月，張榮坤就從上海社保局處拿到了第一筆2億元的借款，并“按約定給予祝均一、韓國璋、韓方河回報”。

　　2003年3月20日，上述所貸2億元被存入亞洲證券上海常德路營業部，隨后以張櫻、周衛明、時文綺的名義開出三張本票，共計1.7億元，以股東增資名義轉入沸點驗資賬戶，欺騙工商行政部門使公司注資達到2億元。在此過程中，王永德負責資金調度，周衛明負責辦理具體的驗資、增資手續。由此案涉虛報注冊資本罪。

　　此后，張榮坤以高速公路為融資工具，又累計拆借34.5億元的社保資金，并引發社保大案。此為后話，但其獲地方高層支持得手路橋股權在前，謀取社保資金在后，當屬無疑。

　　超級權貴資本

　　相比其他權貴資本，張榮坤更有銀行貸款和社保資金一明一暗兩條融資渠道，杠桿率大為提高

　　知情人士稱，2002年張榮坤收購上海路橋，確有基礎設施建設領域向民營資本開放的政策背景——“王維工、秦裕等人根據高層的意思，讓張榮坤等人首批運作，并在政策和資金上予以協助。因為當時先知先覺者已領會到有關政策，可以在這個領域做些嘗試。”

　　起訴書提到，時任上海市長陳良宇秘書的秦裕，對福禧投資取得滬杭高速經營權、嘉金高速BOT項目提供了幫助。

　　上述政策信息，在2001年12月原國家計委頒布的《關于促進和引導民間投資的若干意見》中已然透露。文件首次提出：“逐步放寬投資領域。除國家有特殊規定的以外，凡是鼓勵和允許外商投資進入的領域，均鼓勵和允許民間投資進入”。

　　在實行優惠政策的投資領域，其優惠政策對民間投資同樣適用；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以獨資、合作、聯營、參股、特許經營等方式，參與經營性的基礎設施和公益事業項目建設。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參與供水、污水和垃圾處理、道路、橋梁等城市基礎設施建設。

　　同期，上海市人民政府發布《關于進一步服務全國擴大對內開放若干政策的意見》，明確規定，來滬投資企業參與“一城九鎮”城鎮基礎設施與公共設施的建設和經營，享受有關優惠政策。

　　開放政策之前，國內公路歷來以國營主體“貸款修路，收費還貸” 的模式建設，在引進外資和民資的背景下，便發展出相應的BOT和TOT模式。

　　BOT是英文Build-Operate-Transfer的縮寫，即建設—經營—轉讓方式，是指政府將一個基礎設施項目的特許權授予承包商；承包商在特許期內負責項目設計、融資、建設和運營，并回收成本、償還債務、賺取利潤，特許期結束后將項目所有權移交政府。

　　TOT方式則是將現有已建成的設施轉讓給投資者，國營主體收回資金投入新的建設。這一模式一般不涉及項目的建設過程，避開了BOT方式在建設過程中面臨的各種風險和矛盾，如建設成本超支、工程停建或者不能正常運營、現金流量不足以償還債務等。有些項目可能需要進行技術改造，但同新建項目相比，風險和矛盾有所降低。

　　但事與愿違。在高速公路“允許民間資本進入”的政策實施過程中，由于地方政府強勢干預，黑箱操作，公開公平競爭環境難以形成，“民營化”實驗迅即成為官商勾結的場所，高速公路或同類大型公共基建項目演變為權貴資本融資工具，案例頻發，教訓深刻。

　　本世紀以來，各地公路經營權轉讓頻現內幕交易。賤賣問題之外，一些民營業者挪用建設資金，虛增建設成本，最終收買政府官員延長公路收費年限。2006年11月，交通部下文，要求各地政府在國家新的《收費公路權益轉讓辦法》頒布實施之前，暫停還貸公路收費權益轉讓，而新的《辦法》遷延一年，至今并未出臺。

　　上述政策的現實困境，在張榮坤握有的兩條上海高速公路上體現得甚為典型。收購上海路橋，實為TOT模式。由于滬杭高速公路上海段為已建成公路，資產負債比例也達到了70%的銀行政策線，因此張榮坤只能以改擴雙向四車道為由，每年向工行申請約五六億元規模的短貸。

