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樂

　　死守18億畝耕地的確需要“基層動員”，但“基層”到縣鄉鎮村還遠遠不夠，真正能夠捍衛耕地的，本應是世世代代在土地耕種的淳樸農民。但現實是，能捍衛土地的農民們，正在失去“捍衛土地”的動力。

　　有人把近年頻發的因農地占用問題而引發的農民上訪、訴訟，看做是農民“捍衛土地”的表現，但只要對上訪或訴訟的動因稍加分析便會發現，補償不到位、不合理才是這些訴訟最主要的起因。如果讓農民在高額補償與繼續種地之間選擇，恐怕多數農民會選擇前者。

　　在記者采訪的多次農村土地占用糾紛中，多數農民“捍衛”土地的行動都是因為違規征占農地以及不合理的補償，使他們無法保障基本的生存。換言之，如果征占土地的一方開出的條件不僅可以滿足農民的生存需要，而且還可以使他們現有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那么，恐怕農民便不再有“捍衛”土地的動力——相比于違法違規用地在基層的蔓延，這才是最可怕的現象。

　　一旦“大筆現金”的誘惑擺在面前，貨幣收入少得可憐的農民便很難繼續留在土地上。客觀而言，其間亦有歷史原因。新中國開展經濟建設之初，為了形成開展基礎建設的資本積累，政府實際上采用了“兩端壓低成本”的路徑。即在城市維持低工資，降低人力成本支出。在農村，則壓低糧食價格，從而完成集中開展建設所需的必要資金，這在當時也屬無奈之舉。

　　而實際上，城鎮居民的低工資水平，來源于被壓低的糧價。這直接導致，長期以來農民貨幣收入的嚴重匱乏。當中國進入到城鎮化飛速發展的時期，價格機制放開，農民也必須面對更多需要用“貨幣”解決的問題。農民們發現，看病需要錢、蓋房也需要錢，即便快速上漲的糧價，也遠不能滿足他們對貨幣收入的追求。大量農民舍棄土地進城務工，便是從側面反映了這種訴求的強烈存在。

　　按照這樣的邏輯，由于急需貨幣改善自身生活水平，日益趨高的醫療、高等教育成本，都可能直接助推農民接受“高補償”的“違規占地”。這正是如今農民一系列的“捍衛土地”行動的內在邏輯。

　　正因如此，與其強制性地限制耕地轉用，不如設法提高農民在土地上獲得長期貨幣收入的可能。2006年國家開始執行取消農業稅以及種糧直補，正是這種思路的開端。但這還遠遠不夠。

　　只有農民對貨幣收入的渴求，能夠在耕種土地的過程中得到大部分滿足后，農民本身才有捍衛耕地的動力。在此基礎上治理地方基層政府的違法違規征占土地才有“群眾基礎”，否則，一旦出現滿足農民要求的高“補償”，雖然違規，但從利益層面卻可能獲得底層農民的認同，這種情況下，中央政府任何嚴格控制和保護耕地的政策，都將失去實際意義。

　　設法讓農民擁有“捍衛耕地”的“內在利益驅動”，或許才是守住18億畝耕地底線的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