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蕾

　　11月底，北京市委常委會擴大會議，王岐山用一貫的“雙手抱拳”動作，向他的“北京班底”告別。

　　中組部副部長沈躍躍在會上宣布，根據工作需要，中央決定王岐山不再兼任北京市市長職務。他高度評價了王岐山在北京市市長職位上的工作，認為王岐山為北京的改革發展和各項事業的進步殫精竭慮，辛勤工作，貢獻了全部的智慧和力量。

　　在此之前的十七屆一中全會上，王岐山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多位相關人士預測，王岐山今后的主要任務或是主持與金融相關的工作。

　　財經評論家水皮認為：“王岐山的從政經歷說明他具備應對復雜金融局面的能力，有對付金融風險的經驗，同時還具備必要的國際視線，對于資本市場有過直接的參與，而這恰恰是我們現在的管理層所欠缺的。”因此，對于投資者而言，王岐山值得期待。

　　關心國計民生的“歷史學者”

　　公眾更多熟悉王岐山，始于他臨危受命抗擊“非典”時。但事實上，從政20多年來，王岐山曾親身經歷非銀行金融機構改革、廣信破產案、海南爛尾樓處理等重大事件，是不折不扣的專業型官員。

　　1988年，王岐山出任中國農業信托投資公司(下稱“中農信”)總經理，堪稱其“金融”從業之旅開始的重要標志。在此之前，他先后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史室任實習研究員，在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任研究員，并逐步擔任了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聯絡室主任兼全國農村改革試驗區辦公室主任，以及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發展研究所代所長、所長等職務。

　　一位和王岐山有過接觸的北京投資界人士對《第一財經日報》回憶，中農信的創建是王岐山獨具眼光的一次作為。當時組建中農信的執照是中國首批非銀行金融執照之一。

　　組建中農信和王岐山在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的工作背景有關。在草創時期，王岐山發現中國有商業銀行但沒有投資銀行，就農業領域而言只有農業銀行，而沒有為農業發展進行資金支持的金融機構。那段時間興起的非金融機構，還有中信、光大、中創等。而從更大的背景看，當時中國非銀行金融機構尚起步，中國資本市場建設剛剛開始。

　　事實上，在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時的王岐山，就開始對金融產生了興趣。時任民國史室副主任朱信泉研究員曾對媒體回憶說，王岐山作為一個歷史學者，興趣卻在現實的國計民生。

　　朱信泉看過王岐山兩篇關于經濟問題論文的打印稿。身為領導的朱信泉并沒有覺得王岐山寫經濟論文是“不務正業”，因為他認為“年輕人需要更多發展機會”，而“岐山在經濟問題上有著獨到的見解”。

　　“當時，他們有三五個人關系非常不錯，非常熱衷談論經濟問題，經常在一起爭論，寫文章。”朱信泉回憶。

　　確實，當時有一批年輕人眼光長遠，聚焦在改革開放后的金融領域。當時以國家體改委和中國人民銀行總行體改辦為主的政府部門，開始探討建立中國資本市場的可行性。

　　業內認為，1988年9月在北京萬壽賓館開了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會議。該會議是以國家體改委和中國人民銀行總行體改辦的名義組織的，名為“金融體制改革和北京證券交易所籌備研討會”。

　　當時到會人士，其中就有時任中農信總經理的王岐山。其他人還包括時任央行副行長的劉鴻儒、中創公司總經理張曉彬，以及時任外貿部部長助理的周小川。多年以后，《證券市場周刊》總編方泉在一個講述中國證券市場歷史的會議上，稱他們是“年輕的有先見頭腦的金融官僚”。

　　親歷金融改革非常時刻

　　之后的幾年間，王岐山先后在建行和央行擔任高層職務。

　　1989年11月，王岐山任中國人民建設銀行副行長、黨組成員。1993年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黨組成員，1994年起任中國人民建設銀行(1996年改為“中國建設銀行”)行長。

　　在任建行行長期間，王岐山發起成立了后來在業界頗具影響的中國國際金融公司，這也是建行和摩根士丹利合作成立的中國第一家合資投資銀行。

　　但兩年之后，王岐山又離開了他創建的金融機構。1998年，王岐山出任廣東省常務副省長。目前比較一致的看法是，由于發生了廣信、粵海事件，王岐山以金融專家身份出任這一職務，是為協助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的李長春應對金融危機。

　　在中國資本市場早期發展的10年中，金融制度很不完備，紕漏頗多。1997年中央金融工作會議就指出要嚴肅金融紀律，體現在廣信事件中，對于廣信資不抵債，中央政府和廣東地方政府表態不會替其償還債務。

　　對此，身處事件處理前線的王岐山，必須耐心而巧妙地向債權人解釋、斡旋。他詳細地向債權人解釋了窗口公司的概念，說明“窗口公司不是政府”，“以前可以(這么說)，現在不行了”。

　　現實也引發了王岐山的思考。幾年之后，他在一次公開場合演講時說，廣信破產后，即使有人還敢借用地方政府和部門的背景借債，也沒有人敢借給他。這就建立了防范道德風險的機制。“這是我們付出代價換來的機制。”王岐山說。