　　作為上海市重點工程的嘉金高速，實為BOT項目。就在上海路橋轉讓當年，張榮坤借道上海工投，實際控制了新建項目嘉金高速。按2002年9月18日上海市政工程管理局對嘉金高速公路發展有限公司成立的批文，公司注冊資本為12億元，其中上工投、上工新創、南京禧福的出資為4∶3∶3。其貌似國有控股民營參股，但上工新創為張氏控股，嘉金高速從開始便掌握在張榮坤手中。

　　截至2006年2月9日(最后一次工商變更)，嘉金高速注冊資本增至14.72億元，其中，南京禧福維持6000萬元，占4.08%；福禧投資續增至14.12億元，占95.92%。

　　BOT模式的嘉金高速一旦到手，張榮坤迅速打開了大規模銀行貸款的通道。2003年，嘉金高速獲工行17億元短貸，次年轉為27億元長貸，張氏對外投資的大幕就此拉開。

　　對深諳此道者而言，新建高速公路項目非但可以獲得承建利潤，更關鍵的則是撬動巨額銀行貸款。在多達數年的建設周期中，操盤者可巨額虛增在建工程及庫存，套出建設資金實現對外投資。

　　相比其他權貴資本，張榮坤更有銀行貸款和社保資金一明一暗兩條融資渠道，杠桿率大為提高。收購上海路橋之初，由于公路經營權已抵押于工行，張榮坤只能以公司股權抵押拆借上海社保資金。據上海社保局當時一份風險報告認為，這種股權抵押模式存在權益不被認定、保證責任無法落實的風險，但祝均一仍為張榮坤大開綠燈。

　　經法院認定判決，祝均一收受的166萬余元賄賂中，有131萬元余元來自張榮坤，其中多數是通過妻女以財物方式獲得。

　　通過上海社保資金隱形融資，張榮坤還得以隱瞞公司負債水平，此次其被指控欺詐發行債券罪，便肇因于此。

　　2003年之后，張榮坤從兩條高速公路項目挪出短期資金，購買資產后再向社保抵押，資產規模如雪球般滾大。公司總資產由2002年的40.2億元增至2006年6月底的136.22億元，凈資產也由12.47億增至53.13億元。

　　至案發時，“福禧系”公司對工行上海分行的貸款，貸款余額為61.34億元，分別源自嘉金高速的27億元長貸、路橋轉讓時承接的20億元長貸，以及多年累增的十多億短貸。對上海社保的貸款，也累積至34.5億元。

　　三年間的高速擴張中，“福禧系”對外投資分布于金融、地產、基礎設施及上市公司私募投資。其中包括：投資約4億元持有中國財產再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國人壽再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等四家關聯機構的股權；購入華安基金20%股權；對家鄉蘇州投資近9億元，購買滬嘉杭高速20%股權和城區兩幅土地；此外，還在北京、上海各買了約1億元房產。

　　張榮坤收益最大的一筆對外投資，當數上海電氣赴港上市前的私募入股。在這場交易中，密友韓國璋發揮了重大作用。

　　老朋友，新交易

　　有早年官商密友韓國璋、王成明們的主動逢迎，上海電氣案使張氏賬面獲益10余億元，付出賄金27萬元

　　上海電氣(集團)總公司(下稱電氣集團)，是國內最大的裝備制造業企業集團，也是上海最大的市屬國資企業，2005年銷售收入達到604.9億元。2004年改制香港上市的上海電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即上海電氣，香港交易所代碼：2727)，則集中了電氣集團核心資產，2005年銷售收入為344億元。

　　2004年上海電氣改制時，張榮坤早年密友韓國璋已出任電氣集團副總裁。集團董事長王成明也是張的老相識。2000年，張榮坤曾以旗下同創企業公司，代上海廣電(集團)有限公司從旗下上市公司廣電信息(上海交易所代碼：600637)買入持有800萬股浦發銀行法人股，此時，王成明即任廣電信息董事長。

　　2004年9月，福禧投資出資10億元，持股10.54%，成為第二大股東，上市后股份攤薄至8.15%，張榮坤亦出任上海電氣副董事長。據韓國璋事后交待，張榮坤所出資金，有9.1億元來自上海電氣方面的借款。

　　2005年4月28日，上海電氣登陸香港H股市場。以上市時股價計算，張榮坤手上股權已升值至15.8億元-16.7億元人民幣，至社保案發時，這筆股權的市值更高達25億元以上。

