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根生

　　(1934年-)

　　浙江杭州人。14歲時進入著名的“江南藥王”胡慶余堂做學徒；1972年被任命為杭州第二中藥廠廠長；1992年任中國(杭州)青春寶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同年任正大青春寶藥業有限公司副董事長、總裁。經浙江省浙經資產評估事務所評估，馮根生對中國青春寶集團有限公司1972年-1999年的利稅貢獻價值是2.8億元，利潤貢獻價值是1.2億元。

　　馮根生有一句名言：國有企業的經營者，要有小車不倒只管推的精神。他也就是這樣把桃源嶺下的煎膠工場推成了青春寶集團這輛行業領頭車。作為胡慶余堂的關門弟子，馮根生還用他掌舵的青春寶兼并了慶余堂，并給與了這個百年老字號以新生。他敢于創新，敢于突破傳統，為傳統中藥的發展找到了空間。在每一次企業發展面臨緊要關頭時，他都用改革的方式為企業尋找到新的生機，用企業家的勇氣和膽識為改革增添新的嘗試。馮根生率先試行了干部聘任制，全廠員工實行合同制。更戲劇性的一幕是1997年，他毅然從銀行貸款270萬，買下了青春寶2%的股份，促成了這一老牌國有企業的股份制改革和體制突破。小平同志說過：“馮根生，我知道，做藥的。”正是這個做藥的馮根生，把永葆青春的企業家精神奉獻給了青春寶，奉獻給了中國的中藥行業。

　　石山麟

　　(1945年-)

　　吉林東豐人。1968年畢業于哈爾濱工業大學核物理專業；“文革”中因反對林彪、“四人幫”被判15年徒刑，入獄10年。平反出獄后，在公開招聘中取勝，成為黑龍江商學院講師；1985年創辦哈爾濱昌寧給水設備廠，擔任董事長至今。

　　只要血液還流動著，石山麟的創造欲似乎就不會凝固。當他跳進沒有水的賓館浴盆時，一個想法就在他心中形成：要來一次供水的革命。于是這個“蹲過大牢”，就職講師的朝鮮族漢子交了辭呈，講師、公職全不要了，憑著在獄中自修的機械學、液壓學、金屬材料力學、熱動力學和腋下的一圈圖紙，獲得了高壓水泵的專利，開始了創業。從此之后，成功和財富就如同汩汩不止地活水，涌向了石山麟。“快節奏、高效率”是石山麟的辦事風格，是昌寧集團的口號，緊緊地和著改革的節拍。在改革的大潮中，石山麟成就了自己也造福了世人。昌寧集團目前是中國最大的給水系統供應商，并且已拓展到機械、電子、食品、輕工和建筑等五大行業，而石山麟本人也成為了中國富豪100強之一。

　　史玉柱

　　(1962年-)

　　安徽懷遠人，1984年畢業于浙江大學數學系，1989年畢業于深圳大學研究生院，獲軟科學碩士學位。1989年在深圳研發M6401桌面中文電腦軟件；1991年，組建巨人公司；1996年巨人大廈資金告急，巨人公司名存實亡；1999年建立上海健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04年成立上海征途網絡科技有限公司； 2006年在海外注冊巨人網絡科技有限公司；2007年巨人網絡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

　　他的身上濃縮了中國市場經濟的改革和變遷。當年因為冒進，巨人大廈轟然倒塌，他嘗盡了商場失敗的苦澀。“買樓花還當年債”備受關注，他從此學會低調。從頭做起，他自強不息，堅忍不拔。產品、廣告頻惹爭議，他不再脆弱，書寫著自己的歷史。從巨人漢卡到巨人大廈，從腦白金到黃金搭檔，如果經商也是一場游戲，史玉柱玩了一場大翻盤，表現可圈可點。在中國經濟改革的浪潮中，他無疑是具有傳奇色彩的創業者之一：從一窮二白的創業青年，到全國排名第八的億萬富豪，再到負債兩個多億的“中國首窮”，再到身家數十億的資本大鱷，他演繹了九十年代中國企業家的一段興衰史。在民營企業家命運沉浮變幻的序列中，史玉柱再次崛起的故事，突顯出“毅力與執著”的魅力和價值。

　　寧高寧

　　(1958年-)

　　生于山東濱州，1983年畢業于山東大學經濟系，1987年畢業于美國匹茲堡大學，獲工商管理學碩士學位。1987年加入華潤(集團)有限公司，曾任華潤創業有限公司總經理、華潤集團有限公司及中國華潤總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華潤北京置地有限公司主席；2004年起任中國糧油食品(集團)公司董事長。

