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評論員 徐立凡

　　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官員年前透露，旨在解決一線職工工資偏低、工資增長緩慢、遭遇欠薪的社會問題，建立工資正常增長機制以及支付機制的《工資條例》正在起草中。

　　在社會財富占有失衡加重的情況下，從初次分配入手進行調整是十分機智的政策選擇。相較于難以確切掌握財富傳遞過程、財富數目，甚至很多時候法律和道德界線也難以界定的二次分配，初次分配更容易進行數目字管理，更具掌控性，也更易獲得社會支持，同時，還明確地傳達了傾向民生的政策信號。與調整二次分配相較，對工資性收入實施法規(guī)化管理所需的利益調整不大，所需的政府成本，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但問題是，在《工資條例》制定之前，必須搞清楚其政策指向在哪里，即到底要解決什么問題。按勞保部的說法，“一線職工工資偏低、工資增長緩慢、遭遇欠薪”是社會問題，因此，我們可以理解，這是《工資條例》的主要解決目標。從目前已知信息看，也表明了《工資條例》的政策偏好：勞保部已經透露出通過漲工資部分抵消物價上漲的意圖；針對社會反應強烈的壟斷行業(yè)工資過高問題，有關部門在研究實行限高封頂之法。此外，條例中或會包括以下內容：經營正常的用人單位，原則上不得用最低工資標準來支付勞動者在法定工作時間內提供勞動的工資；因生產經營原因，確需用最低工資標準來支付全體勞動者或者部分崗位勞動者工資的，應經全體職工或者職工代表大會同意，并且報當地勞動保障部門備案。為提高強制性，將普通職工工資收入作為經營者經營業(yè)績的組成部分，也在研究范圍之內。

　　無疑，上述內容對于現實社會問題有極強的針對性，也因此賦予了條例一定的可操作空間。此外，還有另一層效果，即可以避免市場萬能主義者們的質疑。既然是社會問題，當然政府必須出面解決。許多實踐證明，用市場調節(jié)社會問題常常無效或有反效果。政府該在場的，政府偷不得懶。

　　盡管如此，把社會問題作為《工資條例》的標靶仍令人有些擔心。畢竟，飽受詬病的高達4.88倍的行業(yè)工資待遇差別從根本上說不是社會問題；畢竟，飽受詬病的政府工作人員職務消費問題涉及的是政府定位問題；畢竟，飽受詬病的欠薪問題更大程度上不是支付機制有毛病而是監(jiān)管機制缺失的問題。所有這些沸沸揚揚的社會問題，其實有著更為深刻和廣大的生成原因。即使法規(guī)保障下的工資正常增長機制以及支付機制運行順暢，上述問題也依然存在，詬病也不會停止。因此，把發(fā)生在勞動力市場的問題完全視作社會問題，不僅有失偏頗，也會使《工資條例》的運行預期提前打了折扣。

　　《工資條例》應該對社會問題表現出恰當的政策關心，這是政府主導這一條例的職責所在。但是，它確應以市場為起步的初始點。近年來，勞動力市場表現出的一個明顯趨勢是，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時代已開始結束，越是經濟發(fā)達地區(qū)，表現得就越明顯。市場提醒我們，以人口紅利換取經濟發(fā)展的模式趨于失靈。這樣的態(tài)勢，實際上為《工資條例》站在更高起點提供了良機。勞動力供給的局部緊張，為勞動力價格的提升創(chuàng)造了條件，而勞動力越是值錢，其議價能力就越強，中國的勞資關系就越趨于平衡，由此，在硬環(huán)境上，中國的產業(yè)結構調整的條件就越成熟，在軟環(huán)境上，對于“人的價值”的發(fā)現就越完整。在處于這樣大規(guī)模可能深刻影響中國發(fā)展的轉型的前期階段，正在醞釀中的《工資條例》的使命，不僅是通過強制性地上漲普通勞動者工資收入以體現政府的社會關心，還應為適應這一轉型預留政策空間。

　　新近以《勞動合同法》、《就業(yè)促進法》等為代表的一系列立法進程，表明了高層在轉型時期規(guī)制勞資關系的政策意圖，《工資條例》理應是這一戰(zhàn)略的組成部分。說到底，是為中國的經濟和經濟道德發(fā)展作準備。而考慮到轉型期的特征，在內容上，《工資條例》應提供既關乎普通大眾，也關乎經濟轉型的雙重法律服務；在實質上，應體現政府意志和市場的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