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評論員 任孟山

　　個稅起征點自1600元調高至2000元，本該是能夠博得喝彩的一件好事，但結果似乎不是這樣，很多人提出了各種各樣的質疑。這些質疑大致總結起來有兩種：

　　一方面是對程序正義的質疑。2005年將個稅起征點800元調整為1600元，是通過民意聽證會之后才確定的起征點，是在原定1500元起征點之上又進行了調整。連霸氣十足的手機漫游費都要舉行“降低手機國內漫游費上限標準”聽證會的社會背景下，這次個稅起征點調整卻有意無意地省略了這道程序，而是由財稅部門和少數專家閉門磋商確定了數值，這讓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其中折射出的行政主導立法的老爺作風，不得不感嘆其頑固性之高。

　　另一方面是對結果正義的質疑。2000元的起征點依然是不分地域、不分具體情形的一刀切做法。在北京與貴陽兩個城市，2000元所具有的購買力完全不同；在城市與農村兩個人為劃分的地域，2000元所能表達的含義完全不同；在單身與家庭之間，2000元所負載的壓力完全不同；在體制外與體制內，2000元面對的住房和醫療是兩個不同的支付價格。不僅如此，對結果正義的質疑還來自于，起征點調整的幅度無法消解物價上漲幅度帶來的全方位生活重壓。同時，2000元的起征點能否實現調節收入分配的政策意圖很是讓人懷疑，因為普通的工薪階層依然是繳稅的主力，它的現實執行狀況已經背離了當時的制度設計初衷。

　　法律是通過逐步修訂來完善的，它需要適應社會發展的歷史真實，有關個稅的法律也不例外。社會對個稅起征點的眾多質疑，是歷史真實的構成要件，況且，它們的存在表明了民眾的內心感觸和生活處境。中國青年報社調查中心的數據顯示，有97%的受訪者認為調整的個稅起征點不合適，還需要再調高。面對這些，需要深刻反思個稅改革的思維模式和具體行為，來回應以至消除社會質疑。

　　觀念決定現實。這雖然不是一句完全正確的表述，但至少包含部分真理。在當前關于個稅改革的進程中，國家本位的思路依然清晰可辨。這至少可以從兩個方面看得出來：

　　其一，個稅承擔著調節收入差距的歷史重任。所有國家的個稅征收差不多都有這個功能，這沒有什么好懷疑的，可它要承擔的重量到底應該有多大卻是需要考慮的。1981年開征個稅時職工平均工資為每月60元，800元的起征點能夠涉及到的恐怕確實是富人。現在卻大不相同了，2007年我國就業者人均負擔的消費支出月平均約為1586元，按照任克禮委員的估算，2008年是1800元。繳納個稅的主體早已換成工薪階層，而富人卻可以有很多方式避稅。換句話說，個稅已經走向了反調節功能，它已經不能承擔調節收入差距的國家功能，再以此作為起征點低調的說法顯得過于虛偽。

　　其二，個稅的財政貢獻是制度設計時的牽掛。每次調整起征點時，總有人出來表示國家財政可能受到的損失，這次也不例外。據說，財政收入會因起征點調至2000元少收300億元，說這話的時候好像國家受到了多大損失。但問題是，2007年度國家財政收入將會達到5.1萬億元，不僅如此，即使相對于央企利潤的1萬億元和土地出讓金的1萬億元，300億元應該不算什么吧？何況，少收300億元只是個靜態計算方式，伴隨收入較高群體的擴大，不僅不會減少還可能會增加，這從上次調整后的個稅總量增加中就可以得出結論。

　　以民為本的執政理念正在貫穿于政治、經濟、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關切民生正成為一個歷史方向。個稅改革的思維也必須從國家本位走向民生本位，實現“為國家計”到“為民生謀”的轉身。政策制定者，沒有必要整天把調節分配差距掛在嘴邊，而是要認真研究到底能不能調節分配差距，在缺乏配套改革的情況下，個稅到底具有多大的動能？我國的基尼系數1980年為0.23左右，目前已經達到0.46。位居廟堂之高者，要計算的不應是財政收入減少了多少，而應是要考慮這部分錢是否能讓民眾緩解生活重壓。

　　當下的中國不是國家缺錢，而是民眾沒有購買力的痛楚。在醫改、教改、房改還沒有到位的狀態下，民眾的微薄工資不勝負累。因此，個稅改革的思路必須加以轉變，宏大思維需要走向具象思維，國家面向需要走向民生面向，否則，關切民生的執政理念可能會流為口號。所謂民生，不過是民眾生活的文辭，它的組成是缺少浪漫色彩的柴米油鹽生老病死，而判斷民生是否改善的依據不是國家的統計數字，而是民眾的生活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