　　他用資本的力量換取巨大的市場空間，加速了國內產業整合的步伐。為了帶領華潤實現軟著陸并轉向實業發展，他堅持做著兩件事：華潤內部的重組和變革，中國內地市場的并購和擴張。2001年，他率領香港華潤集團在內地展開了一連串的策略性并購行動，橫跨房地產、啤酒、零售等主體產業，目標都直指“行業領袖”的地位。根在大陸，身在香港，眼觀全球，他是用金融資本整合產業資本的探索者。2006年，他宣布了中糧集團未來的發展戰略：除了生物制能源以外，中糧必須在糧食流通、糧油加工、品牌食品、地產酒店、金融投資、土畜產等5到8個行業建立行業領導地位。他不斷引導公司中高層干部從“國有企業干部”向國際型“職業經理人”轉變，認為只有保持優質、高效、穩定的職業化人才鏈，才有可能打造基業長青的企業。

　　鄧中翰

　　(1968年- )

　　江蘇南京人。1997年畢業于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獲得電子工程學博士、經濟管理學碩士、物理學碩士學位，是該校建校130年來第一位橫跨理、工、商三學科的學者。1997年，加入IBM公司；1998年，在硅谷創建了半導體公司Pixim任首任董事長。1999年，在中關村注冊成立了“中星微電子有限公司”。現任中星微電子有限公司董事長。先后榮獲“全國留學回國人員先進個人”、“求是杰出青年獎”、“2003中國半導體企業領軍人物”、“中國十大杰出青年”、第九屆中國青年科技獎等多項榮譽。

　　他是“中國創造”的實踐者。他領導中星微電子研發的“星光中國芯”系列數字多媒體芯片，徹底結束了“中國無芯”的歷史。經過不斷創新，產品已經被多家國內外知名企業大批量采用，覆蓋了歐美日韓等16個國家和地區，占計算機圖像輸入芯片全球市場60%的份額，成為第一個大規模打入國際市場的“中國芯”。2005年，中星微電子在納斯達克上市。與以往那些在美上市的網絡服務股不同，中星微是一家純粹的技術概念公司。在多媒體芯片領域突破7大核心技術類，申請超過500多項專利，讓中星微不僅僅是中國第一家在納斯達克上市的芯片設計企業，更是中國第一家在納斯達克上市的擁有完整自有核心技術和知識產權的企業。

　　厲以寧

　　(1930年- )

　　江蘇省儀征市人。1955年畢業于北京大學經濟系。1985年—1992年，任北京大學經濟管理系主任；1993年—1994年，任北京大學工商管理學院院長；1994年—2005年，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曾任中國民主同盟副主席、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中方委員等職。現為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全國政協常委兼經濟委員會副主任。

　　他在對中國以及其它許多國家經濟運行的實踐比較研究的基礎上，發展了非均衡經濟理論，并運用這一理論解釋了中國的經濟運行。他提出了企業改革主線論的主張，認為價格改革主線論的缺陷是沒有認清當時中國經濟的非均衡主要是第二類非均衡，即企業沒有充分活力情況下的非均衡。他在改革之初就提出用股份制改造中國經濟的構想，認為股份制的性質取決于投資者的性質，因而股份制與公有制可以相容。他的這一系列理論與政策主張在中國經濟改革與實踐中被證明是行之有效的，對中國經濟改革與經濟發展產生了積極而又重要的影響，被社會譽為“厲股份”。他擔任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期間親歷了中國立法的巨大進步，主持起草了《證券法》和《證券投資基金法》，審議和參與制定了《民辦教育促進法》、《農村土地承包法》等多部法律。

　　劉永行等四兄弟

　　四川新津人。1982年，大學畢業的劉氏四兄弟(劉永言、劉永行、劉永美、劉永好)為擺脫貧困，相繼辭去公職到農村創業，從孵雞、養鵪鶉開始，完成了1000萬元的原始積累，并成立了希望集團。1995年，劉永行四兄弟明晰產權 ,進行資產重組,各自在相關領域發展。到1999年底 ,希望集團已發展成為以飼料為主 ,涉足食品、高科技、金融、房地產、生物化工等行業 ,擁有140多個工廠的全國性集團公司 ,是國內最大民營企業之一。

