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天蔚

    日前，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做出終審判決，廣州市獵德村的最后4家“釘子戶”，必須將其所住房屋交予“村集體”拆除，所獲補償，則以村股東大會通過的補償方案為準。至此，4家“釘子戶”的法律維權之路已經走到盡頭，但由這一判決而暴露出的農村居民物權保護的困境，才剛剛破題。

    此次判決與以往其他“釘子戶”事件的最大區別在于，這是第一起圍繞著農村宅基地上的“釘子戶”而發生的糾紛和訴訟。而由于我國現有土地制度對城市、農村土地所有權的二元化規定，使這一案件具有與以往案件不同的性質和特點，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物權法》在面對農村宅基地和地上建筑物時的困境。

    輿論普遍認為，《物權法》的出臺，是中國法制和社會建設的重要里程碑。而一般公眾理解，有了《物權法》，自己的房屋和圍繞房屋而衍生的一系列權利便有了法律保障。重慶、深圳的“最牛釘子戶”，也確實都乘著《物權法》實施的“東風”，實現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以上城市“釘子戶”能夠以《物權法》為武器保護自己物權的基本依據是，按照我國現行土地制度，城市土地歸國家所有，但“可以依法確定給單位或者個人使用”（《土地管理法》第二章第九條）。對于城市購房者而言，便是“依法”獲得了房屋所占土地的70年的使用權，也因此而獲得了對所購房屋為時70年的“準所有權”，也因此而能夠得到《物權法》中“國家、集體、私人的物權……受法律保護，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侵犯”之條款的保護。

    在這種相對明確的權屬關系之下，政府或其他組織能夠強迫業主拆遷的唯一理由，便是基于“公共利益”的土地征用。而在私權觀念日趨強化的背景下，“公共利益”的界定十分敏感，以至于從《物權法》公布、實施到現在，全國尚沒有一起以“公共利益”為名的強制拆遷事件。

    而此次廣州兩級法院的判決中，卻創造性地出現了“村集體利益”的概念，并以農村宅基地為集體所有，個人只有使用權而無所有權的法律解釋，開通了“村集體利益”順利碾過“釘子戶”房屋的坦途。

    雖然我國現行土地制度明確規定，農村宅基地為集體所有，但按照人們的普遍理解，一般隨農村村民降生而自動獲得的宅基地，理當享有伴其終生的無限期使用權。因此，人們一般普遍認為，農村居民對自己宅基地上的房屋，享有比城市居民更完全的“準所有權”。但廣州市兩級法院的判決，卻無情地打破了這一“共識”。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棄上述社會共識和農村事實沿用的慣例而不問，只嚴格解讀法律條文，則由于農村村民沒有以明確的法律程序，將自己名下的宅基地“依法明確給”自己使用，則其所有權確實應為村集體所有。村集體也確實可以以“集體利益”的名義，收回該宅基地和與其不可分割的房屋，并以村集體確定的標準予以補償，房屋名義上的主人卻沒有協商、議價的權利。而“村集體利益”相較于邊界模糊的“公共利益”，則狹窄和明確得多，只需一次村民集體的投票表決便可。獵德村村民也確實以98.6%的高票，明確了“村集體利益”所在。廣州市兩級法院對此案的判決，也正是基于上述的邏輯和獵德村村民的票決。

    但若是這一邏輯成立，則以“集體利益”的名義剝奪某個村民個人對其房屋的權利，竟然完全與《物權法》無涉；《物權法》中所稱“國家、集體、私人的物權”，竟然并不包括農村居民的房屋。這也就意味著，我國農村所有村民對其宅基地上房屋的權利，均不受《物權法》的保護。一部千呼萬喚的《物權法》，卻無法保護占全國2/3以上人口的最大宗物權，如此尷尬的局面，不是緣于法律的疏漏或含混，便是緣自對法律的刻意誤讀。（摘自《北京青年報》，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