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羚 秦玉琛

　　智囊的作用絕不僅僅是附和，也不應該單純解釋政策，而是樹立一個研究的基本規范，然后以經濟學家的良心，按照經濟學的規范方法進行研究

　　2007年，蔡昉的名字跟“劉易斯轉折點”這個名詞緊密聯系在了一起。有位國外經濟學家在一份報告中這樣寫道：“蔡昉教授與劉易斯教授相會。”

　　身為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的蔡昉，在深入研究的基礎上做出了一個重大判斷——中國經濟已經進入了“劉易斯轉折點”。這一觀點在2007年引起很大反響，而在2008年或許還將繼續延續。

　　“2008年是持續轉折的年份，也是新的轉折的起點。消費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拉動會更明顯，一些新的跡象會顯現出來，而這正好跟我2007年的研究相關。”12月25日，正在內蒙古自治區進行田野調查的蔡昉告訴《第一財經日報》。

　　劉易斯轉折點

　　所謂“劉易斯轉折點”，就是隨著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和勞動力市場一體化的進程，勞動力供應會出現由無限供應到供應短缺的轉折點。

　　2007年5月，蔡昉主編的《中國人口與勞動問題報告(又稱人口與勞動綠皮書)No.8：劉易斯轉折點及其政策挑戰》首次提出，中國經濟正處于這一轉折點上。

　　顯然，這一觀點對中國經濟學界傳統的關于“就業零增長”、“勞動力市場發育滯后”、“農村剩余勞動力一成不變”等說法形成沖擊。

　　一時間爭議紛至沓來。有人質疑，中國的剩余勞動力還為數眾多，這個時候提出“劉易斯轉折點”是不是危言聳聽？而蔡昉的答復是“用我的研究來說話”。

　　他的研究表明，中國的剩余勞動力并不像普遍認為的那么多，目前中國勞動力的供給結構，已經從勞動力過剩向勞動力供給平衡乃至短缺轉變。由此而帶來的影響是，中國城鄉將普遍出現勞動力短缺現象，勞動力成本也將相應提高。

　　實際上，首先在東南沿海開始出現，并繼而向中部地區，甚至是勞動力輸出省份蔓延的民工荒，似乎已在為蔡昉的觀點作證。

　　蔡昉認為，在整個改革開放期間，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是在二元經濟條件下進行的，其很大的推動力就是人口紅利。而二元結構轉換的關鍵是傳統人口紅利的消失，以及增長方式的轉變。

　　因此，“劉易斯轉折點”的出現意味著，無論在企業層面還是政府層面，都必須正視這個轉折點，針對這一變化作出相應的政策調整。

　　“這個正在發生的變化是柄雙刃劍，既可以成為推動中國經濟邁向一個新階梯的催化劑，也可能使中國經濟陷入一個均衡陷阱。”蔡昉據此發出警示。

　　他說：“這個轉折點是任何一個國家經濟發展轉折中頭號的轉折點，沒有一個轉折點比這一點更重要。一個國家從窮到富，無論是走歐美發達的路還是走到拉美陷阱里，各種可能的命運都是從這個轉折點開始的。”

　　敏銳的預警者

　　作為經濟學家的蔡昉時常擔任預警者的角色。在他看來，經濟學家的使命就是“把那些大家都還沒有看清楚的地方搞清楚，并且告訴大家”。

　　從2003年受邀為政治局講課時，蔡昉就強調“就業優先”的概念，呼吁“就業是最大的民生”。2005年，他被聘為“十一五”規劃專家委員會37位專家之一，擔當政策顧問的角色。

　　在最后公布的國家《“十一五”規劃綱要》中，“實行積極的就業政策”，“把擴大就業擺在經濟社會發展更突出的位置”等字句以及一系列促進就業的政策措施，正是蔡昉等一批學者的研究成果和建議的體現。

　　蔡昉常常會用自己的分析打破別人長期固守的認識，除了“劉易斯轉折點”，近年來，蔡昉關于人口紅利的研究也引起很大的關注和爭議。他通過研究提醒人們，中國的人口紅利是罕見的經濟高速發展、社會變化以及特殊的人口生育政策造成的，因此來得快，去得也快，企業和政府必須想辦法提前調整政策作出應對。

　　“經濟學家應該能夠以自己的思考和研究讓大家冷靜下來，理性地判斷經濟發展將要面臨的問題，提醒大家注意，并且給出政策建議。”蔡昉認為。

　　正因為此，蔡昉很推崇做學問中的“腳板”精神。他認為，研究者不應老坐在電腦前，老泡在會上，而是要到基層去做深入的田野調查。2007年的最后一周，蔡昉正奔波在中國的大西北——在內蒙古自治區廣袤的田野上進行調研。