　　針對張榮坤的起訴書還透露，2005年間，上海電氣集團總公司旗下上海集優機械股份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代碼：2345，下稱上海集優)赴港上市時，張榮坤通過下屬蔣位、張軍注冊東英集團有限公司、貝克科技有限公司、新誠國際有限公司，參與上海集優IPO配售獲利。張榮坤從上海電氣拆借資金數千萬元，在香港炒股賺得1.38億港元。

　　檢方指控，就借款炒作上海集優事宜，張榮坤向王成明、韓國璋、上海電氣原財務總監徐偉、上海電氣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投資管理部原副部長程彥敏共計行賄27.52萬元。

　　在張榮坤高達3000萬元的賄金中，區區27萬元較之其十億余元盈利幾乎微不足道。接近案情的人士透露，在此過程中，王成明、韓國璋等人，因知曉以“公路大王”身份亮相商場的張榮坤早已今非昔比，背景愈深，遂主動逢迎，故在當時既有伙同張榮坤入股華安基金股份之舉，亦有安排張從上海電氣上市中獲利之行。在對華安基金的收購中，王成明和上工投的王國雄，均為張榮坤和沸點投資的一致行動人。

　　王成明最終以貪污罪和受賄罪被判死緩，不過他被認定受賄總額21萬元，僅6萬元來自張榮坤；而韓國璋所得610萬余元賄款，有375萬元來自張榮坤。

　　罪與罰

　　張氏被控五宗罪名均非重罪

　　經歷2003年到2005年的高速擴張后，社保、銀行雙向融資已近百億元的“福禧系”仍感資金壓力。

　　2006年3月6日，福禧投資在銀行間市場發行10億元一年期短融券，發行利率為3.6%。這是國內首只由民營企業發行的短融券，一度受到基金追捧。

　　一種分析認為，此時的嘉金高速因建設資金失血過多，工程進展緩慢，原本預計2005年底竣工已無法實現。張榮坤就此籌劃了第三種融資模式。亦有人士稱，張氏坐莊海欣股份數年，2005年隨資本市場進入最低谷，已有10億元賬面虧損需要填補。

　　無論如何，上海社保案在2006年7月案發，直接導致福禧短融券風險劇增。當年8月21日，該債券的信用評級被上海遠東資信評估公司由A-1降為C級，成為中國第一只“垃圾債券”。

　　彼時，“福禧系”主要資產已遭法院凍結，10億元短融券投資者面對償付風險。這也被業內人士普遍看作是中國債券市場有史以來的第一次信用危機。

　　據此次檢方指控，張榮坤及福禧投資投資總監張軍、董事兼運營總監王永德等，“向中介提供了虛擬的2002年-2004年三個年度的審計報告，虛增9億元資本公積金和2005年上半年的報告，隱瞞了福禧投資向上海年金中心借貸30多億元和上海禧天酒店向上海工業投資實業公司借貸4.5億元股權質押的情況”，由此涉嫌欺詐發行債券罪。

　　2007年3月7日，在各方配合下，主承銷商工商銀行公告稱，福禧融資券如期足額兌付了全部本息，其資金來源則未公開披露。

　　據《財經》記者了解，2006年12月，配合調查的張櫻恢復自由，由其主導出售了公司名下蘇州的高速公路股權以及其他資產，償還了10億元短融券本息。資產售價較原購入價格均無甚溢價。

　　社保案發至今，各方消息顯示，張榮坤名下資產已近乎清理完畢，但交易細節如司法審判一般秘而不宣。比如，上海路和嘉金高速兩條公路股權據稱已折抵社保基金借款，上海電氣和中再子公司股權已由電氣集團和中再集團各自平價回購。

　　在百億元權貴資本的光環倏爾褪色之后，本是一介草民的張榮坤正在等待他的罪罰。上海社保案審判接近終局，已產生一個死緩判決，三個無期徒刑的判決，被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權貴十余人。不過，接近案件的法律人士稱，張氏被控五宗罪名均非重罪，其最終量刑與一干受賄官員動輒無期、死緩的重典，或不可同日而語。

　　2006年夏上海社保案發，一朝而成的百億元“福禧帝國”一夜傾覆。縱是身經百戰的刑辯律師亦感嘆，這位年僅34歲的資本新貴，18歲出道直至身陷囹圄，15年間過山車般的人生體驗，非常人所能揣度。在這場官商勾結的大戲中扮演樞紐角色，對原本太湖之濱尋常出身的“小蘇州”而言，究竟是幸運還是不幸？張榮坤現在一定已經有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