　　他還強調，中國金融要融入世界，必須由人治走向法制，由法規制度來裁判、監督、管理市場，建立起剛性約束機制；在國際化的進程中，必須確立法制精神，建立商業誠信原則。

　　處理廣信和粵海的案例，王岐山對金融法規建立的迫切性深有體會，此后他多次表達了這方面的觀點。比如，“核心教訓在于市場必須有法規制度剛性約束”，“建立法制是一個非常重要，也是痛苦的過程，但唯有痛苦，才會真切感受到剛性約束的重要和必要”，等等。

　　處理廣信、粵海事件，使王岐山被外界評價為有理有力有節。2000年12月，王岐山回到北京后任國務院體改辦主任；2002年11月，十六大前后的新一輪地方換屆中，王岐山奔赴海南，到“天涯海角”任省委書記。

　　此前，海南省還沒有真正從泡沫經濟中恢復，“爛尾樓”集體暴露之后，發展方向模糊待定。王岐山到任后，僅僅5個月，就在海南各界留下了極佳口碑。

　　他告誡海南各級官員，可持續發展是海南的生命線，在目前利益和長遠利益上，一定要死死抓住長遠利益，不能犧牲長遠利益換取眼前利益。在解放思想的同時，更重要的是要實事求是，不能“發燒”。

　　再之后，眾所周知，突如其來的“非典”使得王岐山臨危受命，再次北上，出任北京市代市長，后被任命為市長。抗“非”期間，王岐山“軍中無戲言”等名言及其“硬漢”形象，早已深入人心。

　　硬朗而不失清新的執政風格

　　在豐富的從政歷程中，王岐山獨具風格的個性特征頗為引人注目。

　　一位在北京“兩會”期間采訪過王岐山的媒體記者告訴本報，王岐山講話一般不拿講稿，沒有一般的“官調”，其講話直率直接，一下子就能把人吸引過去。

　　任北京市市長期間，王岐山的頗多言論都令外界印象深刻。他在美國洛杉磯演講，說作為一個世界大都市的市長，面臨城市堵車、行業差距和區域差別等問題，比“一位天天說自己有毛病的人”更痛苦。他還說，在北京接見外國來賓，如果對方遲到，他得先道歉，因為作為市長，沒有解決北京交通問題。

　　而此前，在海南，他也一貫幽默，在被媒體問及“爛尾樓”處理時，王岐山曾說：“最后要留一棟，將來搞個博物館，讓后代人知道什么叫‘爛尾樓’。以后學經濟的研究生可以到那兒去，讓導師現場給他講一講泡沫經濟是什么東西，那會很有趣。”

　　上述與王岐山有過接觸的投資人士也告訴本報，王岐山十分善于與人溝通，朋友遍及各行各業，“他出現在朋友圈里，就像一個老大哥。”王岐山自己也曾說，他的朋友到處都有，和拉板車的“發小”溝通也無障礙。

　　這位人士總結王岐山的執政風格是“硬朗而不失清新”。他認為，王岐山擁有廣闊的國際視野，善于吸納新事物，有能力處理復雜的局面。

　　王岐山語錄

　　● 1997年10月

　　“古人云，人不自信誰人信之。”在中國移動香港上市首日的招待會上，作為保薦人的王岐山在臺上說。當天正值香港股市因亞洲金融風暴而大跌。

　　● 2003年4月

　　“我就要求你們匯報的時候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誰也不能‘貪污’信息，軍中無戲言。”在調任北京后的第一次北京市政府常務會議上強調，會議主題是防治“非典”。

　　● 2003年4月

　　“說句實話……”接受中央電視臺《面對面》專訪時，時任北京市代市長王岐山在每句話前，總愛加上這么一句。

　　● 2006年1月

　　“作為市長，我只是個符號而已……群策群力，我們才能把政府工作做好。”在北京“兩會”海淀代表團會議上表示。

　　● 2006年1月

　　“我的美夢就是北京日新月異，我們要籌辦奧運；噩夢就是安全，突發公共安全。”在北京市政協的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首善之區座談會上表示。

　　● 2006年6月

　　“北京經濟兩位數的增長率雖已20多年，但今天的人均收入才相當于美國1974年的水平。如此改革發展，怎么會威脅世界？!”在訪美午餐會即興演講中說。

　　● 2007年1月

　　“(今年的首要任務是)舉全市之力做好奧運會、殘奧會籌備工作，著力提升城市建設服務管理水平……從現在開始，我們要夜以繼日地努力工作。”在北京“兩會”作《政府工作報告》及參加審議時說。

　　● 2007年1月

　　“說真的，奧運交通問題我沒發過愁。我唯一擔心的就是2008年8月8號那天晚上下雨！”在與北京“兩會”港澳委員座談時說。

　　● 2007年3月

　　“我這個人不喜歡念稿子，我是學歷史的，喜歡回顧過去，展望未來……40年前那還都穿著統一的服裝，戴著紅袖章，豪情滿懷地橫掃牛鬼蛇神呢……我們國家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一萬年只爭朝夕的精神沒變，中國共產黨的氣魄和責任心沒變。”參加全國“兩會”北京代表團小組審議時說。

　　● 2007年5月

　　“有些人恨不得在自己臉上都刻一‘闊’字。”在與北京市政協委員座談時公開批評含“至尊”、“豪宅”、“頂級享受”等字眼的炫富廣告。

　　(資料來源：本報根據公開報道整理)