　　“一個人只要到農村走一走、看一看，就不會否認，中國目前剩余勞動力減少的事實。這一點我很自信，我每年都有很大一部分時間是待在基層做調查的。”蔡昉說。

　　2006年6月到2007年6月，一年中很大一部分時間，蔡昉待在河北滿城的一個村子里，“四處跑，跟建設單位的項目經理、包工頭以及農民聊天，掌握第一手的資料，然后回來思考、寫作。”

　　蔡昉非常看重把自己的理論成果轉化為現實力量，幫助決策層作出有利的決策，從而改善民生，推動經濟發展。

　　他坦率地表示：“經濟學家是要影響決策的。我也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夠影響決策層。我不是為了學說而學說，中國還沒有奢侈到那個地步。”

　　中國社會科學院是公認的政府智囊，蔡昉因此常被認為是官方經濟學家。蔡昉并不否認自己的官方色彩，但對自己的研究，他非常自信。

　　“智囊的作用絕不僅僅是附和，也不應該單純解釋政策，而是樹立一個研究的基本規范，然后以經濟學家的良心，按照經濟學的規范方法進行研究。至于研究結果，跟傳統的、普遍的認識一致或不一致，只要是對國家有利的，我都會將其發表。”蔡昉表示。

　　樂觀的建議者

　　對于2008年的經濟形勢，蔡昉表達了樂觀的看法。“盡管2008年世界經濟預期不太好，但是中國受的影響不會太大，就是因為中國有巨大的內部拉動力。中國實際上作為制造業中心的潛力并沒有完全發揮出來。”

　　根據蔡昉的判斷，中國經濟的增長會越來越依賴于勞動力市場，如果就業相對比較充分，低收入群體收入增長較快，由于這部分人的邊際消費傾向較高，對消費的拉動會較大。

　　蔡昉樂觀地認為，在現階段的中國，如果政策正確、就業持續擴大，“劉易斯轉折點”就有可能轉變為庫茲涅茨轉折點(即收入差距的自然縮小)。

　　“很多主流的經濟學家都是樂觀主義者，因為他要找到最佳結果的路徑，如果不樂觀，怎么尋找？”蔡昉這樣分析自己的樂觀。

　　在這種樂觀的判斷基礎上，對2008年，蔡昉給出了自己的政策建議。他認為，某種程度上中國過度依賴勞動力資本要素投入的經濟增長方式已經達到了它作用的頂點。從長遠看，中國經濟增長方式要從單純依靠能源和勞動力要素逐漸轉變為主要依靠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

　　雖然人口紅利開始消失，但是如果有合適的政策選擇，就有可能挖掘并延長人口紅利。蔡昉建議，未來政府要加大戶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就業政策等的改革力度，為勞動力自由流動和自由定居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

　　從農村看，蔡昉認為，2008年最重要的一個舉措是通過改革外圍的一系列政策，降低戶籍制度所含有的福利因素，使勞動力能夠更充分、更有效地流動起來，保證勞動力的持續供給。同時，通過基礎教育和職業教育等形式培養人力資本，增強勞動者本身的競爭力，以延緩勞動密集型產業比較優勢喪失的速度，為增長方式的轉變贏得時間。

　　在關注度極高的社會保障方面，蔡昉強烈建議盡快啟動完全積累制的養老保障體制。“這就等于啟動了第二種人口紅利，逐漸替代第一種人口紅利的機制。我們知道第一種人口紅利在人口結構不再年輕的時候，勞動年齡人口比重不再高的時候就會消失，但是第二種人口紅利在接續了第一種人口紅利以后會永遠持續，我們就又找到了新的經濟增長源泉。”

　　蔡昉講的第二種人口紅利，來自于在人口老齡化的預期下，人們為退休后的需要而形成的新儲蓄動機，而這在現收現付制度條件下是不會產生的。

　　蔡昉主編的《人口與勞動綠皮書》已經連續出了八年。在2007年的主題——劉易斯轉折點引起巨大反響之后，人們在猜測，2008年，蔡昉會關注些什么呢？

　　對此，蔡昉表示，明年是個持續轉折的年份，轉折包括很多內容。“人口結構的變化，勞動力供應的變化如何與經濟增長方式的變化聯系起來，或者進一步提供人口轉變的證據，這可能是2008(人口與勞動)綠皮書的主題，也是我明年最關注的重點。”CFP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