　　回顧20 年前的創業經歷，四兄弟中的老四劉永好說：“我們提出了一句話作為企業發展的理念——‘順潮流事半功倍’。什么叫‘順潮流’呢？就是我們始終把產業定位在社會需求、政府倡導的領域。這樣去做就會事半功倍，少冒風險。”新希望集團由最初的小規模發展到現在的大規模，由最初的只從事養殖業發展到現在的多元化經營，從一個側面刻畫出中國私營企業成長的年輪。除了創業的成功之外，劉氏兄弟們的社會責任感也堪稱中國企業家榜樣：劉永好倡導發起旨在扶貧的“光彩事業”，其在“老、少、邊、窮”地區投資近2.4億元，興建14家扶貧工廠，為這些地區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作出了貢獻；劉永行因長期支持“老、少、邊、窮”地區和中西部地區經濟建設，獲得“中國光彩事業獎章”。

　　劉存周

　　(1944年-)

　　1976年開始從事醫藥生產和經營管理工作，歷任哈爾濱制藥總廠的副廠長、廠長。1997年8月正式調任哈藥集團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通過大規模的整改，使該企業實現產值、收入、利潤等主要指標翻番，2000年一舉坐上中國醫藥行業銷售收入的第一把交椅。劉存周因此被業界人士譽為“哈藥教父”和“中國醫藥行業的比爾·蓋茨”。

　　劉存周是國內醫藥界不能抹去的名字之一。他是曾經的“哈藥教父”。在主持哈藥期間，劉存周“精干主業、優化副業、收攏五指、形成拳頭、調整經濟結構、發展規模經濟”的思路使集團銷售利稅大幅增長。截至2004年10月，哈藥集團累計創造利稅56億人民幣——而在3年前，哈藥集團共有23家虧損企業，潛虧5.3億元人民幣。同時他對產權改革有頗多想法，他希望通過引入外部股東，推動哈藥建立現代化企業管理制度，避免政府一股獨大過多干預，使哈藥能在一個順暢的體制通道中盡快變身為國內醫藥產業巨頭。但劉存周希望引入國內同行強強聯手的思路并沒有得到最后的認可。最后因為重組思路與相關部門相異而黯然辭職。然而他在醫藥界的影響從未淡去。

　　劉國光

　　(1923年- )

　　江蘇省南京市人。1946年畢業于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經濟系，畢業后考入北平清華大學研究院；1951年—1955年，蘇聯莫斯科經濟學院獲副博士學位。1981年—1982年，兼任中國國家統計局副局長；1982年—1993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1993年—1998年，八屆全國人大常委。1988年被波蘭科學院選為該院外籍院士；2005年被授予首屆中國經濟學杰出貢獻獎。

　　他對中國經濟改革發展以及宏觀經濟管理進行了深入系統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精辟而深邃的理論觀點和政策建議。1979年他提出了中國經濟改革要采取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模式。1984年，區別于單純以價格改革為中心或以所有制改革為關鍵，他主張按“企業—所有制改革與市場—價格改革”的“雙向協同，穩中求進”的改革戰略。1985年，他指出我國經濟生活的深刻變化可以歸結為兩種模式(發展模式和體制模式)的轉換，并引申出“兩個根本性轉變”的主張，即經濟體制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1992年黨的十四大，他是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積極支持者。1997年至2002年，他深入總結了“軟著陸”和治理通貨膨脹的經驗，剖析了通貨緊縮的機理和治理思路。

　　年廣久

　　(1937年-)

　　幼年曾做過街頭小販。1964年開設小作坊炒瓜子。當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即將召開之時，年廣久的炒瓜子小作坊發展到100多人的“大工廠”，紅極一時。1986年傻子瓜子公司在全國率先搞起有獎銷售，3個月實現利潤100萬元。2000年8月，年廣久將“傻子瓜子”的商標等全賣給了長子和次子。

　　年廣久是“傻子瓜子”的創始人，他命運的起承轉合暗合著個體私營經濟的發展進程。作為一個商人，他是大字不識、“敢”字當先的第一代個體“暴發戶”的代表，憑著其父“利輕業重，事在人和”的遺訓和高明的營銷手段，把自己的商販生意做得紅紅火火。他缺乏現代企業管理理念和憂患意識，看不懂按會計制度制作的規范賬本，還振振有詞地說：我只要知道進腰包多少錢，出腰包多少錢就行了。在中國經濟改革最初的十多年里，作為改革開放的風向標，他的命運在風口浪尖處數次因小平同志的“點名”而化險為夷。但幾起幾落，他和他的傻子瓜子，終無法超越當年的風光，傻子瓜子也在家族企業“富不過三代”的魔咒中漸行漸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